Thursday, December 29, 2016

探求薛定谔之猫而得到的诺贝尔奖

近一个世纪以前,物理学家开始探索神奇的微观量子世界,相继发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现象。其中之一是波粒二相性,即微观粒子同时呈现粒子和波动的特性:它们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地点出现,或同时占据不同的能量态。因为这样的行为与我们日常所熟悉的经典世界格格不入,这两个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确定的分界线,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便成为一个难题。

为了解释这些新现象,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等人在1920年代中期逐步发展出一套系统的理论:在纯粹量子世界中,粒子的状态完全由其波函数描述,波函数的平方值决定该粒子在某处出现的几率。我们对这个微观世界的观察和测量是通过经典世界的仪器进行的,只能测量到经典意义上的性质,而无法直接观测波函数及其演变。只有在对大量的重复实验结果做统计分析才能得到量子世界原有的几率发布。这便是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

比如一个具备放射性的原子会在某个时刻自发地放射出某种粒子而衰变成其它原子。我们在对大量同种原子的衰变过程观测后可以知道其衰变的速度(半衰期)。但对任何一个单个原子,我们只能知道它有一定几率会发生衰变,却无法确知它是否会在一个特定的时刻衰变。在量子理论中,这个原子处于一种“既衰变又没有衰变”的状态——其波函数是衰变态和未衰变态的叠加。两个态的相对比重决定其在该时刻发生(或不发生)衰变的几率。

而我们用经典世界的仪器观测这个原子时,在任何时刻都只能看到它或者尚未发生衰变,或者已经衰变了,无法看到所谓“既衰变又未衰变”的状态。在哥本哈根诠释中,这样的结果是经典世界和量子世界接触时的必然结果。量子世界的原子的波函数在被经典世界仪器观察时发生了“塌缩”:从原来的叠加态变成了其中的某一个态。而这个塌缩是瞬间完成的,其过程本身亦无法观测。

这个理论从一开始便引起许多著名物理学家的怀疑和挑战。1935年,说过“上帝不掷骰子”名言的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便与同行一起设想了一个在这个诠释中可能出现超光速而破坏因果关系的假想实验(即EPR悖论)。其后不久,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在与爱因斯坦讨论后提出了一个更为简明的假想实验,也就是著名的“薛定谔之猫”:设想在一个封闭的箱子里有一只猫和一个放射性原子,原子衰变时放射出的粒子可以将箱子里的一个毒气瓶打开,将猫毒死。这样,原子是否衰变与猫的生死变得息息相关,成为统一状态。我们打开箱子时,猫可能死了(原子衰变了)也可能活着(原子尚未衰变)。然而无论是死是活都只是打开箱子观察的那一瞬间猫和原子波函数塌缩的结果。在那之前,猫与原子一起却是处于“既死又活”的状态中。

薛定谔这一假想实验的意义在于把量子世界的原子与经典世界的猫直接地栓到了一起,或者说两个世界的状态发生了耦合或“纠缠”。这使得哥本哈根诠释的前提——两个世界有着泾渭分明的行为——变得模糊可疑。如果说人们对量子世界中的奇特现象比较容易接受的话,没有人会认可经典世界的猫也能处于一种既死又活的荒唐状态。


当然,物理不是哲学的思辨。几十年来,物理学家在对此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的同时更加致力于将这个假想实验付诸实施,在一些不同的领域实现了与薛定谔之猫等价的物理真实。这些努力中的两个突出例子便是201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奖工作。

诚然,我们现在还没法在一个箱子里存放单个的反射性原子并让其放射出的粒子打开一个有毒气的瓶子。(更何况那会激怒所有的爱猫人士和动物保护者。)所谓经典世界与量子世界的耦合或纠缠还只能在很小的尺度,也就是介于微观和宏观之间的“介观世界”(mesoscopic)中实现。

美国科罗拉多(Colorado)大学和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大卫·维因兰德(David Wineland)教授的研究组采用的是带正电的铍离子。他们通过激光制冷等手段把单个的铍离子“锁定”在一个电场势阱里,只允许它在势阱里做轻微的振动。由于铍原子质量相对较大,这样的振动基本上不具量子特征,相对于经典世界的“猫”。同时,铍离子中的电子在激光的激发下可以在两个邻近的能级之间跃迁,或被调制为处于同时具备两个能级的叠加态上,这便相当于量子世界的放射性原子。他们用一连串不同频率的激光“操纵”这个离子,先让它进入量子的叠加态,然后将这个叠加态与离子本身的振动耦合起来,便实现了经典和量子两个世界的“纠缠”。

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赛尔日·阿罗什(Serge Haroche)教授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将少量的光子引入两面金属铌制成的镜子之间。在极低的温度下,光子与周围环境几乎没有作用,镜子因为成为超导体能够完全反射光子。这样,光子可以在两个镜子之间来回反射达100多微秒的时间不被吸收。它们在这相距大约3厘米的两个镜子之间的运动成为这个实验设计中的经典世界部分(猫)。同时,阿罗什让一个处于高激发态的铷原子穿过光子的路径。因为频率的差异,铷原子无法吸收该光子,但能在与光子的碰撞过程中与光子所处的态实现耦合或纠缠。当铷原子被调制成处于两个高激发态的叠加态时,光子与其纠缠后便成了薛定谔之猫。

这两个实验不仅能够制备出相当于薛定谔之猫的“经典”与量子世界的纠缠态,还可以对这种态进行动态的测量。测量的方式与制备本身相同。美国的实验用激光再次照射处于纠缠态的离子,而法国的实验则将另一个相同的铷原子送入光子的路径,获取纠缠态的数据。

阿罗什在法国的实验中还发现,他们那些处于纠缠态的光子并不稳定。因为镜子表面不是理想的反射面,某些光子会因为散射逃出。而即使有一个光子逃逸,都会令剩下的光子失去纠缠。在宏观世界中,一只真正的猫由无数的原子分子组成,几乎没有可能让它们保持在同一纠缠态上。因此,现实的薛定谔之猫大概是无法实现的。

但在这些实验中,阿罗什却发现通过改变制备和观测的两个铷原子进入光场的时间差,他们可以测量到光子失去纠缠的经过。在他们的实验中,叠加态的塌缩并不是哥本哈根诠释中所描述的“瞬时”作用,而是有一个明确的衰减过程。这种衰减在物理上叫做“去相关”过程,与瞬时的塌缩概念相对。类似的衰减过程也在维因兰德的离子实验中观测到。


