量子纠缠背后的故事（卅九）：玻姆的隐变量

1926年初，爱因斯坦在他的柏林公寓里接待25岁的海森堡。他提醒这个刚发明矩阵力学的青年留意电子在云室中留下的轨迹，给意气风发的海森堡留下长久的深刻印象。几年后，海森堡揭示出矩阵乘法不对易背后所深藏的量子奥秘：不确定原理。

四分之一世纪后，当玻姆在1951年初走进爱因斯坦在高等研究院的办公室时，他已经34岁，却远远没有海森堡的自信。玻姆在刚刚出版的《量子理论》中全面清晰地整合了哥本哈根诠释，引得爱因斯坦的注意。然而，大作告成后的玻姆却是莫名的失落，总觉得他论述的逻辑有所欠缺。

已经72岁的爱因斯坦慈祥耐心，夸奖玻姆已经成功地将玻尔的观点表达得淋漓尽致。不过，他同时表示怀疑，难道那就是量子力学的全部吗？

转眼间，爱因斯坦和罗森、波多尔斯基的EPR论文已经问世15年了。在玻姆旧话重提之前，波函数的纠缠和薛定谔的猫已经被历史尘封。面对这个新一代的玻尔信徒，爱因斯坦谆谆提醒：在那些既定教条的背后，也许还隐藏有更深层的物理。

像当年的海森堡一样，玻姆从那办公室中走出的那一刻起就反复在琢磨：量子力学会不会还存在着不同于哥本哈根正统的另类可能？

短短几个月后，他找到了答案。

玻尔与爱因斯坦那场旷日持久的争论涵盖着量子力学中的诸多方面，包括随机性、非局域性、因果律以及完备性等等。但至少在爱因斯坦看来，他们最本质的分歧在于微观世界中是否存在着客观的物理实在。

当年在专利局中的青年爱因斯坦曾经笃信实证主义。因为我们无法感知牛顿定义的绝对空间和绝对时间，它们不是客观的物理实在。我们能认知的世界取决于我们具体地如何测量时间、长度等物理量。由此，他发明相对论，改变了人类的世界观。

海森堡和玻尔继承了这个传统。在他们看来，我们只能通过各种观测手段认识微观的量子世界。与相对论中的参考系选择类似，这些测量的结果会因测量方式的选择以及测量过程本身而改变。量子力学所能描述的便只能是这些测量结果的总体。因此，量子世界中不存在一个独立于测量过程的客观实在。

爱因斯坦不以为然。他曾屡次发问：如果你没有抬头看，那月亮就不存在吗？

海森堡在柏林惊讶地发现50岁的爱因斯坦已经背离了实证主义，并把那信念当作不能重复两次的笑话来调侃。的确，人过中年的爱因斯坦越来越执着于客观的物理实在。

EPR论文发表后，罗森和波多尔斯基相继离开高等研究院另谋高就。曾在爱丁堡师从玻恩的英菲尔德（Leopold Infeld）来到这里。院长弗莱克斯纳依然对爱因斯坦怨气冲天，拒绝出钱为他聘请助手。为了生计，英菲尔德惴惴不安地向爱因斯坦提议合写一本通俗的物理学史，用稿费来支持他们的工作。

爱因斯坦欣然同意。他们很快写就《物理学的进化（The Evolution of Physics）》，阐述物理学从简朴的早期概念发展到相对论、量子论的过程。依仗着爱因斯坦的大名，这本书一经问世便洛阳纸贵。他俩平分了版权收入，收益均不菲。

毫无疑问，《物理学的进化》贯穿着爱因斯坦个人的视角和理念。书中强调人类对“客观实在”的信念是物理学能够存在、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只有相信人类的理性能够认知世界，相信客观的自然界自己拥有着和谐的因果律，才可能有科学。

还在波函数的概念随着新量子力学问世之前，爱因斯坦就曾提出“泡泡悖论”，指明波粒二象性的内在矛盾。在1927年的第五届索尔维会议上，他又以之为例说明波函数没能完整地描述量子的实在。

在他的心目中，电子一个是客观的实在。当人们看到荧光屏闪亮时，在那里出现的电子不会只是在那一刻成为现实。在那之前的瞬间，它应该就已经处在那个点附近。它既不可能突然地无中生有，也不应该来自以其速度不足以抵达的远方，更不可能处于连光速都不可及的遥远所在。

玻尔则坚持相反的观点。他认为电子在荧光屏上的出现只是因为那是一个测量位置的经典仪器。在那之前的一瞬，电子并不知道它下一时刻会遭遇的是荧光屏还是另外一个测量速度的仪器，因此那时它还不会有确定的位置。在遭遇荧光屏之前，量子力学中所能有的只是一个尚未坍缩的波函数。电子的位置、动量——乃至电子本身——都只是抽象的概念，并非物理的实在。

在爱因斯坦的启发下，深谙玻尔思想的玻姆却在量子力学中找出了一个新方式，能够追踪遭遇荧光屏之前的电子所在。在他这个新表述中，粒子随时随刻都有着确定的位置和速度，无论是否、如何被测量。

玻姆发现，只要在量子的动力学中加上一个“量子势（quantum potential）”，就能像经典力学一样推算粒子的轨迹。这个量子势本身来源于薛定谔的波函数，因而蕴含着波动信息。它像外加势场一样左右着粒子的运动。这样，即使是不受外力影响的自由粒子也会因为量子势不断地变换自己的轨迹。

在那个让所有人头疼的双缝实验中，玻姆的粒子在经过两条缝隙的任何一条后不是沿直线继续前进，而是在量子势的作用下歪歪扭扭地到达荧光屏上某个点。自始至终，它走的路径是确定的。在抵达荧光屏之前的一瞬，它的确已经来到了那个亮点的附近。

在玻姆量子势作用下的粒子在双缝实验中的路径。

当然，完全确定一颗电子的轨迹不仅需要有它在势场中的路径，还要准确地掌握电子在初始时刻的位置和速度。因为海森堡的不确定原理，这在量子力学中不再可能。于是，虽然玻姆能计算出电子可能沿袭的各条路径，他却也无法准确地认定每颗电子会具体沿着哪一条路径运动。只有在大样本实验中，每条路径都可能有电子通过时，才能在荧光屏上看到总体的统计效果：干涉条纹。

那是1951年的夏天。玻姆在做出这一发现的同时也得到了另外的好消息：当地法庭审理他那“蔑视国会”案后确认他的行为受宪法保护，宣告他无罪。

然而，普林斯顿大学还是决定不再延续他的雇佣合同。那时的玻姆在量子力学的教学、研究之外还在等离子体、金属电子气等课题上建树不菲，是首屈一指的专家。他手里更握有分别出自爱因斯坦和奥本海默的强力推荐信。但几个月下来，他处处碰壁，没有一个学校愿意染指。

玻姆明白他已经上了黑名单，在自己的国家里不再有容身之地。他甚至怀疑联邦调查局在日夜跟踪监视，让他成天惶惶不安。当远在天边的巴西圣保罗大学发来聘请时，走投无路的玻姆抓住机会，逃离美国。

