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家康奈尔(Eric Cornell)即使年轻时也不是什么运动健将,只能说是一个俊秀的文弱书生。他1961年出生时父母都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其后便在大学校园环境中长大。他是在人到中年之后才对跑步感兴趣的。他任职的科罗拉多(Colorado)大学所在的伯德市每年春夏之交举行著名的“大胆伯德”(Bolder Boulder)万米竞赛,他一年不拉地参加。几次跑下来,他发现可以达到一个不大不小的目标:让自己的万米长跑成绩(以分钟计算)低于自己的年龄。2004年之际,当时42岁的他跑出了50分47秒的成绩。那时他正值壮年,跑步成绩在提高,同时年龄也在增长,可以说达到他的目标是指年可待了。然而,就在那年十月份,他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
玻色-爱因斯坦凝聚
笔者认识康奈尔的时候大约是1990年代初。那时我还在物理学界做博士后,有个机会到意大利参加一次别致的学术会议。之所以别致,是因为其人员组成很有意思。会议规模不大,只有三四十人,却涵盖了物理学界几乎所有领域。从天体物理、高能物理到凝聚态均荟萃一堂。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或更确切地说,是在哪一个领域可以率先直接观察到这个奇特的物理现象。
还是在量子力学初具规模的1920年代初期,印度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物理教师玻色(Satyendra Nath Bose)写了一篇论文,认为量子论中的光子与经典概念中的粒子不同:如果多个光子处在同样的量子态上,它们之间会没有区别、不可分辨。因此它们遵从一种特殊的统计分布。虽然玻色用他的新统计思想成功地推导出当时令所有人头疼的普朗克辐射定律,他的论据是如此地离经叛道以至于其论文被所有的科学期刊拒绝。无可奈何的玻色把论文直接寄给了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寻求支持。爱因斯坦如获至宝,不仅亲自将玻色的论文从英文翻译成德文,推荐给当时最权威的德国物理杂志,而且自己还写了一篇论文推广了玻色的理论,要求同时发表。爱因斯坦认为玻色的新统计不仅适用于光子,而且适用于原子,是量子力学中所有粒子都应该遵从的统计规律。(当时还没有发现自旋和泡利不相容定律。量子世界中的粒子最终会被分成两类:符合上述统计的——自旋为零或整数的——玻色子和另一类自旋为分数值的费米子,后者遵从与玻色统计不同的费米统计。)
玻色统计最有意思的便是粒子的不可分辨特性。如果有大量的粒子处在同一个量子态上,这些粒子将不再是一个一个的单独粒子,而成为一个怪异的整体。有人把这个整体称作是“超原子”,但一般就直接叫作“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体”。在通常条件下,原子只有在气体状态时才可以忽略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进行统计分析。但气体温度很高,原子按照其动能分布在不同的能量态上,并不能实现玻爱凝聚。一旦降温,气体变成液体乃至固体,其间相互作用显著,便失去了进行统计分析的前提。因此,玻色和爱因斯坦的这个预言提出70多年间虽然一直被高度重视,却也无法直接验证。
间接的证据却有很多。大家最为熟悉的是超导体:某些金属在一定温度之下可以在传导电流时没有任何阻抗。电流是通过电子的运动传导的,虽然电子自旋是分数,属于费米子,本来与波爱凝聚扯不上关系,但两个电子可以通过金属体内原子排成的晶格作用构成一个“电子对”。这样的电子对的总体自旋或者为零(两个电子的自旋相互抵消)或者为一(相互叠加)都是整数,因此为玻色子。在低温下,大量的电子对进入波爱凝聚状态成为一个整体,便是实现无阻尼的超导现象的内在根源。但这样的电子对并不是能够直接观测的实体——形成电子对的两个电子之间的实际距离往往比金属内电子之间的平均距离大很多。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个数学模型,无法对波爱凝聚态做直接的观察研究。