维因兰德和阿罗什的实验都打破了原始的哥本哈根诠释为量子测量规定的条条框框。他们不仅在原子和光子作用的领域实现了等价于薛定谔之猫的场景,并通过对这些原子和光子的操纵得以直接研究这一状态的演化过程。因此,诺贝尔奖委员会认为他们做到了在此之前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打开了实验量子物理的一个崭新时代的大门。

(2012年10月16日)




穿越时空的伽马射线

天上的星星数不清。虽然我们看到的夜空是黑暗的,那无数的星星正在不断地发出无数的光,其中只有微乎其微的光线能够到达地球。而星星发出的光也只有极少数被物质吸收。如果想像一下今天的宇宙已经有了100多亿年的历史,其中存在的光似乎是一个无法描述的浩瀚概念,连“天文数字”一词都显得苍白无力。

然而,今年11月1日,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召开记者会宣布人类已经能够“看到”宇宙中全部的光,而且明确指出是宇宙创始以来“所有星星所发出过的所有的光”(the total amount of light from all of the stars that have ever shone)。

NASA采用的方法是接收来自宇宙深处的伽马射线,这些穿越了宇宙全部时空的信使不仅给我们带来所有光场的讯息,还带来了宇宙演化的历史记录,甚至还可能让我们得以窃探看不见的暗物质。

伽马射线和费米望远镜

伽马射线是上世纪初首先在镭原子的放射性实验中被发现的。科学家后来才知道那是一种能量非常高的光子,也是目前所知能量最高的光。因为其能量太高,伽马射线在介质中只能被吸收,不能像普通的光或电磁波那样发生折射和反射现象。能量比较低的伽马射线被吸收时会令原子电离产生光电效应,能量高的则会蜕变为正负电子对。它对人体有害,接触时需要用比较厚的重金属材料做保护。

除了放射性原子的衰变,伽马射线也会在大气层中因为闪电、雷雨或宇宙射线的激发产生。但其最大的来源还是天外的宇宙。好在地球的大气层是天然的屏障,来自天外的伽马射线基本上全在大气层中被吸收而不会损害地球生物的健康。

也正因为如此,观测宇宙射线中的伽马射线必须走出大气层,用高空气球或人造卫星转载专门的仪器测量。为此,NASA早在1991年便发射了一颗叫做“康普顿伽马射线观测站”的卫星,初步描绘出宇宙伽马射线来源的全景。2002年,NASA发射“费米伽马射线太空望远镜”卫星,携带更为先进的仪器取代已经失效坠毁的康普顿观测站。

“望远镜”只是一个俗称。因为伽马射线不能被反射或折射,也就不可能像望远镜那样聚焦。卫星上装载的两个探测仪都只是大面积的被动接收仪器,分别通过探测正负电子对和光电效应来辨别伽马射线,并能相当准确地还原射线的来源方向、时间和能量等参数。也正因为不需要定向聚集,它们可以同时接收大范围的信号。因此,该卫星每3小时绕行地球2周时便能将整个天幕扫描一次。这样不断地扫描的结果便能得到宇宙中几乎所有的伽马射线光源分布和它们随时间的演变。

宇宙中所有的光

自然,这个“望远镜”接收到的最亮的伽马射线来自我们地球所在的银河系,大部分产生于高能的带电宇宙射线与银河系中星际物质和光子的碰撞和作用。通过对这些伽马射线的分析可以得到那些星际物质、光和电磁场等分布的数据。

更有意思的是那些来自银河系之外遥远星空的伽马射线,从那里能够来到地球的伽马射线便少得多,带来的信息也尤其珍贵。在距离我们几十亿光年之外有着大量的星系,其中心是巨型黑洞。这些黑洞在吞噬其周围的星体物质时会向外发射以伽马射线为主的能量流。如果这个发射的方向正好对着地球,便能够被费米望远镜探测到。这样的黑洞在天文学上叫做“耀变体”(blazar)。虽然我们刚刚才接收到,这些伽马光子是在几十亿年前就已诞生,在那漫长的时间中穿越了浩瀚的距离才来到我们的门前。它们不仅仅带来了远古的信息,而且在征途上经历了宇宙几乎从初始到今天的种种变迁。

我们这个宇宙是在将近140亿年前的大爆炸中产生的。大爆炸4亿年后,早期的星球逐渐形成并开始发光。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星球乃至星系不断地诞生和死亡,并不断地将自己的光线遍洒于宇宙空间。这些经过100多亿年间积累的光至今仍在浩茫的空间中徜徉,形成主要由可见光和紫外线构成所谓的“星系背景光”。因为地球附近星光环境的干扰,我们不可能直接观测到宇宙深处相对微弱的星系背景光。而那来自宇宙边缘耀变体的伽马射线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探测的途径。

伽马射线因为其高能量在宇宙空间几乎完全畅通无阻,所以能够来到地球附近。但它们之中的一些在途中也会偶尔与无处不在的星系背景光中的光子碰撞而衰变为一对正负电子,不再能抵达地球。NASA的研究计划锁定了150颗耀变体,长期跟踪它们向地球发射的伽马射线的强度。它们之中,距离地球比较近的耀变体的伽马射线强度较高,而那些真正处于宇宙边缘的遥远耀变体的伽马射线则需要精细测量才能辨识。这些数据的总和汇集了宇宙所有区域星系背景光的密度分布。也就是NASA所称的我们得以见识宇宙创生以来所有星星所发出过的所有的光。

图为NASA发布的整个宇宙伽马射线源分布图,中间明亮的部分是银河系射线源。绿色标明的那些点则是这项研究中采用的150个耀变体位置。

不仅如此,来自距离地球较近的伽马射线途中只穿过了近代宇宙所含有的背景光场,而来自遥远耀变体的射线则在那之前还经历了早期宇宙的背景光。通过对不同距离射线源数据的分析我们可以获得大爆炸后的宇宙早期星球及其发光的知识以及随时间而变的过程,为宇宙描绘出一份独特的演化历史。NASA科学家现在认为宇宙最初星球诞生的时间可能比以前所猜想的晚一些。而这些早期星球与现在的恒星也大为不同,它们主要有氢原子组成,比今天的星星更大、更热、更亮也更为短命。