他期盼那只是一次暂时的流亡之旅。他的论文发表后应该会引起物理学界的注意，从而改善自己的处境。至少在天高皇帝远的巴西，他还可以出访欧洲，继续与那里的物理学家切磋交流。

当玻姆那两篇论文以《一个以“隐”变量诠释量子理论的建议（A Suggested Interpretation of the Quantum Theory in Terms of "Hidden" Variables）》的标题在1952年1月15日的《物理评论》上同时发表时，他已经人在巴西。

不过一年前，他刚刚出版了《量子理论》，宣讲正宗的哥本哈根诠释。在那本受欢迎的教科书中，他之所以用自旋重新表述了爱因斯坦的EPR假想试验，只是为了讲解冯·诺伊曼20多年前的数学证明：量子力学中不允许有潜在的隐变量。

与爱因斯坦那次会面却彻底地改变了他的看法。

1951年的玻姆事先不知道早在25年前，德布罗意在第五届索尔维会议上就已经提出一个隐变量理论。在德布罗意的描述中，粒子像冲浪健将那样由一个“导航波”引导着运动。玻姆的量子势与那个导航波大同小异。在论文鸣谢中，玻姆说明他是在完稿后才得知德布罗意当年的思想。

在那场群雄汇集的女巫盛宴上，德布罗意遭到哥本哈根学派的泡利、克莱默接连抨击。克莱默问道：一颗光子击中玻璃反射时，玻璃会因为受到撞击反弹。如何在这个新理论中计算这一反弹？

德布罗意哑口无言。他没能当场意识到克莱默的问题其实很不公平：那是一个即使当时量子力学的正统理论也会束手无策的难题。因为克莱默的质问，德布罗意没有听从爱因斯坦会后的鼓励，灰心丧气地放弃了导航波，皈依哥本哈根的正统。

玻尔曾一再强调微观与宏观是两个不同的世界。宏观世界是经典的物理实在，只是在测量的过程中与微观世界接触而获得信息，也同时改变微观世界的进程。但他也从来未能明确定义那两个世界之间的分界线。后来，薛定谔以他那谷德伯格机器式的假想装置将微观的放射性元素和宏观的猫纠缠在一起，形象地表明这样的界线根本不可能存在。

25年后的玻姆不再承认这个人为的分界。在他的理论中，电子、光子、玻璃、荧光屏等等都一视同仁地有着量子势，遵从同样的运动规律。这样，他不仅能推算光子的发射，也能同时得到玻璃的反弹。只是玻璃由近乎无数的原子组成，这个实际计算过程会超越物理学家的能力和想象。

薛定谔的猫也同样地由原子组成。它们的共同波函数既有着猫活着的状态也有猫死去的状态。在这样的量子势影响下，猫的原子们相应地运动着，或者造成猫的死亡或者让它继续存活。虽然与双缝实验中的单个电子一样，因为初始条件的不确定，我们无法知道具体一只猫是死是活。但那只是我们认知中的缺陷。作为物理实在的猫或者已经死去或者继续活着，不会处于既死又活的荒诞状态。

显然，这已经与哥本哈根的量子力学诠释势如水火。

远在南美的巴西像加州一样富有灿烂的阳光海滩。由于地理的偏僻和科学的落后，那里并不是物理学家的乐园，除非是费曼。

在康奈尔大学几年后，费曼厌倦了那里冰天雪地的冬天。他接受加州理工学院的聘请跳槽到阳光明媚的南加州。他还争取到一年的学术假，不远万里来到巴西。在里约热内卢新成立的物理中心，他发现那里的物理课死板教条，学生只会死记硬背。于是他兴致勃勃地推动起巴西的教学改革。

但更多的时候，他流连于海滩、酒吧，追逐着美丽的女郎，尽情享受异国情调的单身时光。他还用心学会了打班戈鼓、跳桑巴舞，领受热情似火的拉丁艺术。在一年一度的嘉华年会中，他扮成魔鬼出现在狂欢大游行的行列中。那正是泡利在哥本哈根《浮士德》中的角色。

在相距不远的圣保罗，流亡中的玻姆却度日如年。他自己不会烹调，自小就折磨着他的胃病在辛辣的异乡食物刺激下经常恶性发作，每每令他卧床不起。为了防止他叛逃苏联，美国领馆人员收缴了他的护照，换成一张只能回美国的身份证。此举粉碎了玻姆以巴西为基地去欧洲交流的美梦。在这个科学的不毛之地，他只有偶尔能碰面的费曼可以讨论物理学的前沿。可费曼对他的隐变量理论毫无兴趣。玻姆只能艳羡着费曼的生活方式暗自悲伤，体验与世隔绝的悲哀。

好在他那两篇论文的面世没有像他所害怕的那样石沉大海，但陆续而来的反应却也不是他内心所期。

不久前刚对玻姆的《量子理论》赞不绝口的泡利率先发难。他来信指出玻姆的论文不仅是一派胡言，而且还不是新鲜的胡言：那不过是已经被自己和克莱默驳倒过的德布罗意导航波。玻姆没有泄气。在连续通信讨论半年后，泡利不得不承认玻姆的新理论比德布罗意进步，至少达到了逻辑的自洽，无懈可击。但他还是坚持那只是“人为的形而上学”，没有实际物理意义。

哥本哈根学派的大将海森堡和玻恩自然也异口同声地附和着泡利。玻尔没有公开发话，只在私下里表示玻姆的理论很愚蠢。他的助手罗森菲尔德却毫不含糊。他不仅频频给玻姆写信批驳甚至羞辱，还四处活动，阻止英国《自然》杂志发表玻姆和另外介绍他理论的论文。

玻姆发现他真真切切地成了叛徒。这一次，他不是通苏联背叛祖国，而是彻头彻尾地背叛了哥本哈根的正统，自绝于物理学主流。他付出的代价是如出一辙的遭到放逐。

处于哥本哈根边缘的德布罗意看到玻姆寄来的文稿时没太在意。与泡利相似，他回信告诉玻姆自己过去提出过同样的理论，早已被否证。在玻姆耐心的解释下，已经年届花甲、科研上早不再活跃的德布罗意幡然悔悟，也再度对哥本哈根诠释产生了疑虑。爱因斯坦听说后，立即写信再次赋以激励。（德布罗意也曾试图认领隐变量理论的优先权。玻姆回问：如果一个人捡到宝石却以为是普通石头扔掉了。另一个人再捡到，认出是宝石。这颗宝石应该归谁所有？）

在哥本哈根学派之外，薛定谔只是让秘书回信告知玻姆他没有兴趣。而最让玻姆失望的回应却来自曾将他一语惊醒的爱因斯坦。

对爱因斯坦来说，玻姆的理论也只是新瓶子里装的旧酒。25年前，爱因斯坦即曾经沧海，深知其中要害：无论是当年他自己的鬼场、德布罗意的导航波，还是玻姆现在的量子势，它们都包含着波函数内在的不可分离性。粒子之间可以通过这一机制发生瞬时的联系，亦即有着那鬼魅般的超距作用。这样，玻姆虽然给出了作为物理实在的粒子轨迹，却是以破坏非局域性为代价。这并没能解决量子力学的实质问题。