与超导相类似的是液氦的超流现象。我们知道的所有元素在温度从高到低的降温过程中都会经历气态到液态到固态的状态变化,只有氦除外。氦原子之间的吸引力非常小,原子本身又非常轻,即使把温度降到接近物理上可能的最低温度——绝对零度(摄氏零下273度)——氦仍然呈现于液态。只有在这样的极低温时再施加很强的压力才能使得氦冻成固态。就在这接近绝对零度的极低温下,液氦会突然进入超流状态——其液体流动时没有任何粘滞阻力。通常所说的氦是原子数为4(氦-4)的玻色子,其超流相变的确很可能就是波爱凝聚的结果。但遗憾的是,液态的氦显然不是统计力学里喜欢采用的“理想气体”。虽然氦原子之间作用力极弱,但还远远不是没有相互作用,不能直接应用波爱统计理论。确实,对超流状态下的液氦做中子散射实验时发现其中处于波爱凝聚态的原子大概只占全部原子的百分之十左右,而这时几乎百分之百的液体都已经处于超流状态。(氦还有一种原子数为3的同位素,是费米子。氦-3也会进入超流状态,但需要比氦-4更低得多的温度。作为费米子的氦-3也是通过类似超导中的电子对那样的“配对”机制实现这个相变的。)
还有众多的更为间接的波爱凝聚范例。那个会议上最热门的是一位教授对半导体材料中某种激发子的测量,认为他观测到了激发子的波爱凝聚。激发子不是真正的物理实体,也属于数学模型。因此虽然其结果很有意思,却也没有被完全认可为对波爱凝聚的直接观察。而其他专家们更是百花齐放,从物理学各个领域阐述对这一神秘现象的探测。最有意思的一位宇宙学家,上来就说不明白你们这些人费这么大功夫在这里吵个啥。他们早就明确知道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宇宙本身就是一个波爱凝聚体。
但无论如何,对波爱凝聚最理想的观测状态还是近似于理想气体的稀薄气体状态,也就是需要在保持气态的情况下将气体降温到接近绝对零度的极低温。激光制冷便是为此设计的一个实验手段。
激光制冷
康奈尔那时和笔者一样是博士后,刚从麻省理工学院(MIT)毕业不久到科罗拉多大学工作。我们会上会下经常在一起。他个子不是很高,但瘦长清秀,非常健谈。在大学期间,他曾经花了近一年时间到中国大陆和台湾教英语并借机学习中文,试图以此为业。但所幸的是他最终还是回到了物理学领域。因为是小字辈,会议没有安排他发言。他所从事的激光制冷领域是由他原来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导师介绍的。因为大会上的介绍比较过于抽象,康奈尔在一次吃饭时间坐下来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了个简图,专门给笔者开了个小灶。
在通常情况下,热量是通过传导、对流、蒸发和辐射等手段传输。让一个物体降温便需要将其所含有的热量传输出来。当物体的温度降到一定程度,这些手段都会逐渐失去效用。对流是流体内部的热量传递,与降温关系不大。低温的物体几乎没有热辐射。蒸发虽然总是存在的,但蒸发在带走热量的同时会失去一部分已经降温的材料,因此不能作为降温的主要手段。传导更是不可能:在极低温的情况下,实验材料的温度比外围容器要低得多。传导只能导致其温度升高,因此需要避免或减小。在这样的条件下,激光制冷几乎成为唯一的途径。
激光是因为频率同一而聚集性能非常好的光束,可以将强大的能量集中在很小的地方。因此激光在工业界有很多应用途径,甚至可以制成武器摧毁敌方的导弹等目标。正因为如此,用激光来制冷似乎是南辕北辙。然而,激光制冷的原理也正在于激光传输能量的定向性和可调性——激光可以提供大量步调一致、特定频率的光子。
早先,玻尔(Niels Bohr)在构造其原子结构的经典模型时曾假设原子只能吸收和发射特定频率的光。爱因斯坦更进了一步,认为那是原子与带有特定能量的单个光子相互作用的结果,并据此奠定了量子世界中原子与光相互作用的机理——原子通过不断地吸收和发射光子与周围的电磁环境达到热平衡。但能够与原子实现相互作用的只是那些频率与原子能级跃迁共振的光子。也就是说,光子的频率必须与原子的两个状态之间能量差相同时才能被原子吸收或发射,其它频率的光子则只能与该原子“擦肩而过”。
也还是爱因斯坦首先指出,光子虽然质量为零,却仍然具有动量,其动量大小与能量一样取决于光的频率。当原子吸收光子时,除了得到光子的能量,还得到光子的动量。动量与能量不同的是它具有方向性,因此不是简单的相加。原子本身也在运动,如果光子从后面追上原子,被吸收后就像从后面推了原子一下,原子本身的速度会稍微增大一点。反之,如果同样的光子迎面撞上原子,原子受到阻碍,速度便会减低一点。因为原子的质量很大,从光子那里获得的动量几乎微不足道,所以速度的改变是微小的。然而集腋成裘,如果一个原子屡屡被光子迎面相撞而吸收,原子的速度便会逐步减小。因为速度正是其热运动的表现,速度的降低便意味着温度的下降。