暗物质

接近一个世纪以来,天文学家一直出于不同的原因怀疑宇宙中有我们看不见的物质存在。当代科学家根据现有的广义相对论计算得出的结论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星星、尘埃和气体等等只是宇宙中物质不到20%的部分,其余80%以上是尚未能观测到的所谓“暗物质”(Dark Matter)。暗物质有质量,能够影响星系的分布和运动,但本身不发光也不与光子发生作用,所以无法被人类观测到。

对暗物质的成分猜想很多,一个比较占主流的理论是它们由质量相对较大、但相互作用非常弱的某种粒子组成。这种粒子的英文名字有一个简单的缩写叫做“胆小鬼”(Weakly Interfacting Massive Particle——WIMP)。它们还有一点非常特别,就是它本身便是自己的反粒子。如果两个“胆小鬼”粒子相遇就会窝囊地自行湮灭,衰变为一对高能量的光子,即伽马射线。

如果这样发生的伽马射线不是极为罕见的话,费米卫星上的“望远镜”自然也应该能接收到其信号。的确,在对费米望远镜采集的数据分析中,科学家今年发现了一些异常、来路不明的伽马射线。但他们目前还没法确定这些信号是来自神秘的暗物质还是望远镜本身的故障。


2008年发射的费米望远镜设计寿命为5年,但希望能有10年的运行时间。目前它正值壮年,已经获得显著的新成果。而新一代的“望远镜”已经在设计之中,将能够直接观测星系背景光。更多的伽马射线探测资源也将加入对可能是暗物质射线源的研究。人类对宇宙的认识在继续推进着。

(2012年11月24日)


科普


与诺贝尔奖失之交臂的惠勒

2009是物理学家惠勒(John Wheeler)逝世一周年的纪念日,《今日物理》(Physics Today)杂志在2009年4月号发表了几篇回忆文章。惠勒不算是非常出名的物理学家,大家知道他可能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他号称是“黑洞”这个名字的发明人(其实他不是,那是在他的一次讲座中一个听众即兴提出而被他认可的),再一个便是他是众所周知的费曼(Richard Feynman)的导师。



惠勒拿到博士学位时还不到二十二岁。那是1933年的事。与那时几乎所有的年轻物理学家一样,他不久便远走欧洲,拜师于哥本哈根的玻尔(Niels Bohr)门下。在那里他做了好几个很像样的工作,但都被玻尔觉得“只是有意思”而压下没有发表,只有一篇论文侥幸过关面世。惠勒回国后开始了他漫长而硕果累累的教学生涯。但战争也随之而至。

1939年1月,玻尔乘船远赴美国访问,在哥本哈根的码头上,弗里希赶来送行,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话。许多天以后,玻尔在纽约的码头上见到了前来迎接的费米和惠勒,便又分别地同他们耳语了几句。人类实现原子核裂变的消息就是这样飘洋过海的。(《今日物理》上另一篇文章说当时玻尔并未透露这个新闻,而是他一个学生擅自传给惠勒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玻尔和惠勒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合作,奠定了原子核裂变的液滴模型,为后来研制原子弹打下了先期的理论基础。

费曼也就是在这期间成为惠勒在普林斯顿的学生的。惠勒当时着迷于正电子,因为突然醒悟到正电子不过是在时间里倒着跑的电子而激动不已,半夜三更跑到费曼宿舍把他叫起来神侃。若干年后,费曼把这个图像用箭头画出来,成了量子电动力学中不可或缺的费曼图。费曼的毕业论文也是惠勒当时的一个怪想法,把所有的东西都看成粒子,而把场的效应归结成“远程作用” (action at a distance)。即使是在拉斯阿拉莫斯造原子弹的期间,这师徒两人仍然忙里偷闲的发展这一怪异的东西,但没什么结果。又是若干年后,费曼终于看出奥妙,把这个原来是作为经典物理研究的东西套在量子世界,发展出一套叫做“路径积分”(path integral)的对量子物理的一个新表象。

二战打完后,惠勒再度跑到欧洲游学,以巴黎为基地并不时去哥本哈根拜会玻尔。每每作出成果便巴巴地献给玻尔审阅,却又一如既往地被玻尔压下。1949年的秋天,惠勒作出了对原子核非对称形状的解释,寄送玻尔后长达一年未见回音。在这个期间,惠勒收到了一个预印本,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行雨水(James Rainwater)已经作出了同样的理论。又是若干年后的1975年,雨水因这一工作获得诺贝尔奖。玻尔的儿子也在那年分享了这个荣誉。

素有绅士风度的惠勒无怨无悔,从来没有抱怨过玻尔一句,也未曾自我哀怜什么“擦肩而过”的伤感,只是偶尔会提醒自己的学生如果他们作出重要的发现应该立即发表,不要消极等待更多的成果。惠勒也没有太多时间反思——苏联的原子弹爆炸了,他赶回美国投入到老朋友泰勒(Edward Teller)主持的氢弹研究工作。

惠勒是在九十六岁高龄时去世的,他的本子上还留有九十五岁时写下的物理研究笔记。与其他著名物理学家相比,惠勒最突出的是他那些群星灿烂的学生们。《今日物理》做了一个统计,在普林斯顿(Princeton)施教期间,惠勒无论是在培养的研究生学位,其他学生对他的致谢,还是辅导本科生论文的数目上都远远超出了其他任何教授。他曾经说过,大学之所以需要有学生,纯粹是为了教授们能受到教育。

(2009年4月9日)


科普、人物

古老的阳光

对科学知识有一定了解的人都知道,我们抬头看到的太阳实际上是8分钟以前的太阳。这是因为我们是通过太阳发的光来看的,而光从太阳来到地球需要大约8分钟的时间。但如果追根问底,我们所看到的“阳光”,却远远不是8分钟以前产生的。其年龄其实非常久远,最低估计有1万年之久,甚至可能超过十几万年。