因此，爱因斯坦认为玻姆复活德布罗意理论的做法过于“廉价”。

在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一位来访的物理学家自告奋勇地介绍了玻姆的新理论。他惊异地发现那象牙塔中的精英们反应强烈，一致对玻姆表现出各种不屑，讥讽他的理论不过是一次“幼稚的反叛”。他们居然不屑于提出理性的批评。玻姆曾经的导师、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毫不留情地当场宣布：如果我们无法驳倒玻姆，那就必须一致地忽视他。

历史在重复。和过去出现过的对哥本哈根的质疑、挑战一样，玻姆的论文很快销声匿迹。

在玻姆人生至暗的时刻，还是爱因斯坦伸出了援手。罗森已经辗转到了新成立的以色列国，在那里从无到有地建立物理专业。曾经为犹太复国主义倾注心血的爱因斯坦利用他的影响力（当他的老朋友、第一任总统魏茨曼去世时，以色列人心所向是邀请爱因斯坦接任这个荣誉性职位。）让罗森为玻姆安排了一个职位。也是在爱因斯坦的劝导下，玻姆果真叛了国。他申请到巴西国籍，然后用巴西护照离开巴西，前往犹太人的新家园。

在美国，愈演愈烈的麦卡锡主义让爱因斯坦深为忧虑。他担心德国当年的疯狂会在美国重演。当奥本海默自己也遭遇调查，被取消接触机密的资格时，爱因斯坦少见地积极活动，逐个说服高等研究院成员联署支持奥本海默的公开信。因为一位中学教师的求助，爱因斯坦还在媒体上公开与麦卡锡参议员对抗，维护美国的学术自由。

1954年11月，身心俱疲的爱因斯坦给一家杂志去信感叹，如果他还年轻，他不会去当科学家。他可能更愿意去做一个水管工，那个职业在当前形势下比学术界更为独立、自由。信件发表后，全国各地的水管工纷纷来信，热情邀请爱因斯坦加盟。

1954年11月11日，纽约一个水管工写给爱因斯坦的合作邀请函。

爱因斯坦早就知道他已经时日无多。

1948年，医生在一次手术中赫然发现他腹部主动脉上长着一个血管瘤，随时可能破裂致命。那年，他还不到70岁。

他最亲爱的妹妹在1951年辞世，身边只剩下秘书杜卡斯和艾尔莎的二女儿。他早已从高等研究院退休，但依然保留着一间办公室。每天，他9点多起床，边吃早餐边读报。10点半左右，他自己缓缓地步行到研究院上班，在那里与助手讨论。下午1点，他或者在同事陪伴下或者独自步行回家。午饭后他会睡上两三个小时。下午和傍晚的时间则是在家里会客、处理信件和在自己推导公式中度过。

晚年的爱因斯坦下班离开高等研究院独自回家的背影。

经常在家里或者在电话上陪他聊天的还有一个女朋友。比他小22岁的范托娃（Johanna Fantova）早在芳龄28岁时就在柏林结识了爱因斯坦，曾经是他那个心爱的别墅里和小帆船上的常客。她在1939年来到美国，在普林斯顿附近担任图书馆员。在1950年代，她成为爱因斯坦最后的伴侣，耐心地倾听、记录老人日常的病痛和抱怨，还有他的科研进展和喜欢讲的笑话。

爱因斯坦与薛定谔也恢复了联系，继续在通信中讨论统一场论的数学问题。薛定谔总是小心翼翼地提出意见，唯恐言语不当再次失去珍贵的友谊。爱因斯坦达观地表示他们以前的过节只能留给上帝去定夺。

海森堡没有那么幸运。他在1954访问美国时登门拜访，却不再能领受到当年在柏林时的融洽。爱因斯坦礼貌但冷淡地接待了他。事后，他告诉范托娃来的是一个“大纳粹”。

在那最后的几年里，爱因斯坦念念不能忘怀的还是量子理论，这个他“花费了比相对论多100倍功夫”的难题。他也终于开始悲观，不再坚信统一场论能提供解决的途径。在给好朋友贝索的信中，他颇为伤感：“整整50年的思索没能让我接近这个问题的答案：光量子是什么？（All these fifty years of pondering have not brought me any closer to answering the question: what is light quanta?）”

还是在1905年3月，26岁的爱因斯坦在专利局发表了那个奇迹年的第一篇论文：《关于光的产生与变换的一个启发性观点》。在这篇解释光电效应并会为他带来诺贝尔奖的文章中，他第一次提出了光量子的概念。那也是人类历史上量子作为物理概念出现的第一句话。

整整半个世纪后，76岁的爱因斯坦在1955年3月写下了一则简短回顾。最后一句话表达了他对量子问题永远的存疑：“看来，能否用场理论解释物质、辐射及量子现象的分立性结构值得怀疑。大多数物理学家会信心十足地回答‘不可能’，因为他们相信量子问题已经通过其它途径基本解决。也许果真如此，但莱辛（德国哲学家Gotthold Lessing）那令人欣慰的话语依然与我们同在：对真理的追求比对真理的拥有更为可贵。（It appears dubious whether a field theory can account for the atomistic structure of matter and radiation as well as quantum phenomena. Most physicists will reply with a convinced 'No,' since they believe that the quantum problem has been solved in principle by other means. However that may be, Lessing's comforting word stays with us: the aspiration to truth is more precious than its assured possession.）”

这是他为量子概念写下的最后一句话。一个月后的4月18日，爱因斯坦离开了这个世界。

（待续）

量子纠缠背后的故事（卅七）：物理世界的重整

惠勒和费曼在象牙塔中指点量子江山的好日子并不长。他们很快分别被征召参加与备战有关的研究项目。惠勒预见到即将来临的风暴，催促费曼立即以已有的结果申请学位。费曼依言而行，却也没忘在论文中强调其中的诸多不足。维格纳和惠勒没有拘泥形式，无保留地授予他博士学位。

随后，他们都全身心投入原子弹工程。惠勒和维格纳专注于核燃料的制备，费曼则在新开张的洛斯阿拉莫斯基地服务。直到1945年战争结束后，他们才得以重拾旧业，陆续发表几年前的成果。他们的第一篇论文发表在那年《现代物理评论》庆贺玻尔60岁生日的专刊上，让惠勒尤为自豪。

泡利那年接到一份意外的电报，通知他获得该年诺贝尔奖。战争爆发后，他带着妻子离开苏黎士，凭借高等研究院的邀请来到美国避难。虽然瑞士是中立国，他依然切身感受到纳粹的威胁。

在海森堡、薛定谔和狄拉克的突破之前，泡利发现冠以他大名的不相容原理，率先揭示出量子世界的不同寻常。但他与玻恩一样被评奖委员会忽视。那里的主持奥森尤其坚持泡利在那一发现之后不再有显著的新成果，不宜颁奖。这个难以逾越的障碍直到奥森在1944年底去世才消失。