不过原子本身的热运动是随机的。如果光子来自一个方向,有的原子会被迎面相撞,有点则就被从后面推上一把。这样有的被减速,有的则被加速,并不能达到整体的降温效果——除非原子只能吸收迎面来的光子而对后面追上来的光子置之不理。
恰巧的是,这也是能够做得到的。
学过中学物理的人都知道多普勒效应:如果一辆火车鸣笛开行,其到来时汽笛声会比较尖利,离去时汽笛声却会比较低沉。当然火车的汽笛本身并没有改变,但站台上的人听到的汽笛发出声音的频率却因为相对运动而改变了。光和声音一样具有波动性,也会产生多普勒效应。当原子与发光的光源有相对运动时,原子所“看到”的光子频率并不是光子的固有频率,而是因为原子与光源之间的相对运动而改变了的频率。原子“看到”的迎面而来的光子会因为原子朝向光源运动频率提高。反之,后面追来的光子频率则降低。这样,如果把作为光源的激光调整一下,使其发出的光子的频率并不与原子共振,而是比共振频率略低一些,但恰恰在与原子迎面相撞时因为多普勒效应正好与原子共振。反之,与原子同一方向运动的光子频率会因为多普勒效应更远离了共振频率。这样原子就会只吸收迎面而来的光子了。
当然,以上描述的是理想状况。实际上,原子本身的速度和光子的频率都有一定的分布,它们之间并不是绝对的是否能吸收,而是吸收的可能性大小不同。通过微调激光的频率,可以做到原子吸收迎面而来的光子的几率远大于吸收后面追来的光子的几率。这样,原子每吸收光子一次,便因为撞击而减速一次。长期积累,其速度越来越小,也就是温度越来越低。
原子吸收光子后会自发或受激发射出光子回到基态,这样才可能再度吸收光子。原子发射光子时会因为动量守恒而反弹,也会改变速度。如果发射的光子方向与原子运动方向一致,反弹的效果也是减速。反之则会令原子加速(变热)。因为发射光子时方向是随机的,其效果平均下来相互抵消,并不影响整体的降温效果。
在1990年代初期,激光制冷的技术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历史。那时物理学家不仅能使用激光把原子的速度降得很低,还能“锁定”单个原子,用激光束控制它的运动,随心所欲地牵着其鼻子转悠。但在稀薄气体状态同时降温大量的原子令其发生波爱凝聚还是一个新课题。
康奈尔当时正在设计这样的一个装置。他准备用电磁场将大量铷原子以稀薄气体状态悬浮在空中,不与任何容器接触。然后用多束激光同时以计算好的角度照射,在各个方向都有光子去撞击中间的原子。这样,一个个原子的热运动速度被逐渐减慢。他的设计还可以在最后时刻“打开盖子”,让比较热的原子蒸发出去,这样剩下的原子便都是极低温的气体,正是实现玻爱凝聚的理想材料。
会议的最后一天是自由发言,与会者济济一堂,争先谈论会议中提出的一些热门话题。笔者注意到旁边的康奈尔坐立不安。他一会儿在纸上写着画着,一会儿低头默默地念念有词,跃跃欲试地想举手发言。但最后还是放弃了。通过激光制冷原子气体来达到波爱凝聚的想法也没有人在那会上认真提及。
人生变故
那次会议过去几年之后,笔者已经告别了学界开始IT打工生涯,与物理学渐行渐远了。1995年,康奈尔的大名上了新闻,他设计的实验获得了巨大成功,把铷原子冷却到了170纳度以下。那是人类所知的世界里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低温,距离绝对零度只有1.7/10000000度的距离。在那个温度以下,他们观测到处于零动量附近的铷原子数目突然大幅增加,形成一个醒目的团体——正是人们等待了70来年的波爱凝聚体。当时,康奈尔年仅33岁,正值新婚燕尔。
这一成就是如此辉煌,仅仅6年以后,康奈尔和他的合作者卡尔·威曼(Carl Wieman)以及另一位同期实现了波爱凝聚的物理学家就荣获了200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之前,朱棣文(Steven Chu)和另外两位物理学家已经于1997年因为在激光制冷技术上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奖。)
康奈尔获得诺贝尔奖时才刚刚人到中年,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但他不久却厄运临头。
