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勒拿到博士学位时还不到二十二岁。那是1933年的事。与那时几乎所有的年轻物理学家一样，他不久便远走欧洲，拜师于哥本哈根的玻尔（Niels Bohr）门下。在那里他做了好几个很像样的工作，但都被玻尔觉得“只是有意思”而压下没有发表，只有一篇论文侥幸过关面世。惠勒回国后开始了他漫长而硕果累累的教学生涯。但战争也随之而至。
1939年1月，玻尔乘船远赴美国访问，在哥本哈根的码头上，弗里希赶来送行，在他的耳边悄悄地说了几句话。许多天以后，玻尔在纽约的码头上见到了前来迎接的费米和惠勒，便又分别地同他们耳语了几句。人类实现原子核裂变的消息就是这样飘洋过海的。（《今日物理》上另一篇文章说当时玻尔并未透露这个新闻，而是他一个学生擅自传给惠勒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玻尔和惠勒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合作，奠定了原子核裂变的液滴模型，为后来研制原子弹打下了先期的理论基础。
费曼也就是在这期间成为惠勒在普林斯顿的学生的。惠勒当时着迷于正电子，因为突然醒悟到正电子不过是在时间里倒着跑的电子而激动不已，半夜三更跑到费曼宿舍把他叫起来神侃。若干年后，费曼把这个图像用箭头画出来，成了量子电动力学中不可或缺的费曼图。费曼的毕业论文也是惠勒当时的一个怪想法，把所有的东西都看成粒子，而把场的效应归结成“远程作用” （action at a distance）。即使是在拉斯阿拉莫斯造原子弹的期间，这师徒两人仍然忙里偷闲的发展这一怪异的东西，但没什么结果。又是若干年后，费曼终于看出奥妙，把这个原来是作为经典物理研究的东西套在量子世界，发展出一套叫做“路径积分”（path integral）的对量子物理的一个新表象。
二战打完后，惠勒再度跑到欧洲游学，以巴黎为基地并不时去哥本哈根拜会玻尔。每每作出成果便巴巴地献给玻尔审阅，却又一如既往地被玻尔压下。1949年的秋天，惠勒作出了对原子核非对称形状的解释，寄送玻尔后长达一年未见回音。在这个期间，惠勒收到了一个预印本，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行雨水（James Rainwater）已经作出了同样的理论。又是若干年后的1975年，雨水因这一工作获得诺贝尔奖。玻尔的儿子也在那年分享了这个荣誉。
素有绅士风度的惠勒无怨无悔，从来没有抱怨过玻尔一句，也未曾自我哀怜什么“擦肩而过”的伤感，只是偶尔会提醒自己的学生如果他们作出重要的发现应该立即发表，不要消极等待更多的成果。惠勒也没有太多时间反思——苏联的原子弹爆炸了，他赶回美国投入到老朋友泰勒（Edward Teller）主持的氢弹研究工作。
惠勒是在九十六岁高龄时去世的，他的本子上还留有九十五岁时写下的物理研究笔记。与其他著名物理学家相比，惠勒最突出的是他那些群星灿烂的学生们。《今日物理》做了一个统计，在普林斯顿（Princeton）施教期间，惠勒无论是在培养的研究生学位，其他学生对他的致谢，还是辅导本科生论文的数目上都远远超出了其他任何教授。他曾经说过，大学之所以需要有学生，纯粹是为了教授们能受到教育。
（2009年4月9日）
科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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