泡利正在申请美国国籍，没有去瑞典领奖。高等研究院为他们的第一份诺贝尔奖举行了庆祝活动。在众多的祝贺声中，爱因斯坦最后的即兴发言让泡利刻骨铭心。即便十年后，泡利还会记忆犹新地回味那一幕，感觉是一位老国王在指定自己为继承人。他大概不会知道，也正是爱因斯坦那年专门给斯德哥尔摩发电报为他提了名。

晚上，惠勒又招呼起普林斯顿的年轻一代为泡利举办啤酒会。

1945年11月，来自中国的胡宁（左一）和泡利（左三）等在庆祝诺贝尔奖的啤酒晚会上。

1946年，普林斯顿大学为庆祝建校200周年举办一系列学术讲座。维格纳邀请众多嘉宾一起探讨“核物理的未来”。他特意安排已经是校友的费曼为狄拉克做介绍。费曼看到狄拉克事先提供的文稿后却大为失望。他这位当年的偶像已经与物理的前沿脱节，不再有精彩的思想火花。

果然，狄拉克了无新意的演讲平平淡淡。费曼只好发挥自己的特长，插科打诨地活跃气氛。下面的玻尔看不惯，竟站出来当众要求费曼严肃点。

讲座之后，费曼看到狄拉克在独自踱步，就上前询问一直让他好奇的问题：狄拉克当初发表那篇作用量论文时是否知道他所谓经典与量子物理中作用量存在的“类比”其实就是一个直接的正比关系？狄拉克颇为惊讶，但也只是问了一句“真的吗？”就转身走开了。与当年一样，他对继续深究这条思路没有兴趣。

在群雄云集的洛斯阿拉莫斯，费曼成为年轻人中独一无二的明星。他以自己特有的机智、幽默和能力得到众人一致爱戴，也留下一箩筐脍炙人口的轶事。顶头上司、主管理论部的贝特尤其欣赏他敢于当面挑战权威的性格，无论什么问题都会随时找他激烈地辩论。玻尔来访时也曾如法炮制，却无法领受费曼美国式的直率、较真，故而对他一直没有好感。也许，费曼会让他回想起当年那个无法相处的年轻狄拉克。

维格纳也颇有同感。但他眼中的费曼却是“第二个狄拉克，只是这次是人类（Feynman is a second Dirac, only this time human.）”。

当他们大功告成，准备各自重回平静的书桌时，费曼成为各方抢夺的青年才俊。最后还是贝特捷足先登，将他揽到自己所在的康奈尔大学。

在爱尔兰的薛定谔没有再被战争打搅。作为中立国的外国侨民，他没有参与军事行动的权力或义务。相反，他的事业、人生都蒸蒸日上，正乐不思蜀。他不仅有着妻子安妮、情人希尔德和小女儿，还持续不断地变换着新的情人。不久，又有两人相继为他增添了后代。只是三个情人生了三个女儿，令望子心切的薛定谔美中不足。自己没有孩子的安妮一如既往，倾心照看丈夫的骨血。

让他在都柏林名声大噪的却不是他那只倒霉的猫，而是他跨界到生物领域所做的一系列讲座。他提出量子物理学已经成熟，足以从微观的原子、分子结构出发理解自然界最神奇的现象：生命。他在这些讲座基础上出版的《生命是什么（What is Life）》成为经久不息的畅销书，对现代分子生物学的诞生有着深远的影响。

大洋彼岸的老朋友爱因斯坦却处于“赋闲”状态。在纳粹德国的威胁面前，爱因斯坦暂时搁置了他坚持一生的和平主义信念，积极寻找机会协助美国的军事科研。但因为背负同情共产党的嫌疑，他被拒之门外，只是偶尔能为军方提供一点咨询。他所能做的只是在高等研究院与避难中的泡利一起钻研统一场论，与现实世界几近隔绝。（爱因斯坦很少与他人联名发表论文，有的也都是与学生、助手等指导性的合作。他与泡利这时合写的论文是绝无仅有的例外。）

当时没有人知道，花甲之年的爱因斯坦心中其实也正燃烧着最后的激情。那些年里，他与来自苏联的有夫之妇、比他小16岁的柯南科娃（Margarita Konenkova）保持着隐秘的情侣关系，直到战争结束时柯南科娃回苏联后依然保持情书往来。（柯南科娃的丈夫是苏联著名雕塑家，曾被高等研究院雇用为爱因斯坦制作头像。）就连一直在监控他的联邦调查局也没能察觉这段情缘。半个世纪后，爱因斯坦的黄昏恋因为柯南科娃保存的情书被发现才公开。更大的惊奇却在于柯南科娃很可能是一个带着刺探原子弹机密任务的间谍。

1935年，爱因斯坦（右）与初结识的柯南科娃。

相隔着大西洋，薛定谔和爱因斯坦依然保持着紧密的通信联系。无论是在经典和玻色的统计理论、相对论、辐射乃至德布罗意波，薛定谔在近40年的学术生涯中一直紧跟着爱因斯坦的步伐。在跟随EPR论文提出量子的“纠缠”却无人喝彩后，薛定谔这时也一头扎进了统一场论，继续扮演爱因斯坦唯一知音的角色。春风得意中的薛定谔甚至倒过来建议爱因斯坦干脆也搬到爱尔兰，再现他们当年在柏林的大好时光。爱因斯坦则回应自己已是老树，不宜再换新盆栽种。

爱因斯坦在书信中详细地向薛定谔通报研究进展，只是他们的努力最终总是被泡利证明此路不通。他只能在信中感叹，“泡利又向我吐出了舌头”。薛定谔积极回信，频频为老朋友出新点子，要让泡利缩回他的舌头。同时，他谦虚地表示爱因斯坦是在猎取大狮子，而他自己不过是在跟着寻觅一些小兔子。

终于，在战争结束后的1947年1月，薛定谔在打兔子时碰到了雄狮。那个月底，他在爱尔兰王家科学院豪华的演讲大厅里宣布，他已经成功地解决了困扰爱因斯坦30多年的大难题。立刻，当地报刊上连篇累牍地报道他们“自己的”薛定谔的历史性突破，尤其热衷于渲染他如何无惧爱因斯坦的权威而实现了完美的超越。

在公开的媒体上，爱因斯坦只是做了简单低调的回应，指出薛定谔的新发现不过尔尔。私下里，两个老朋友的关系急剧恶化，都准备要上法庭起诉对方剽窃，只是在泡利的劝说下作罢。后来，爱因斯坦不再理睬薛定谔解释、道歉的来信，与他中断了联系。

1947年6月1日，20多位衣冠楚楚的年轻物理学家在纽约市中心集合。惠勒带着他们像参加课外活动的小学生般登上一辆老旧的大客车向郊外驰去。在繁华的市区，他们的行动并不引人注目。但出城后不久，一个警官骑着摩托赶来。问明他们是物理学家后，他闪起警灯，一路护送客车到渡口旁的一家餐馆。那里的老板为这些客人提供了丰盛的免费食物。