三年后——也就是他在万米竞赛中跑出最好成绩的2004年——的一天,康奈尔突然觉得左肩膀疼痛难忍,不得不去医务室检查。那里的医生没发现什么问题,给了他一点止痛药和一个吊带,让他自己挂起胳膊、冰敷了事。第二天他痛得晕了过去,被送进急救室。找不到病因的医生不得不紧急实施手术切开他的肩膀,意外地发现里面大片的肌肉已经死亡。那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食肉细菌的杰作。对这种细菌的侵蚀没有治疗手段,唯一的办法是切除已经感染的部分以阻止进一步恶化。医生切除了他的左手臂,又进一步切除了肩关节,然后是切除锁骨和肩胛骨,才看见健康的肌肉。最后,他们还不得不从腿上切下健康的皮肤来缝合失去了整个肩膀的巨大伤口。但幸运的是,他的命保住了。
康奈尔手术后两个半星期才从昏迷中醒来。他几乎无法自主呼吸,不得不施行气管切开术。更不能自己坐起来。但他保持了乐观和坚强的精神,一步一步艰难地走上康复的道路。
虽则九死一生,康奈尔还是很快就回到了他的实验室,继续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的左臂不见了,整个身体失去了平衡而不得不很别扭地向右倾斜。但他还是没有忘记他的梦想。手术后才七个月,他便再一次出现在“大胆伯德”的跑步者行列里。只是他没能真的跑,而是陪同他当时8岁的女儿一起走下了那一万米的征途。他们总共花了2个小时。
三年之后,已经46岁的他又跑出了53分35秒的好成绩。下一年——2009年——他进步到52分43秒,又一次看到了实现梦想的希望。
但希望并不一定意味着成功。也许因为他的跑步姿势过于怪异——他说,如果我跑步的样子把别人吓着,那就让他们见鬼去吧——他的膝盖和脚跟陆续出现伤痛,成绩开始下降。2010年他的成绩是1小时5分51秒。
然而,2011年,49岁的他跑出了50分5秒,超越了过去的最好成绩。2012年,50岁的康奈尔成绩是49分41秒,一举实现了年轻时的目标。
他也没有就此满足。今年,2013年5月27日,51岁的他再次跑出49分47秒的成绩。
同时,物理学界对波爱凝聚的研究也在不断地取得进展。凝聚体不再局限于康奈尔的那少得可怜的铷原子气体。科学家们陆续用多种不同的原子气体实现了波爱凝聚。1999年,光子的波爱凝聚——玻色最初研究的粒子——也被观察到。2003年又实现了分子气体的波爱凝聚。其后不久,在由费米子构成的气体里也观测到了(通过“配对”机制实现的)波爱凝聚。这一历史悠久的理论预测已经成为物理世界的普遍现实。
(2011年7月24日初稿、2013年5月28日修改、补充)
科普、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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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December 30, 2016
Thursday, December 29, 2016
对称性自发破缺与希格斯粒子
朋友们出去聚餐时有时候会遇到一点小尴尬:不知道自己座位边上的水杯或餐具是给自己还是旁座用的。但这点麻烦很容易解决,因为我们作为人类有自己做判断、决定的智力和与别人交流的能力。如果没有自主意识的自然界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它是否也能找到解决方法?这个问题听起来匪夷所思,但正是这方面的研究导致了20世纪物理学最辉煌的成就——对称性自发破缺。
其实,早在14世纪,人类便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一个以法国哲学家让·布里丹(Jean Buridan)命名的“驴子悖论”设想有一头位于两堆草料之间的驴子。因为草料相对于驴子完全对称,驴子没有任何理由选择是吃左边还是右边的草料,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味食品饿死。(“布里丹之驴”是作为道德和理性选择的困境提出的,但其根源在于对称性。)
在1950年代前后,物理学家在基本粒子领域里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但与哲学家不同的是,物理学家不会满足于思辨悖论本身的“奇妙”,而是寻求解决的途径。他们更感兴趣的问题是,假如驴子饿极了“冒昧”吃了左边(或右边)的草料,因此打破了原有的对称性,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而这样的情形是否确实是在自然界发生着?