这是因为阳光并不是在太阳表面产生的。

人类很早就认识到地球上几乎所有的能量都来源于太阳光,但对太阳本身的能量来源却一直只能猜测。19世纪中叶,达尔文(Charles Darwin)的生物进化论受到的挑战之一便来自于对太阳年龄的推测。物理学家、现代温度测量标准的创立者开尔文勋爵(Lord Kelvin)认为太阳的能量主要来自引力,并根据热力学原理估计太阳的年龄为3千万年,远小于达尔文对生物进化过程大致需要3亿年的估计。这一冲突曾经让达尔文大为困惑,不得不在其《物种起源》最后一版中删除了有关进化时间的讨论。

但那时的开尔文勋爵不可能知道太阳的能量其实另有来源。这个直到1930年代在相对论质量和能量转换关系的建立和对核反应的认识才揭晓:在太阳内部,高温的质子(氢原子核)经过一连串的聚变反应产生氦原子核,并随之释放光子和中微子。这个过程与氢弹爆炸的原理相似,但在太阳或其它恒星中是一个可持续发生几亿年的稳定过程。我们看到的阳光便是处于可见光频率范围的光子。而根据这个理论推算,太阳的年龄已经有50亿年,远远大于地球上生物进化需要的时间。

现在知道,太阳中心的内核部分温度高达1千5百万摄氏度。正是这样的高温使得带正电的质子能够克服它们之间的排斥力实现聚变反应。而太阳表面温度相对低得多,“只有”5千摄氏度。因此,核反应完全是在内核区域进行的。然而,在那里发生的聚变所产生出的光子和中微子其后的经历却大相径庭。



中微子是否有质量目前尚有争议,但即使有的话在微观粒子中也属于微乎其微。如果中微子质量为零,那么它与光子一样是以光速运动的。(今年初有报告说探测到超光速的中微子,一度引起轰动,但后来被证实是仪器问题。)与光子不同的是,中微子与其它物质几乎不发生任何作用,无论在哪里都没有阻碍,畅通无阻。据估算太阳内核中产生的中微子只需要2秒多的时间便到达太阳表面。然后在8分钟左右来到地球。

同时产生的光子就没那么顺利。聚变所产生的光子起初是能量非常高的伽玛射线。太阳内部主要是有氢和氦组成的高温高密度气体,在那里面,光子平均走不到1毫米的距离就会与气体中的离子发生碰撞而改变方向,或者被吸收。被吸收的光子很快会被再度发射出来,而发射的方向又是随机的。这样,“寸步难行”的光子不断地被吸收和再发射,所走的路径便是漫无目的的四处流窜,需要经过长久的跋涉才能到达太阳表面而逃出来。而在这一过程中,光子的能量也有所下降,形成太阳光的光谱分布,包括我们肉眼能够看到的可见光以及红外、紫外线等。


光子从内核到太阳表面的这个过程可以用数学上的“醉汉行走”模型描述。但推算其所花的时间则需要知道太阳内部气体的密度和分布。目前的估算结果是在1万年至17万年之间。

因此,虽然同样来自太阳,我们在地球上探测到的中微子的确是8分钟之前的产物。而我们看到的阳光却不是这些中微子的兄弟,而是它们极为古老的祖辈。通过对直接来自太阳内核的中微子的测量,我们可以了解太阳中心的状态。而光子在太阳内部几万年的漫长旅途中早已失去了其出生地的特征。我们对太阳光的观测只能还原出太阳表面的影像和性质。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看到的阳光是8分钟以前的,尽管它们的实际年龄——或者说它们的祖先——要古老得多。


参考:

  1. NASA科普文章 Ancient Sunlight


(2012年9月10日)


科普

美国的新年,大学橄榄球的节日

十二月十日,川普(Donald Trump)在组阁、谈判的百忙之中抽空来到巴尔的摩(Baltimore)市的球场,现场观看美国陆军学院(Military Academy)——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西点(West Point)军校——和海军学院(Naval Academy)之间的橄榄球比赛。美国总统是五军总司令,经常会莅临这场球赛,与下一代的官兵同乐。川普尚未上任,是迄今为止第一个以候任总统身份出现在赛场的。川普自己年轻时是军校毕业,一直宣称对军人极为尊重,这次等不及上任便来鼓舞士气。

在这位未来统帅的关注下,陆军以21:17的比分战胜海军,结束了后者长达14年的赢球记录。赛后陆军官兵从看台上冲进球场,庆祝这一难得的胜利。

陆海军校大战是传统的压轴戏。随着这场球赛的结束,美国大学橄榄球三个多月的赛季暂时性落下帷幕。十二月份,球员和他们的球迷们都需要收一收心,回到课堂专心应付期末考试。但等不到圣诞节的来临,此起彼伏的季后杯赛(其实是“碗赛”)又会再度兴起,一直到新年之后,让大学生、校友球迷们再最后地疯狂一次。

美国的元旦,便是大学橄榄球的盛大节日。


美国的橄榄球运动历史悠久,最初便是在大学里起源的。1869年11月6日,新泽西(New Jersey)州的罗格斯大学(Rutgers)和邻近的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举行了第一场校际橄榄球赛。那时的球以及玩法与现在所看到的不可同日而语,基本上是沿袭当时欧洲的类似游戏加上自己临时凑出来的一些土规则。东北部的耶鲁(Yale)、哈佛(Harvard)等老牌院校很快加入战团,一边更新规则一边切磋技艺,一项独特、崭新的体育竞技开始在美洲大陆成长起来。



由于旅行、经费等条件的限制,早期的球赛只是在比较邻近的学校之间举行,很少能出远门征战。二十世纪初,西海岸的洛杉矶(Los Angeles)市每年元旦玫瑰游行(Rose Parade)的组织者急需用钱,动起了举行一场跨区橄榄球赛的念头。他们出资邀请斯坦福(Stanford)大学代表西部、密歇根(Michigan)大学代表东部,在1902年元旦那天在洛杉矶市赛上一场,既是热闹又能卖门票筹款。

不料想那时密歇根大学校队正如日中天,打遍东部无对手。他们雄赳赳气昂昂地杀到西海岸,没两下就以49:0领先。实在招架不住的斯坦福在下半场便缴械投降,比赛没结束就弃权了。