餐馆老板的儿子和警官本人都曾经在太平洋战场上服役。原子弹没来得及帮助在意大利的惠勒弟弟，但提前结束了老板儿子和警官的军事使命。他们将这些神秘的科学家视为救命恩人，自发地表达感激之意。

美国物理学家的社会地位在战后达到高峰，与疆场拼杀的军人一样享有英雄的光环。在原子弹之外，他们研制的雷达、通讯设备也是赢得胜利的关键。政府继续慷慨地将大笔资金投入物理学领域，期望能有更先进、更具威力的武器出现。

但那辆车上的物理学家心思却不在武器上。他们刚刚结束五年多的战争服务，重新捡拾起尘封多年的论文、笔记。这时他们迫切地希望能了解被战争耽搁的物理研究最新的进展和走向。

在饭馆里享受免费午餐后，他们又坐轮渡登上位于海峡中央的谢尔特岛，在那里一家度假旅馆住下，举行为期三天的会议。这是他们已经筹备了一年多的特殊场合。它借鉴著名的索尔维会议模式，将为数不多的人集中在一起同吃同住，一起商讨量子物理的基本问题。

其实，这个会议只是在这表面形式上与索尔维会议相似。（索尔维会议在1933年讨论过核物理后就停办了，后来在1948年恢复。它一直延续至今，却早已没有了昔日的风光。）新兴的美国没有论资排辈的贵族传统，自然也不会举办“女巫的盛宴”。他们的邀请名单由年仅34岁的惠勒拟定。其中没有爱因斯坦，没有迈克尔逊、密立根那样的元老，甚至没有康普顿。只有拉比（Isidor Isaac Rabi）一人是诺贝尔奖获得者。

与会者中年龄最大的是曾担任玻尔助手的克莱默，当时53岁。他因为正好在高等研究院访问就近参与。其他人年龄上都不到50，正是年富力强的一代。年龄最小的便是费曼，还不到30岁。在不远的未来，他们之中会出现六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五个物理奖，一个化学奖）。

除了克莱默，他们都是美国公民或正在成为美国公民。而他们之中却有近一半人出生于欧洲，包括冯·诺伊曼、贝特、威斯科夫、泰勒、乌伦贝克等。这也正是美国物理学界的一个缩影：因为希特勒的排犹政策，作为移民大熔炉的美国获得大量人才输入，一跃成为科技大国。

会议由43岁，已经因为原子弹闻名天下的奥本海默主持。他开门见山地邀请拉比报告最新的实验进展。

拉比因为发现原子核在磁场中的“核磁共振（nuclear magnetic resonance）”现象刚刚获得1944年诺贝尔奖，已经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主任。（拉比与中国留学生王守竞和最早提出自旋概念的克勒尼希曾是哥伦比亚大学同学，经常一起自学量子物理。在欧洲求学期间，拉比曾先后师从索末菲、玻尔、泡利等名家。）战争结束后，他马不停蹄地招聘曾一同从事雷达研究的人才，将战争中发展出的微波技术转为基础物理研究，得以前所未有的精度测量氢原子的光谱。

因为电子带有电荷又在自旋，本身会带有“磁矩（magnetic moment）”，其效应会在光谱中显现。这是自海森堡、泡利研究反常塞曼效应始便众所周知的事实。但拉比在会议上透露，他在哥伦比亚的同事库施（Polykarp Kusch）测量发现电子的磁矩比理论预测数值稍微大出了一点。接着，也是哥伦比亚的兰姆（Willis Lamb）又公布他测量的氢原子光谱精细结构，其中也出现了理论上不应该有的谱线分裂。

库施和兰姆分别发现的“电子反常磁矩”和“兰姆位移（Lamb shift）”第一次暴露了狄拉克量子电动力学的缺陷。在那之前，那个漂亮的理论只是在计算过程中会出现令人困惑的无穷大，但完全可以置之不理而照样得出与实验相符的结果。这两个新发现表明理论中存在着被无穷大数值掩盖的真实物理现象，比如来自电子那个奇异自能的影响。（1955年，库施和兰姆分享了诺贝尔奖。）

如何在无穷大中提取有实际意义的数值成为谢尔特岛上的独特挑战。接下来的两天里，他们经常凑在一起反复进行各种运算，却都无功而返。费曼也借机展示了他那独特的路径积分，引起广泛好奇。但没人能看明白他那个魔术般的运算方式。

谢尔特岛会议一幕：众人围观费曼（中坐、执笔者）演示他的计算过程。斜坐沙发上持烟斗的是奥本海默。左一为兰姆。（右一为下一章出场的玻姆。）

还是贝特在会后返家的火车上终于找出推导兰姆位移的途径。不久，与费曼同龄、也是公认天才的哈佛大学教授施温格（Julian Schwinger）也取得了成功。他们把那些数值无穷大的项合并到公式里的电子质量、电荷，将它们重新定义为现实世界中有限数值的质量、电荷。所有的无穷大因而消失，而剩余的计算结果准确地推算出了电子反常磁矩和兰姆位移。这个处理无穷大的方式叫做“重整化（renormalization）”。

奥本海默当即安排后续会议。短短九个月后，他们又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山中重聚。这次，他们还邀请了玻尔、狄拉克、维格纳等著名人物来评议新的突破。

施温格花了一整天的时间详细地讲解他的推导过程。一串又一串繁复的方程接连不断地出现在黑板上，既令人目不暇给，却也井井有条。在漫长的八个小时后，他终于得出了符合哥伦比亚大学测量出的电子反常磁矩和兰姆位移结果。

接下来，费曼走上讲台，向一屋子已经疲累不堪的听众表示他的路径积分也能得出同样的结果，但只需要几十分钟时间。他在黑板上写出的不是公式，而是一系列卡通式的图像。图中有着电子、光子所走的路径和互相的碰撞、发射或吸收，却没有场没有波。惠勒看到他这个昔日学生画出了正电子的路径，正是逆着时间运动的电子，不禁欣然。

费曼图一例。电子和正电子（直线）在碰撞中湮没，产生光子（波浪线）。该光子随后又分解为一对电子和正电子。从左至右是时间轴的方向。注意正电子在逆着时间运动。

但惠勒之外的行家却觉得费曼花里胡哨的图像和描述只是不知所云的天方夜谭。泰勒看到他把两颗电子放在一起，立即指出他违背了泡利不相容原理。玻尔则大为惊诧，海森堡的不确定原理早就否定了电子确定轨迹的存在，哪里可能还会有路径。费曼左抵右挡，逐渐力不从心。他发现这些权威们每人都手握一个原理、定律，而他正在一个个地违反着。狄拉克又突如其来地问起一个数学问题，更让费曼溃不成军。他匆匆结束了自己的讲解，只反复声明他的演算可以与施温格同样地得出应有的结论，只是无法解释清楚个中缘由。（因为自己的导师玻尔在质疑，惠勒这次没有出面为学生救场。）