这一研究过程非常不顺利,很多物理学家在距离答案咫尺之遥时裹足不前痛失良机,最后的成功则是在走了大量的弯路后才取得的。在那之前,物理学界已经意识到对称性的重要性。一个能够描述自然界的理论必须保证做到“规范”对称,否则会导致发散,也就是得出荒唐的结果。但在规范对称的方程里,传递作用力的粒子质量必须是零,因此以光速传播,造成作用力是长距离的。这对于电磁相互作用天然吻合——该作用由无质量的光子传递。但核子的强、弱相互作用都是非常短距的,传递这些相互作用的粒子必然有质量,才会在短距离(时间)内衰变,不能将作用力传递很远。但几乎一切在规范场方程中引进质量的尝试都因为破坏了对称性而导致结果发散的失败而告终。
设想一张圆形的餐桌,沿着桌边为每个座位摆放了供人就餐的食品。假如座位和餐具摆放得精细,它会有一种非常优美的旋转对称性:我们如果从上而下俯视桌面,把桌子旋转一定角度后,所有座位、餐具均与原来位置重叠,就像没有旋转过一样。这便是旋转对称的一个表现形式。旋转便是这个例子中的“规范”,这张餐桌便具备了一种规范对称性。食客坐下后可以按部就班地享受自己面前的美味,不需要与邻座或他人打交道——相对于质量为零的规范粒子。
接着设想摆桌子的人正好把水杯放在两个座位的中间位置,这样并没有破坏原有的旋转对称性。但坐下来的食客发现自己左右各有一个水杯,却无法决定哪一个是为自己准备的——他们陷入了那头驴子的困境。如果就此不喝水的话显然不是一件很爽的事情。这在物理学的语言里叫做该系统没有处于能量最低的基态,因此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会自己找到并转换到更合适的基态。
如果餐桌上的食客都与那头驴一样犟,我们无疑会陷入僵局。但如果能有一个渴极了的家伙不顾社交礼仪,伸手去取右边的水杯。这个随机的动作会立刻解决桌上所有人的困境——大家都会随之看出自己右边的水杯是属于自己的,可以伸手取之。(如果那个人是左撇子,拿的是左手边的水杯,其他人也会跟着他取左边的水杯,结果是一样的。)这样,就餐的食客的行为突然与邻座相关了。
其实,这样的对称破缺在现实世界中比比皆是。一个放置在尖顶上的大球有可能平衡在针尖上面,但极其不稳定,总会自己滚下来,虽然该球本身没有依据选择往哪个方向滚。液体中的分子是均匀分布的,也就是具备完全的空间平移和旋转对称性。足够冷却之后,液体会突然凝固成固体,分子只能出现在特定的晶格点上,不再具备当初的对称性。液体与固体之间的这种变化叫做相变,而很多相变都会伴随着类似对称性的永久破缺。这一事实原先没有引起太大注意,因为在经典物理中并不存在理想的对称性。一丝微风的轻拂便能够为尖顶上的大球提供滚落的方向,而液体中的杂质和边界环境主宰了晶体结构形成的方式。微风、杂质、边界等等的存在表明这些系统本身并没有具备完全的对称性,而是早就已经破缺了。
后来,相变的研究进入了量子效应在宏观世界的表现,尤其是固体中的超导(也就是金属在低温时电阻突然消失的)现象。1957年,超导现象由一个被称作BCS理论的模型完全解释。后续的研究发现,BCS理论实际上就是规范场论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也包含了对称的破缺。更神奇的是,该理论中的对称破缺不依赖于杂质等外在因素的存在,而是系统本身完全自发的作为。这一发现令物理学家豁然开朗:原来我们的自然世界并不是一头蠢驴。
但规范场论的问题并没能因此解决。我们进一步想像一下那个餐桌上的人反应比较迟钝的情形。第一个人拿起水杯的动作首先被他身边的人注意到,他们也随之拿起(现在知道是)属于自己的杯子。这个行动再度影响他们的邻居而持续下去。这样在外人看来大家的动作并不是同时的,而是取水的行为像一个“波”一样从第一个人那里向外传播,直到所有人都拿起水杯。波动在相应的数学语言中代表一个“场”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场,也相应地发现应该有一种新的粒子作为这个场的激发子。
如果就餐的人记忆不好,他们还可能一会儿用右边的水杯,一会儿用左边的水杯。只要大家不顾忌由此带来的卫生问题并保持步调一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刚发现的这个粒子不断地出现和消失,却没有改变系统的状态。在物理模型中,不改变系统能量状态的粒子质量为零。这个零质量的新粒子初始是由物理学家南部(Yoichiro Nambu)和杰弗里·古德斯丁(Jeffrey Goldstein)通过数学推导发现的,被称为“古德斯丁玻色子”。古德斯丁还证明了在规范对称的理论中必须存在这样的玻色子。