西部人花了14年才缓过劲来,在1916年元旦举行了第二场“东西大战”,这次西部的华盛顿州立(Washington State)大学打败了远道而来的布朗(Brown)大学。此后,该项比赛每年元旦时举行,由玫瑰游行的组织者出钱邀请不同的队伍参赛。1923年,大型球场“玫瑰碗”(Rose Bowl)在洛杉矶落成(因为室外球场的形状像一只碗,美国的球场通常都被命名为“某某碗”),作为这项比赛的固定场地。该比赛本身也被称为玫瑰碗。


也是在1905-1910年间,美国大学橄榄球通过实战摸索,不再拘泥于欧洲橄榄球的原始套路而根本性地改变了进攻和防守的阵型,尤其是允许向前传球,打起来焕然一新。经过这场脱胎换骨,美式橄榄球很快在全国范围普及。尤其在传统的南方,更是为之疯狂,成为那里宗教的一部分——“星期天上教堂,星期六去球场。“(传统上,大学橄榄球赛全是在星期六举行。)

1930年代以后,南方的一些城市也效仿玫瑰碗办起了他们自己的新年比赛,比如迈阿密(Miami)市的“桔子碗”(Orange Bowl)、新奥尔良(New Orlens)市的“糖碗”(Suger Bowl)、德克萨斯(Texas)州的“太阳碗”(Sun Bowl)和“棉花碗”(Cotton Bowl)等等。每年赛季结束,这些“碗”的组织者便四处邀请球队在元旦那天决战。

电视转播在1950年代的出现更把橄榄球推向新的高潮。元旦从早到晚,一个又一个的碗赛在电视上连续播放,是橄榄球迷的最大节日。(如果像今年,元旦正好是星期天,这些碗赛会推迟到一月二日举行。把星期天让给职业队比赛。)

及至今天,美国已经有400多所大学拥有橄榄球队(橄榄球只有男子队,女子不参加这个“野蛮”的运动)。他们按照实力分为三个不同级别,水平最高的一级(Division 1 FBS)也有128所学校。而季后赛的“碗”也多达40多个。因为电视转播的需要,这么多碗赛无法全挤在元旦那天举行,便分布在圣诞节和元旦之后那两三个星期里,几乎天天有比赛。整个新年前后,都是大学橄榄球赛的盛会。


现代的大学橄榄球已经成为财大气粗的体育项目。球队包机长距离奔袭找合适的对手比赛轻而易举,不再受地理区域的限制。但这么多球队,如何决定孰强孰弱、谁是最后的冠军,却一直是个大难题。

橄榄球比赛规模庞大、时间长,对体能要求很强。这点与足球类似,赛完一场后大致需要一个星期的恢复时间。因此,三个多月的赛季每个队也就只能打十二、三场比赛,所能遇到的对手数量很有限。今天,基本上每个球队都属于某个根据地理区域组成的校际联盟。每个赛季联盟会安排每个学校在自己内部打8场左右的比赛,决出联盟冠军。其它时间由学校自行安排,在联盟外找对手。这样可以增加联盟之间的交流,也不至于让球迷年复一年地只能看与同样对手的球赛。

但即使这样,要在全国范围内评判球队的强弱依然很困难,因为没有直接相遇的球队难分伯仲,只能根据他们各自的战绩猜测。在大学橄榄球急速发展的半个多世纪中,这个可以说是美国最引人注目的比赛却一直无法产生正式的全国冠军。


早在1936年,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便组织其各地报道橄榄球赛事的记者投票,按结果排出实力最强的25个校队。投票在每星期六球赛结束之后举行,星期天公布,就像音乐、图书界的排行榜一样成为大学橄榄球的成绩单。碗赛在新年结束后,最后一次的投票结果便是全年的最终排名,排名第一的学校被认可为“全国冠军”。

为了与美联社竞争,合众社(United Press International)只好另辟蹊径,在1950年搞了一个由各学校教练代表投票决定的排名。两个排名虽然排名结果大体相同,但其差异却突显了这种排名的主观、随意性。

1985年,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毕业生撒加林(Jeff Sagarin)开始使用计算机技术对每个队的成绩进行数据分析,不只是看他们的胜负记录,还综合考虑他们对手的成绩、不同球队与共同对手之间的记录、比赛是在主场还是客场、胜负比分差异等因素。他的程序所产生的排名可以涵盖所有的球队,而且在既定的算法之外不包含人为的主观影响。

继撒加林之后,又有一些类似的计算机排名出现,各自采用不同的标准和算法。这实际上是现代“大数据”分析方法的雏形。大学橄榄球因为球队众多、交集小,给他们提供了最早的用武之地。

但无论是专家还是程序,由排名产生冠军总会很尴尬。有些年份,一支球队技压群雄,明显高人一筹,在各个排名中都会名列前茅,被命名为全国冠军理所当然。但很多年份往往有两三支甚至更多的球队难分伯仲,谁被授予冠军都难以服众。堂堂的橄榄球赛因此沦为体操、跳水、花样滑冰一般为人诟病。

笔者的母校宾州州大(Penn State)就是一个特别“受气”的典型。这个学校在1887、1912、1968、1969、1973、1986、1994年赛季7次获得全胜的战绩,但只在1986年因为是唯一的全胜队伍才被投票选为冠军。其它6次全胜战绩却只能眼睁睁地看到别的学校获得桂冠。不过,宾州州大另外在1982年以只输一场的成绩被选为冠军。那年没有全胜的队,却也另有一所学校没有输过球、只平了一场但在投票结果中屈居第二,很不服气。

几十年来,球员、教练和球迷等要求举行季后淘汰赛(playoff),在赛场上决出冠军的呼声一直不绝,但持续遭遇强劲的阻力。一方面,大学不希望球员打太多场次比赛,认为那会影响学习;另一方面,季后淘汰赛必然会冲淡季后各“碗赛”的重要性和吸引力,各个碗赛组织者作为既得利益者而极力反对。

形势终究比人强。在几次折中、妥协的试验失败后,大学橄榄球赛终于在两年前(2014)有了一个有限的季后淘汰赛:每年赛季结束后,由一个13人组成的委员会选出他们认为最强的四个队进入淘汰赛,先分别举行两场半决赛,然后由胜者决赛产生冠军。今年的两场半决赛将在年底12月31日举行,而冠军赛则推后到1月9日。