及至他们一年后在纽约州再度相聚时，局势才骤然明朗。从英国到康奈尔留学，师从贝特的年轻研究生戴森（Freeman Dyson）成为主角。他以精湛的数学基础疏通了施温格繁复的逻辑，又在与费曼朝夕相处中理解了后者的思路，并证明这两个截然不同的算法完全等价，恰似30年前量子力学矩阵与波动之争的重现。

在这次会议之前，奥本海默还意外地收到一封日本来信。那里的朝永振一郎（Shinichiro Tomonaga）声称他也已经找到消除狄拉克理论无穷大的途径。当年海森堡和狄拉克联袂在日本讲学时，朝永振一郎是礼堂里少数能够完全听懂的大学生。他后来曾到海森堡所在的莱比锡留学，战争爆发时匆匆赶回日本。在战乱和战后的艰苦环境里，他独自发现了重整化的奥妙。当然，他在日本发表的论文完全不为人所知，只是在新闻中得知美国物理学家的动向后才立即与奥本海默联系。

戴森也顺带证明了朝永振一郎的方法与施温格、费曼后来的发现完全合拍。他们三人各自发现了同一个理论的不同表现形式。多年之后，他们仨共同获得1955年诺贝尔奖。

在那短短三年中，曾经困扰狄拉克十多年的无穷大问题得以彻底解决。奥本海默随即宣布量子电动力学已经大功告成，从谢尔特岛开始的这一系列会议也完成了使命。在战后欧洲满目疮痍百废待兴的时刻，这些会议及其成就标志着美国已经超越历史悠久的欧洲，取得物理学的领先地位。

兰姆位移是光谱线中极其精细的结构，需要在百万分之一的精度上测量。重整化后的量子电动力学也计算出同样精确的数值。从那时开始，量子力学这个以不确定原理——或曰“测不准原理”——为精髓的理论一举成为饱受实际检验的最确定、最精确的科学。

那是1949年，距离普朗克解释黑体辐射正好半个世纪。普朗克已经在两年前去世。由他开创的量子概念经过爱因斯坦、玻尔、索末菲、玻恩、泡利、海森堡、薛定谔、狄拉克等人的持续努力，终于在施温格、费曼、朝永振一郎、戴森的手里集大成，成为描述电磁相互作用的完美理论。

那年，施温格和费曼均三十而立。与上一代的泡利、海森堡、狄拉克一样，他们在这个哥本哈根《浮士德》中狄拉克角色所述物理学家关键年龄之前取得了傲人的成就。经过戴森的解析，费曼演算中所用的“费曼图（Feynman diagram）”有了严格的数学定义，很快因其简洁取代施温格的繁复推导成为量子电动力学的基本语言。

玻尔那年是在高等研究院访问时顺便去参加会议的。自二战以来，他已经成为美国的常客。那一次，他是为爱因斯坦在1949年的70岁大寿做准备，在高等研究院专心撰写他们在索尔维会议中那场争论的回忆（这也成为那场辩论得以传世的唯一系统性记录，尽管它只是玻尔的一家之言）。

在与薛定谔中断联系之际，爱因斯坦不再回避玻尔。这两个老朋友在战后发现了新的共识：原子弹是一个恐怖的新武器，务必推动各国政府分享知识、控制使用。他们由此也恢复了过去的友情。然而，玻尔依然无法说服爱因斯坦接受哥本哈根诠释，他一筹莫展地发现爱因斯坦与20年前一样的固执。

比他们年轻的狄拉克也接近了半百的人生。他对拯救了自己理论的重整化方法深恶痛绝。因为那个把无穷大归于电子质量、电荷的做法简单粗暴，完全不具美感。他鄙夷地告诉昔日的学生戴森，假如重整化不是那么地丑陋，我还真可能认为它会是正确的。

在世界进入和平的1950年代，重整化的成功让量子力学的新一代欢欣鼓舞，他们走上当年伽莫夫、伦敦、海特勒那代人同样的道路，埋头计算更新颖、更精确的量子系统。历史也在重复：他们同样地不需要顾及应该如何诠释量子力学。玻尔的回忆和爱因斯坦、薛定谔的纠缠只是老一代怀旧的惆怅，不足为虑。

只有谢尔特岛会议上的一个年青人会成为例外。

（待续）

量子纠缠背后的故事（卅五）：分崩离析的裂变

EPR论文发表的1935年，67岁的索末菲退休。他在给爱因斯坦的信中诉说纳粹的上台摧毁了自己一辈子的爱国情操。现在他宁愿看到德国不复存在，并入一个崇尚和平的欧洲。

索末菲的退休是海森堡在莱比锡一直在等待的机会。他梦寐以求回返慕尼黑接替导师的席位。然而他生不逢时。在那之前几年里，海森堡没有参与斯塔克和萊纳德的“德意志物理学”运动，反而支持、协助了劳厄的抵制行动。海森堡坚持物理是客观的科学，无论其理论是否来自爱因斯坦或别的犹太人。

斯塔克没有忘记。为阻扰海森堡的升迁，他发起大批判揭露海森堡的不坚定立场，还给他戴上“白犹太人”的致命高帽。海森堡措手不及，不得不求助与他家有往来的纳粹高级领袖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希姆莱及时地为海森堡提供了保护，但也严厉警告他必须说话小心，不可造次。在那之后，海森堡吸取教训，不再轻易提及爱因斯坦等犹太物理学家的名字。当然，他的慕尼黑梦想也付诸东流。

EPR论文问世之际，狄拉克正好结束他在高等研究院的短期访问。

相比众望所归的海森堡和薛定谔，名气不高的狄拉克在1933年获得诺贝尔奖时只有区区两个提名。其中之一来自在1925年因X射线衍射实验与父亲共同获奖的布拉格。那时才25岁的布拉格迄今还是最年轻的科学奖获得者。狄拉克得奖时31岁，成为历届获奖者中最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家（这个记录在1957年被还不到31岁的李政道（Tsung-Dao Lee）打破。（如果按照所得的1932年奖来算，海森堡比李政道还会更年轻几天。但他是在1933年才得到那个奖。））。

在高等研究院，狄拉克重写他的《量子力学原理》，推出大为改进的第二版。他那套符号表述还没能得到广泛接受，但至少在他手里已经圆润成熟。然而，美轮美奂的数学背后，计算结果中出现的无穷大问题依然让他束手无策。

至少在同行眼里，年过而立功成名就的狄拉克不再是过去那个心无旁骛孜孜不倦的勤奋青年。他上班时经常在活动室里钻研各种棋局，包括充满异国情调的围棋。似乎数学公式及其中的困难都已经不再能拴住他的身心。

更让他们大跌眼镜的是一向不近女色，过着僧侣般日子的狄拉克居然坠入了情网。一次午餐时，狄拉克偶遇研究院朋友维格纳（Eugene Wigner）从欧洲来探望的妹妹曼琪（Manci），一见钟情。曼琪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刚刚摆脱了一场梦魇般的婚姻。她为人爽快健谈，性格活脱脱是狄拉克的反面。