问题是这样的粒子在我们这个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古德斯丁的发现一度宣判了规范场论的死刑,尽管其理论本身很漂亮。其后几十年中的理论上的诸多突破(其中一些后来获得诺贝尔奖)在发表时都因此未能引起注意。
回到我们的餐桌上。现在设想餐桌很大,人很多。能够自作主张打破对称性取水的可能不止一个人。如果餐桌某处的“第一个人”取了右手的水杯,而另一处却有另一人取了左手的水杯,他们邻近的人分别随他们的选择行事,这样出现的两个波必然会在某些地方相遇,造成有人两边的水杯都被邻座取走没有水喝,而另有人却面对左右两杯水都属于自己的尴尬局面。这显然不爽,也就是我们没有能够到达所要的基态。
要解决这个不愉快的场面,餐桌上的人不能再保持绅士风度默默地取水。他们必须与他人商量,调换水杯。这样,原来的对称便完全被打破了,造成了一个局部的“混乱”。如果就餐的人足够理智,每一次混乱都是暂时的,很快便能平息。但如果他们不能吸取教训,这样的混乱便会此起彼伏,成为一个常规的现象。
乱却也有乱的好处。在数学上,原来井然的秩序对应于规范场论的那个重要特征:其中所有的粒子都是零质量的。被搅乱的情形则相当于这些粒子被迫与所处的环境发生作用,而在这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性质:它们的效应变成暂时的、短距的,也就是它们获得了质量。
那么,这个“混乱”本身又是什么呢?想像一下那个从尖顶上轰隆隆地滚下来的大球。如果底部并不是平面,而是一个凹槽,这球不会一下子停留在凹槽的底部,而是在底部附近的槽面上来回振荡。这和餐桌上的冲突使得系统不能实现能量最低的基态是同样的情形。这种在基态附近的振荡便是“混乱”的根源。而振荡本身也是一种波动,说明还存在有一个新的场,是这个场与规范粒子的相互作用而使后者获取了质量。这个场便是现在大家所听说的“希格斯场”,它相应的激发子便是那神秘的“希格斯粒子”。
希格斯粒子与规范粒子作用使其获取质量的同时也破坏了当初古德斯丁发现其定理的前提条件——在存在混乱的餐桌上不可能再有步调一致的取杯子动作,也就是说,那鬼魅一般的古德斯丁粒子其实的确并不存在。
希格斯场是在1960年代中期由多名物理学家几乎同时提出的。希格斯(Peter Higgs)本人并不是首先提出者。该场和粒子后来以他命名其实是一个历史的巧合或误会。但这一机制的提出,既解决了规范场论中粒子零质量的难题,也清除了子虚乌有的古德斯丁粒子,可谓一举两得,为后来的弱电统一理论以及一举统一弱、电磁和强相互作用的所谓“标准模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标准模型”的成功当然并不只在于上面描述的模型之自洽和漂亮,而是该理论可以精确预测其中诸多规范粒子的质量。过去几十年来,高能物理试验实际上便是在按图索骥,一个个地发现了所预测的粒子,一次次地证明该理论的正确和准确。就连因为质量最大而最难捕获的希格斯粒子本身也在今年7月被观测到(虽然尚未完全证实)。在这个重大发现之前,许多物理学家曾评论道,找到希格斯粒子并不稀奇,如果找不到才是稀奇。
这一系列实验证明,自然界的确能够自发地作出会导致对称破缺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机制完全能够被智慧的人类所理解。这才是比“悖论”更为奇妙之所在。
也就是这样,在近10个世纪的哲学家盯着一头垂死的蠢驴苦思冥想之际,物理学家已经以不断地新发现将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推进到新的境界。
(2012年9月17日)
科普
其实,早在14世纪,人类便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一个以法国哲学家让·布里丹(Jean Buridan)命名的“驴子悖论”设想有一头位于两堆草料之间的驴子。因为草料相对于驴子完全对称,驴子没有任何理由选择是吃左边还是右边的草料,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味食品饿死。(“布里丹之驴”是作为道德和理性选择的困境提出的,但其根源在于对称性。)
在1950年代前后,物理学家在基本粒子领域里也遇到了同样的难题。但与哲学家不同的是,物理学家不会满足于思辨悖论本身的“奇妙”,而是寻求解决的途径。他们更感兴趣的问题是,假如驴子饿极了“冒昧”吃了左边(或右边)的草料,因此打破了原有的对称性,会发生什么样的情况?而这样的情形是否确实是在自然界发生着?