这样一来,冠军队的资格基本上无可争议了。但哪四个队有资格进入决赛却还是非常主观的。在淘汰赛举行的这两三年里(今年比赛虽然尚未举行,四个队的选择已经作出。)排名第五、第六等无缘决赛的队伍都有一定理由很不服气。今年赛季结束,宾州州大爆出冷门,赢得所属“大十”(Big Ten)联盟的冠军,却因为总体成绩被委员会排为第五名与淘汰赛无缘。取而代之的居然就是他们的手下败将、没有取得联盟决赛资格的俄亥俄州大(Ohio State)。(不过宾州州大接受邀请,将出战历史最悠久的“玫瑰碗”,也不算太落魄。)


虽然冠军问题上一直不尽人意,美国的大学橄榄球在市场、热情上仍然无与伦比。全世界最大的球场,除了排名第一的是北朝鲜首都平壤的五一体育场之外,第二到第九都是美国大学的橄榄球场(依次为密歇根、宾州州大、俄亥俄州大……。这些球场还总是在扩建中,因此排列只是暂时的。)。这些球场都能容纳10万多观众,远远超过欧洲、南美的足球场或美国的职业橄榄球场。



大学橄榄球的拥趸除了校内的学生之外,还有众多的校友、家长等等。在橄榄球传统雄厚的学校,无论球场建多大也会一票难求。大凡球赛的日子,校友们会从全国各地赶回学校,与年轻的学生共享学校的骄傲。球场内,大学生占据了大半个球场,他们整场不停地高唱校歌、呼喊口号。加上庞大的学生乐队、啦啦队助兴。这是职业球赛所不可能拥有的热情。

更多的球迷还是在电视机前为自己的球队激动。过新年看球是很多家庭的传统节目,更是校友与母校感情交流的重要纽带。今年赛场上鹿死谁手,很快就要见分晓了。


米帝囧事

Sunday, December 4, 2016

谁在看管米帝的足球?

11月,大家都热衷于美国总统大选时,美国的国家男子足球队开始了他们为2018年世界杯资格的最后一轮决赛。不料开场不利,先在主场输给宿敌墨西哥,再在客场被哥斯达黎加打得溃不成军。一时业界大哗,不几日,美国足球协会(United States Soccer Federation)宣布撤销主教练克林斯曼(Jurgen Klinsmann)的职务。

前美国男足主教练克林斯曼
男子足球并不发达的美国曾经多次聘请过外籍教练,包括曾经执教过中国队的米卢(Bora Milutinovic)。但克林斯曼可以说是第一个“明星”级教练。他年轻时是德国乃至世界的著名前锋,曾带领当时的西德队赢得1990年世界杯冠军。退休后,他改做教练,又在2006年率领一支非常年轻的德国队夺得世界杯季军,那支队伍的骨干后来在巴西赢得2014年世界杯。

如果说克林斯曼的名字在足球界家喻户晓的话,美国足协却异常低调。也只有在球迷鼓噪换教练或者出现什么重大问题时,新闻里才会出现足协的影子。即使是美国的一般球迷也搞不清楚国家队主教练的老板是谁。或者,是谁在看管美国的足球事业?

其实,虽然美国不属于传统的足球国家,美国足协早在1913年即已成立,与加拿大一起是国际足联在欧洲和南美之外最早的成员国。美国队参加了1930年第一届世界杯,以小组第一成绩出线,在半决赛中被淘汰。1934年第二届世界杯没有小组赛,美国队在第一轮即被淘汰。在此之后,美国队只是在1950年世界杯中以1:0战胜英国队而“震惊世界”了一下,其余无足挂齿。那之后漫长40年,美国队与世界杯无缘,再也未能出线。

1990年美国队侥幸得以重返世界杯,继而又主办了1994年世界杯,开始了现代的足球黄金时代。与此同时,女子足球崛起,美国女足从一开始便是世界强队,屡次夺冠,也大幅提高了足球在美国的群众基础。


与美国其它体育竞赛项目的管理方式一样,美国足协与政府无关,是一个纯粹民间非营利组织。足协的宗旨是在美国普及、推广和管理足球运动、组织各类国内和国际比赛、协助培训球员、教练、裁判和管理人员等等。足协内部设有四个相对独立的理事会(Council),分别负责青少年、成年、职业足球及运动员利益的事务。

足协的成员主要以团体为单位,揽括遍布全国各地的足球地方组织、竞赛联盟、协会以及球员、教练、裁判组织等,外加少数比较特殊的个人会员。每年一度,团体会员推选出自己的代表,与个人会员一起在足协代表大会上决定各项基本政策、规则修改、预算以及选举足协官员。

代表大会选举的官员其实只是主席和副主席各一人,任期四年。他们与各个理事会选出的官员、代表以及代表大会选出的独立代表一起组成董事会(Board of Directors),是足协的最高决策机构。通常情况下,比如国家队的教练的去留,基本上便由主席拍板,除非董事会反对。

这里最有意思的是足协的章程规定这些董事会官员不能从足协领工资,只能报销为足协工作时实际花费的差旅费(如果董事是运动员,他们在为国家队服役时从足协应得的薪酬不受此条限制)。因此这些董事,包括足协主席、副主席,都属于志愿人员。

现任足协主席古拉提(Sunil Gulati)5岁时随父母从印度移民到美国,从小一直喜欢踢球,在球场上毫无建树,但一直积极参与美国足协的活动。2006年,他在担任6年副主席后当选为足协主席,其后一直连任,至今已经三届、达十年之久。他本人是一位经济学家,拥有哥伦比亚大学的硕士学位,在几个商业公司里工作过,现为哥伦比亚大学的高级讲师。他开的体育经济学课尤其受欢迎,有报道说学生需要漏夜排队才能选上这门课。

美国足协主席古拉提
作为美国足协主席,古拉提也是国际足联的执行委员会成员,同时在中北美足联里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曾经代表美国足协申办世界杯赛,并协助揭开了国际足联在举办权操作上的极度腐败,导致国际足联主席下台,一批官员被捕。

而他的这些活动都没有耽误他的本职工作。11月20日那个星期天,古拉提做出解雇克林斯曼的最后决定时还在哥伦比亚大学给学生补上了一堂经济课。第二天,他横跨美国大陆,从纽约飞到洛杉矶。先与克林斯曼谈话,通告他被解职的决定。然后又与当地的教练阿里纳(Bruce Arena)见面,洽谈聘请后者为美国男足新教练。星期二,他又飞回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办公室里照常为他的学生答疑解惑。而同一时刻,新教练还在记者会上忙着回答记者的频繁提问。