结束在研究院的访问后，狄拉克与六年前一样乘火车横越美国大陆，在旧金山搭乘邮轮经日本、苏联到东欧去看望曼琪。这是他的第二轮环球旅行。

曾经在芝加哥师从康普顿的吴有训已经学成归国，在清华大学担任物理系主任。他得到消息后立即与同校的周培源教授一起邀请狄拉克顺路访问中国。1935年7月12日，狄拉克从日本乘船到天津，然后在北平逗留了一星期。

1935年7月16日，狄拉克在中国访问国立北平研究院物理所。前排左起：吴有训、狄拉克、李书华、熊庆来、严济慈。

他游览了长城、故宫等名胜，也在清华大学做了两场关于电子、正电子的讲座。随后，他乘火车由东北转西伯利亚铁路至莫斯科，继续他的行程。

虽然与院长关系紧张，爱因斯坦对普林斯顿的环境还是很满意。他在1935年5月专程出国，按规定在美国境外的领事馆递交了归化申请。这是他继瑞士、奥地利、德国后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更改国籍。在那之后，他再也没有离开过美国。

他和妻子艾尔莎在小镇僻静的街道上置买了一栋普通小楼，与一直跟随着他的秘书杜卡斯合住。他们的小日子不幸非常短暂。艾尔莎的身体每况愈下，在1936年底去世。随后，艾尔莎的二女儿和爱因斯坦的妹妹相继从欧洲来到美国，与杜卡斯一起照料这个举世闻名的鳏夫。（曾担任过爱因斯坦秘书的那个艾尔莎大女儿也已经病逝。）

爱因斯坦与前妻玛丽奇的大儿子也来到美国。他在父亲母校苏黎士理工学院获得工程学位，已然成家立业（爱因斯坦曾经像自己父母拒绝玛丽奇一样强烈地反对儿子的择偶选择）。在其后的年月里，他逐渐修复了因为父母离异、父子隔绝而对父亲的怨恨。爱因斯坦和玛丽奇的二儿子患有精神疾病，只能留在欧洲继续由母亲照料。

年近花甲的爱因斯坦是在艾尔莎病重后才真切体会到自己对这个保姆式后妻的依赖，一时间急剧衰老。妻子去世后，他更加任性地不修边幅，由着那一头白发在风中狂乱飘逸。他沉默寡言，试图独自沉浸在钟爱的物理之中。但除了他自己，所有人都能看出他在学术上已是勉为其难，不再有睿智的思想火花。

当玻尔在1937年初来到普林斯顿时，他看到的正是这样一个激情不再的爱因斯坦。那还是他们1930年索尔维会议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在与薛定谔、玻恩等人热火朝天通信来往时，爱因斯坦与这位老对手完全没有联系。索尔维会议后，埃伦菲斯特作为两人的共同好友曾一度居中传话，试图澄清误解。那个别扭的渠道早就随着他的自杀消失。

尽管爱因斯坦和玻尔在两次索尔维会议上的唇枪舌剑中始终保持着友好的姿态，那天长日久的争执也不可避免地伤害了个人感情。这次重逢，他们寒暄依旧，却不再能敞开心扉畅所欲言。

玻尔也只是在他的环球旅途中路过普林斯顿。日本的物理学家在爱因斯坦、海森堡和狄拉克相继访问后已经花了十年时间在邀请、期盼玻尔来访。奈何玻尔日程繁忙，曾几度推迟行期。1934年，他与大儿子和朋友出海游玩时遭到风浪，儿子落水遇难，给这个和睦的家庭带来沉重打击。这样直到1937年，玻尔才得以携妻子玛格丽特和二儿子踏上旅途。他们在普林斯顿短暂逗留后也横穿美国大陆，乘邮轮前往日本。

吴有训得知后又赶紧委托在美国的周培源向玻尔发出顺路访问中国的邀请。（周培源在加州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在莱比锡和苏黎士分别担任过海森堡和泡利的助手。在他们的推荐下，他曾到波尔研究所访问，是那时去过那里的唯一中国人。）玻尔欣然同意，于1937年5月20日从日本乘船抵达上海。他们一家三口先后访问上海、杭州、南京、北平，拍摄了大量照片甚至一段彩色电影片。沿途，玻尔也做了多场演讲、座谈，向中国的物理学家、知识分子讲解互补原理以及最新的原子核理论。

1937年，玻尔（前排中）访问中国时与当地物理学家合影。

直到6月7日晚，他们才从北平乘火车出山海关，与狄拉克一样取道苏联返回丹麦。

一个月后，北平郊区的卢沟桥发生事变。短短半年后，玻尔曾经流连忘返的那几个城市相继沦陷于日本军队的铁蹄之下。中国进入全面战争状态。

当薛定谔在1936年10月回到阔别十多年的故乡时，那里已物是人非。奥地利名义上还是独立国家，但已经沦为德国的附庸。虽然薛定谔既不是犹太人也不热衷政治，他在荣获诺贝尔奖前突然离开柏林大学的行为让德国政府和纳粹党徒大光其火，曾经在报刊上大肆批判。回到矮檐下的薛定谔只好低下头，专注于自己的教学任务和学术研究。在跟着爱因斯坦纠缠了一番猫的死活后，他又对爱因斯坦与爱丁顿正在研究的统一场论产生起浓厚的兴趣。

他的个人生活恢复了“正常”，又可以在妻子安妮、两个情人和小女儿之间如鱼得水。作为一个小小的象征性反抗，普朗克还主持将1937年的普朗克奖章授给了薛定谔。那正是薛定谔自己八年前为德国物理学会设立的大奖项。

然而，不到半年后，德国正式吞并了奥地利。这个也是希特勒故乡的传统小国成为德国的一个州。一时间，奥地利的犹太人成为被清洗、驱逐、羞辱的对象。薛定谔也成为眼中钉，言行受到紧密的监视和控制。为了保住岌岌可危的职位，他向校方递交了一份“自白书”，承认自己过去的认识错误，无保留地宣示对德国和“元首”的效忠。这封热情洋溢的信件立即出现在德国和奥地利报纸的头版，并通过英国报刊的转载传遍全世界。在伦敦，林德曼和牛津大学的同僚们为之气愤、痛心。

对薛定谔来说，更糟糕的是他还不得不舍弃那个交往不久的新情人。因为她是犹太人，他只得断然终止关系并要求她将以前的情书尽数焚毁，不留痕迹。

他的高调表态一度改善了处境。1938年春天，他被许可到纳粹德国的首都柏林参加普朗克80岁生日庆祝。夏天，他又带着老情人希尔德去拜访普朗克夫妇，一起在阿尔卑斯山中度假。然而，薛定谔回家后就收到了被解职的公文。奥地利已经不再是他的容身之地。他和安妮不得不再次踏上流亡路，在费米的帮助下取道意大利逃出法西斯领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英国赢得独立的爱尔兰那时正在努力提升自己的文化、科学地位。他们模仿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在自己首都创建一个同样的学术机构，连名字也完全照搬：都柏林高等研究院。薛定谔还在奥地利时，爱尔兰人就已经通过玻恩与安妮辗转地秘密接头，希望能有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去当新研究院的带头大哥。于是，薛定谔在一番折腾后阴错阳差地获得了他求之不得的理想职位。他不再需要花时间站讲台授课，还有了个至少在名义上与爱因斯坦平起平坐的位置。（在其后的1940年代，玻恩所在的爱丁堡和薛定谔的都柏林成为美国之外中国学生的聚集地。计有彭桓武、程开甲、杨立铭、黄昆、胡宁等人曾在那里学习、进修。）