这一研究过程非常不顺利,很多物理学家在距离答案咫尺之遥时裹足不前痛失良机,最后的成功则是在走了大量的弯路后才取得的。在那之前,物理学界已经意识到对称性的重要性。一个能够描述自然界的理论必须保证做到“规范”对称,否则会导致发散,也就是得出荒唐的结果。但在规范对称的方程里,传递作用力的粒子质量必须是零,因此以光速传播,造成作用力是长距离的。这对于电磁相互作用天然吻合——该作用由无质量的光子传递。但核子的强、弱相互作用都是非常短距的,传递这些相互作用的粒子必然有质量,才会在短距离(时间)内衰变,不能将作用力传递很远。但几乎一切在规范场方程中引进质量的尝试都因为破坏了对称性而导致结果发散的失败而告终。
设想一张圆形的餐桌,沿着桌边为每个座位摆放了供人就餐的食品。假如座位和餐具摆放得精细,它会有一种非常优美的旋转对称性:我们如果从上而下俯视桌面,把桌子旋转一定角度后,所有座位、餐具均与原来位置重叠,就像没有旋转过一样。这便是旋转对称的一个表现形式。旋转便是这个例子中的“规范”,这张餐桌便具备了一种规范对称性。食客坐下后可以按部就班地享受自己面前的美味,不需要与邻座或他人打交道——相对于质量为零的规范粒子。
接着设想摆桌子的人正好把水杯放在两个座位的中间位置,这样并没有破坏原有的旋转对称性。但坐下来的食客发现自己左右各有一个水杯,却无法决定哪一个是为自己准备的——他们陷入了那头驴子的困境。如果就此不喝水的话显然不是一件很爽的事情。这在物理学的语言里叫做该系统没有处于能量最低的基态,因此具有一定的不稳定性,会自己找到并转换到更合适的基态。
如果餐桌上的食客都与那头驴一样犟,我们无疑会陷入僵局。但如果能有一个渴极了的家伙不顾社交礼仪,伸手去取右边的水杯。这个随机的动作会立刻解决桌上所有人的困境——大家都会随之看出自己右边的水杯是属于自己的,可以伸手取之。(如果那个人是左撇子,拿的是左手边的水杯,其他人也会跟着他取左边的水杯,结果是一样的。)这样,就餐的食客的行为突然与邻座相关了。
其实,这样的对称破缺在现实世界中比比皆是。一个放置在尖顶上的大球有可能平衡在针尖上面,但极其不稳定,总会自己滚下来,虽然该球本身没有依据选择往哪个方向滚。液体中的分子是均匀分布的,也就是具备完全的空间平移和旋转对称性。足够冷却之后,液体会突然凝固成固体,分子只能出现在特定的晶格点上,不再具备当初的对称性。液体与固体之间的这种变化叫做相变,而很多相变都会伴随着类似对称性的永久破缺。这一事实原先没有引起太大注意,因为在经典物理中并不存在理想的对称性。一丝微风的轻拂便能够为尖顶上的大球提供滚落的方向,而液体中的杂质和边界环境主宰了晶体结构形成的方式。微风、杂质、边界等等的存在表明这些系统本身并没有具备完全的对称性,而是早就已经破缺了。
后来,相变的研究进入了量子效应在宏观世界的表现,尤其是固体中的超导(也就是金属在低温时电阻突然消失的)现象。1957年,超导现象由一个被称作BCS理论的模型完全解释。后续的研究发现,BCS理论实际上就是规范场论的一种特殊形式,其中也包含了对称的破缺。更神奇的是,该理论中的对称破缺不依赖于杂质等外在因素的存在,而是系统本身完全自发的作为。这一发现令物理学家豁然开朗:原来我们的自然世界并不是一头蠢驴。
但规范场论的问题并没能因此解决。我们进一步想像一下那个餐桌上的人反应比较迟钝的情形。第一个人拿起水杯的动作首先被他身边的人注意到,他们也随之拿起(现在知道是)属于自己的杯子。这个行动再度影响他们的邻居而持续下去。这样在外人看来大家的动作并不是同时的,而是取水的行为像一个“波”一样从第一个人那里向外传播,直到所有人都拿起水杯。波动在相应的数学语言中代表一个“场”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场,也相应地发现应该有一种新的粒子作为这个场的激发子。