当然,美国足协也不可能完全靠志愿者以业余时间的奉献维持。为此,董事会聘请有专职的执行长(CEO)和一些工作人员。他们是由足协发工资的职工,但他们只是为董事会承担日常事务的处理,没有决策权。


美国足协一年的预算大约1亿美元。收入主要来自四个部分:最多的是国家队和职业队(足协拥有一定的分成)比赛转播权和商业公司的赞助,大约4千7百万;其次是出售比赛门票和球衣等商品的收入,2千8百万;第三是球员、教练员、裁判等交纳的注册费、培训费用,再加上募捐活动,一共大约1千2百万。另外,欧洲、美洲许多球队喜欢到美国来打热身赛、友谊赛等,以扩展他们的市场。从这些比赛中,美国足协也能抽成大约5百万的收入。

如果赶上举办世界杯的年份,或者像今年美国主办了一次特别的南美、中北美洲联合的“美洲杯”(Copa America Centenario)赛,便又会有额外的收入。当然,参加世界杯赛的收入要看美国队的成绩。去年美国女子足球队夺得世界杯冠军,便为足协又赢得2百万美元的奖金。

作为自给自足的非营利组织,美国足协每年的收支大体平衡,属于运作比较规范、平稳的组织。他们在成年男女国家队的训练、比赛上花费将近4千万美元;在青少年的培养上——包括各年龄层的国家队和训练营、训练基地——投入近3千万。建立一个举国的训练体制是美国近年来比较重视的投资,也是希望在美国本土培养出一代世界级球员的梦想。不过这个投资规模还远远无法与欧洲足球强国相比。美国拔尖的青少年球员最渴望的还是被欧洲球队相中,签约“留学深造”。国家队的主力也基本上是由在(或曾经在)欧洲俱乐部效力的球员组成。

当然,美国的“足球从娃娃抓起”是真正的草根活动。每逢春秋两季,全国各地的公园、球场上都会出现大量的孩子在踢球。2014年,正式登记注册参加足球队的青少年超过3百万人。这些基本上都是由家长出钱、出力自行组织、管理的。足协在这里只是一个协调、后勤和啦啦队角色。这几百万球员中极其出类拔萃者才会引起足协注意而进入其培训系统。

同样因为资金的原因,美国国家队教练的工资相对也不是很高。2011年,克林斯曼的前任、国家男足主教练布莱德利(Bob Bradley)的年薪是80多万美元(45万基本工资外加35万奖金收入)。同年的国家女足主教练年薪则只有22万美元。克林斯曼的明星地位大大提高了男足教练的薪酬标准。当年古拉提曾几次有心聘任克林斯曼,皆因为报酬、权限等条件谈不拢而告终。2011年古拉提解雇布莱德利后,终于成功与克林斯曼签约,基本年薪一跃成为250万美元。

克林斯曼的高工资(现在一直在3百万上下)在美国一直被足球界媒体、球迷所诟病,因此对他所率领的国家队的表现尤其期待甚高。可是这几年男足的水平并没有明显提高。虽然在2014年世界杯“死亡之组”出线,但毫无悬念地败于第二轮。与前两任教练相比,克林斯曼没有带来他所津津乐道的新突破、新气象。反而在最近的出线战中,不仅连输两场而且打得毫无章法,最后溃不成军。所以高薪教练下课非常地理所当然。

接任克林斯曼的阿里纳是前国足教练“重操旧业”。他曾在2002年的世界杯上带领美国队打进四分之一决赛圈,是三十年代后的最好成绩。他的工资待遇尚未公布,但可以预料会比克林斯曼的低很多。
美国男足新教练阿里纳

足球在美国还依然只是一个第二流的群众性体育运动,地位处于橄榄球、篮球、棒球、冰球之下。但近二十年来,足球的人气有了明显的高涨。美国自己的职业男子足球大联盟(Major League Soccer)不仅摆脱了初期的财政窘境,而且正在高速扩展中。(相对而言,女子职业足球却一直没能找到市场。)女子国家队始终属于世界一流强队。男子也逐渐在自己的中北美洲奠定称霸位置,自1990年以来持续获得世界杯资格。这一切都是与美国足协的努力息息相关。也正是如此,古拉提得以长年连任足协主席职位而没有遭遇实质性的挑战。

虽然足协作为民间组织不受政府管辖,可以独立地实践自己的战略和决策。却也不是缺乏监督和制衡的。除了舆论、媒体之外,最近两年,足协相继受到在训练、比赛中因脑震荡受伤的球员和国家女足明星球员的集体诉讼。前者起诉足协对脑震荡掉以轻心、失职(美国橄榄球联盟NFL也遭遇同样的诉讼),后者则认为足协在男女球员为国家队服役时的薪酬差别很大,涉嫌性别歧视(详见《赢了世界杯后的美国女足为何不爽?》)。脑震荡的官司现在已经和解,足协同意修改规则,减少13岁以下孩子头球训练并禁止10岁以下孩子用头球。女足的官司则还在法庭审理中。

但足协的业绩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国家队的表现。今年奥运会上,美国女足出师不利,意外地没能进入半决赛。男足虽然在世界杯资格赛中先败两场,出线的把握依然很大。明年,希望新教练能带出一支新的男足队伍。

(12/4/2016)



Thursday, October 27, 2016

美国的选票长什么样?