如果就餐的人记忆不好,他们还可能一会儿用右边的水杯,一会儿用左边的水杯。只要大家不顾忌由此带来的卫生问题并保持步调一致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刚发现的这个粒子不断地出现和消失,却没有改变系统的状态。在物理模型中,不改变系统能量状态的粒子质量为零。这个零质量的新粒子初始是由物理学家南部(Yoichiro Nambu)和杰弗里·古德斯丁(Jeffrey Goldstein)通过数学推导发现的,被称为“古德斯丁玻色子”。古德斯丁还证明了在规范对称的理论中必须存在这样的玻色子。
问题是这样的粒子在我们这个现实世界中并不存在。古德斯丁的发现一度宣判了规范场论的死刑,尽管其理论本身很漂亮。其后几十年中的理论上的诸多突破(其中一些后来获得诺贝尔奖)在发表时都因此未能引起注意。
回到我们的餐桌上。现在设想餐桌很大,人很多。能够自作主张打破对称性取水的可能不止一个人。如果餐桌某处的“第一个人”取了右手的水杯,而另一处却有另一人取了左手的水杯,他们邻近的人分别随他们的选择行事,这样出现的两个波必然会在某些地方相遇,造成有人两边的水杯都被邻座取走没有水喝,而另有人却面对左右两杯水都属于自己的尴尬局面。这显然不爽,也就是我们没有能够到达所要的基态。
要解决这个不愉快的场面,餐桌上的人不能再保持绅士风度默默地取水。他们必须与他人商量,调换水杯。这样,原来的对称便完全被打破了,造成了一个局部的“混乱”。如果就餐的人足够理智,每一次混乱都是暂时的,很快便能平息。但如果他们不能吸取教训,这样的混乱便会此起彼伏,成为一个常规的现象。
乱却也有乱的好处。在数学上,原来井然的秩序对应于规范场论的那个重要特征:其中所有的粒子都是零质量的。被搅乱的情形则相当于这些粒子被迫与所处的环境发生作用,而在这过程中改变了自己的性质:它们的效应变成暂时的、短距的,也就是它们获得了质量。
那么,这个“混乱”本身又是什么呢?想像一下那个从尖顶上轰隆隆地滚下来的大球。如果底部并不是平面,而是一个凹槽,这球不会一下子停留在凹槽的底部,而是在底部附近的槽面上来回振荡。这和餐桌上的冲突使得系统不能实现能量最低的基态是同样的情形。这种在基态附近的振荡便是“混乱”的根源。而振荡本身也是一种波动,说明还存在有一个新的场,是这个场与规范粒子的相互作用而使后者获取了质量。这个场便是现在大家所听说的“希格斯场”,它相应的激发子便是那神秘的“希格斯粒子”。
希格斯粒子与规范粒子作用使其获取质量的同时也破坏了当初古德斯丁发现其定理的前提条件——在存在混乱的餐桌上不可能再有步调一致的取杯子动作,也就是说,那鬼魅一般的古德斯丁粒子其实的确并不存在。
希格斯场是在1960年代中期由多名物理学家几乎同时提出的。希格斯(Peter Higgs)本人并不是首先提出者。该场和粒子后来以他命名其实是一个历史的巧合或误会。但这一机制的提出,既解决了规范场论中粒子零质量的难题,也清除了子虚乌有的古德斯丁粒子,可谓一举两得,为后来的弱电统一理论以及一举统一弱、电磁和强相互作用的所谓“标准模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标准模型”的成功当然并不只在于上面描述的模型之自洽和漂亮,而是该理论可以精确预测其中诸多规范粒子的质量。过去几十年来,高能物理试验实际上便是在按图索骥,一个个地发现了所预测的粒子,一次次地证明该理论的正确和准确。就连因为质量最大而最难捕获的希格斯粒子本身也在今年7月被观测到(虽然尚未完全证实)。在这个重大发现之前,许多物理学家曾评论道,找到希格斯粒子并不稀奇,如果找不到才是稀奇。
这一系列实验证明,自然界的确能够自发地作出会导致对称破缺的选择,而这样的选择机制完全能够被智慧的人类所理解。这才是比“悖论”更为奇妙之所在。
也就是这样,在近10个世纪的哲学家盯着一头垂死的蠢驴苦思冥想之际,物理学家已经以不断地新发现将人类对自然的认知推进到新的境界。
(2012年9月17日)
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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