经常有人好奇地询问美国的选票长什么样。其实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的答案,因为美国的选举是由地方自主、分别举办的:联邦、州、郡以及学区、商业区等等各级政府的官员、议题都集中在一张选票上,因此每个选区的选票都有不同的内容。选票的形式也因地而异,采用不同的设计和技术手段。

2000年大选时因为布什(George W. Bush)和戈尔(Al Gore)的总统选举结果有争议,在佛罗里达(Florida)州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人工查票,让全世界见识了一次当时美国选票设计上的落后和混乱,成为众人取笑对象。在那之后,全国各地都曾投资改进投票系统,技术上有了一定的标准化,但地方差距仍然很明显。

笔者所在的科罗拉多(Colorado)州今年是大选年第一次采取完全通讯投票制度。所有登记的选民都会提前通过邮局收到正式选票,自己在家填写好后在选举日之前到指定的投票点递交或者通过邮局寄达,不再采用现场投票机。这里就给大家看看笔者收到的选票所长的样子。



选票由笔者所在的道格拉斯郡寄来,其中的选票便是当地选区的选举内容。选票类似学校里的多项选择测验卷,选民在自己的选择项里将方框用笔涂黑。今年的选票有正反两面,一面是各级政府官员选举,另一面则是公投法案。

选票本身是无记名的。但邮寄(或投递)选票的信封背面有选民名字并要求投票人签名,以便统计、核查。收集到的选票用机器扫描计数汇总。选票本身会妥善存档,以备必要时人工复查。



选票正面第一部分是联邦(Federal)政府选举。


首先是总统选举人(Presidential Electors)的抉择,这是大选年的重头戏。美国总统是间接选举,选民推选选举人,然后他们投票选举总统。但现在选票上已经不再列举实际的选举人,而是直接以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名字和他们所属的党派列出,以上次州长选举时所属党派的得票数目多少为序。

这次大选科罗拉多州一共有22对各党派及无党派候选人获得了上选票的资格。除了大家熟悉的民主党、共和党,以及自由主义党和绿党以外,还有一大堆五花八门的政党在参与。中国的读者可能会特别注意到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社会主义和解放党”(Socialism and Liberation)和“美国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USA)等等。候选人名单的最后还有一栏供选民填写自己中意但不在名单上的候选人名字(Write-in)。

其次是联邦参议员(United States Senator)选择。今年科州的两位参议员只有一位面临选举(参议员任期六年,不是每次都选)。候选人中有一位中国成都市长大的华裔移民唐蓉(Lily Tang Williams)作为自由主义党候选人在挑战这个位置。

接着是联邦众议员(District 6 Representative to the 115th United States Congress)选择。每个选区只有一名众议员,任期两年,所以每次都会在选票上出现。


联邦选举之后,是州(State)政府官员的选举。科州州长任期是四年,但选举期与总统错开了。现任州长是两年前当选的,今年便没有州长选举。同样,今年笔者的选区也正好没有州议会参议员的选举。

今年有选举的是州教育委员会成员(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Member)、科州大学董事会成员(Reg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州议会众议员(State Representative)以及本区的检察官(District Attorney)。最后这个检察官只有一位候选人,没有挑战者。

州之下还有一个地方性的交通区(Regional Transportation District)官员选举。美国很多地方在需要修建地铁、轻轨、收费公路等等时往往设立这种特殊的地方组织,它们独立于政府,由涉及到利益的地区内公民选举出官员独立管理。

此后是郡(County)级政府。这次选票上有两个郡委员(相当于议员)选举项目。

最后是一系列法官选举。联邦政府的大法官是终身制,不由选民决定。但州一级的法官是需要定期经过选民认可的。从州最高法院(Colorado Supreme Court Justice)、高级法院(Colorado Court of Appeals Judge)到地方法院(District Court Judge),任期满了的法官需要得到大多数选民认可方可继续上任。他们不是互相竞选,而是各自由选民投赞成或反对票。


官员选举完了,选票的反面是全州范围的公投法案。今年格外地丰富,共有6项州宪法修正案和3项公投项目。宪法修正案和普通公投之间只有一些技术性的差别,实质效果相同,只要有多数选民同意便获得通过。美国联邦宪法很简要,只涉及联邦政府的组成和权限,极难修改,修正案很少也不常见。但州宪法往往杂乱无章,几乎每次选举都会有各种政策上的公投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出现,这次科州的选举自然也不例外。



科罗拉多的公投项目既可以由州议会提出,也可以由公民组织征集签名。今年州议会提出了两项修正案,用英文字母标识:

修正案T是修改州宪法中的一处措词。当年内战之后联邦政府通过宪法第14修正案废除奴隶制,各州的宪法也都包含了类似的禁止奴役的条款。科州宪法规定“除了作为对依法判定的犯罪行为的惩罚,科州境内不允许任何奴隶或非志愿服务的存在”。现在州议会觉得前面这个前提不顺眼,有支持奴隶制的嫌疑,要通过这个修正案删除那前半句话。

修正案U则是对征税的一个小修改,允许某种租借国有土地赢利的小额合同免除州税。

公民自己提出的修正案和公投则以数字标识:

第69号修正案要在科州建立一个州营、统一的全民医疗保险系统,如果通过将是美国第一个全州范围内实行加拿大、欧洲式的医疗保险,取代联邦政府的“奥巴马保险”体系。(此前,佛蒙特(Vermont)州曾经通过类似法案,但因财政原因未能实行。)

第70号修正案试图增加科州的最低工资额。科州现行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8.31美元(联邦政府全国性最低工资是7.25美元,各州可以自定高于联邦的最低工资额)。这项公投如果通过,最低工资将逐年提高,在2020年时达到12美元。

71号修正案则是针对州宪法修正案本身的。州宪法规定任何议案只要能征集到一定数目的选民签名支持,就能上选票公投。这个新的修正案把规则改为必须在州内每个选区中分别征集到一定签名才能上选票。这样可以避免这个程序被城市周围选民集中的领域所垄断,增加修改宪法的难度以保护宪法的“纯洁性”。

72号修正案则是一项经济立案:要增加香烟销售税。目前每盒香烟(20颗)的售价里包括联邦销售税1.01美元,科州销售税0.84美元。这项修正案要把科州的税提高到2.59美元,多收的税款用于医疗研究、教育等公益项目。


在这些修正案之后还有三项独立的公投项目。

106号公投是要将“安乐死”合法化,允许绝症病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合法地获得药品结束自己的生命。

107、108号两项公投都是为了改变科罗拉多州总统初选的制度。科州采取党团会议(caucus)形式,今年年初,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初选都出现了混乱,令很多选民不满,要求改革。这两个方案稍微不同,但都要求将初选改成选民投票制度(primary),并允许非党派选民临时决定参加某个党的初选。


最后,丹佛市附近地区还有一项公投(4B)决定是否继续征收特定的销售税以支持当地的科学和文化类公益活动。


以上,便是笔者选区今年大选所需决定的所有人选和法案。简简单单的一张选票,却隐含着不寻常的份量。


(10/26/2016)


米帝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