已经屡次被薛定谔行为激怒的林德曼也再次伸出援手，为他们提供了行程便利。在牛津和比利时临时任职等待一年后，薛定谔和安妮在1939年10月初到达都柏林安家。他们还带着玛奇已经“送还”的希尔德和小女儿。薛定谔另外的那个情人自己逃离奥地利后也与他们再度汇合，重归于好。

他的生活又一次恢复了正常。

1939年初，玻尔再度来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已经永久性地聘请他为访问成员，拥有随来随去的特权。这一次，他在研究院中驻扎了半年之久。然而，爱因斯坦似乎有意回避远方的客人，他们只在所里的聚会场合有过几次碰面。其间爱因斯坦做过一次统一场论进展的讲座，玻尔躬逢其盛。爱因斯坦一如既往地坚持那才是有望解决量子力学问题的最佳途径。但他又直视着玻尔强调他不愿意再继续讨论这个话题。被噎住的玻尔甚是不快，无可奈何。

其实玻尔这次也不会有多大兴致继续那个争论，他有着更紧迫的现实问题。就在丹麦的码头上登船那一刻，他得知了来自柏林的最新实验结果：当铀被中子撞击时，出现了质量不到铀一半的钡。因为犹太人身份逃离德国的迈特纳（Lise Meitner）和侄子弗里施（Otto Frisch）认为那是铀原子核被打击后分裂成两个质量差不多的碎片，钡是其中之一。

卢瑟福早就确定了原子不是一成不变的“元素”。质量重的原子核可以自发衰变为另一种原子，轻的也能被考克饶夫和沃尔顿的加速器中出来的质子打开，发生人工嬗变。但原子核整个地一分为二却还是非同小可。弗里施借用生物学中细胞分裂的术语把它称作“裂变（fission）”

还在横渡大西洋的邮轮上时，玻尔已经认定伽莫夫的液滴模型是理解原子核裂变的有效工具。自然地，他需要一个得力的年轻助手协助他完成具体的计算并撰写论文。事有凑巧，在纽约港口迎接他的是曾在哥本哈根镀过金的老相识惠勒（John Wheeler），立刻就抓了他的差。惠勒已经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助理教授，正好天时地利人和。师徒俩一头扎进这个新课题，短短几个月间奠定了原子核裂变的理论基础。

相比之下，爱因斯坦的纠缠和薛定谔的猫不是那么急迫。

那年7月，玻尔结束在美国的访问回到哥本哈根。两个月后，德国军队发动闪电战大举入侵波兰。欧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揭开序幕。

那个夏天海森堡也一直在美国巡回访学、出席学术会议。尽管他刻意回避，他们的话题总不可避免地会涉及一触即发的战争形势。在罗切斯特，他过去的助手威斯科夫（Victor Weisskopf）和老相识贝特（Hans Bethe）都强力劝说他在美国留下。但海森堡立场坚定。他相信纳粹会赢得这场战争。虽然他本人对纳粹并没有好感，却也必须为国效力。

一站又一站，海森堡的老朋友们听到的是同一个回答。在8月份的会议上，他没等会议结束就匆匆辞别。因为他必须赶回去参加机关枪射击训练。

短短三年后，贝特和威斯科夫不得不向美国政府提议在战争中寻找机会以绑架、轰炸甚至暗杀的形式对付他们这位过去的导师、朋友，“否决敌人的大脑（deny the enemy his brain）”。

其后两年中，美国军方做了多次尝试，只因种种缘由未能奏效。1944年12月，海森堡到中立的瑞士讲演。他不知道听众席上正坐着一位怀中揣着手枪的美国间谍，其使命是只要听到海森堡透露出他们在核武器上有任何进展的迹象就不惜任何代价将他当场击毙。海森堡的那次演讲却是纯学术，讲解他为解决量子问题新发明的“散射矩阵（S-matrix）”理论。为了避免外交纠纷，间谍没有采取行动。（这位间谍名叫伯格（Moe Berg）。他原来是美国职业棒球明星，也是普林斯顿和哥伦比亚法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因通晓七国语言在战争爆发后投身地下工作。）

海森堡侥幸活到了战争的结束。与贝特和威斯科夫一样，当年在一起探索自然秘密的物理学家都因为战争归属了敌对的两个阵营。发现电子自旋后就到美国工作的古德斯密特受命在战场上搜捕参与核武器计划的德国物理学家，将他们统一关押于设在英国的特殊营地，通过监听手段获取他们的机密。海森堡、劳厄、萊纳德等人都成为那里的阶下囚。他们是在那里听到原子弹在日本爆炸的新闻才知道美国、英国已经超越德国，获得了他们未能攫取的成功。

87岁高龄的普朗克也被古德斯密特追踪捕获。他没有被送往战俘营，而是获准自己养病。普朗克深受脊背痛苦，已然伛偻龙钟。在80岁生日之后，即使德高望重也因为立场不坚定被指为“白犹太人”的他决定彻底退休，不再过问政事。临别之际，他还做主把1938年的普朗克奖章授予德布罗意：一位追随“犹太物理学”的法国人。

普朗克曾在一战中失去他的大儿子，二儿子在法国战场上被俘而幸存。战后，那个儿子逐渐成长为政府中的部长助理，但在希特勒上台那天辞职。1944年，已经败像毕露的德国军队中发生政变，部分高级官员刺杀希特勒失败。在随后的大清查中，普朗克的儿子也涉案被捕。年老的普朗克不得不低声下气地向希姆莱、希特勒求情，但儿子还是被处以绞刑。（在哥本哈根改编《浮士德》的德尔布吕克的妹妹、妹夫和妹夫的弟弟也在那次事件中牺牲。）

卢瑟福没能看到原子核裂变的发现。他在那之前的1937年一次手术中意外离世。作为原子核嬗变的鼻祖，卢瑟福清楚核反应时会释放能量。但他认为那能量过于微弱，不具备实用价值，只是所谓的“月光（moonshine）”——不切实际的痴心妄想。

裂变是剧烈的核反应，释放出比卢瑟福看到过的嬗变中大很多的能量。那却也不过是稍微明亮一点的“月光”。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Leo Szilard）却一直坚持着一个可能性。铀原子核裂变时还会产生几颗中子。如果这些中子又能碰到另外的铀原子核如法炮制，便可以形成持续性的“链式反应（chain reaction）”。这样，微观世界那微乎其微的能量可以在极短时间内聚集，在宏观世界中宏伟壮丽地爆发，甚至成为可以决定战争胜负的巨型炸弹：原子弹。

西拉德也是众多从欧洲逃到美国的犹太人之一。他人微言轻，只好联合同是匈牙利人的维格纳和泰勒（Edward Teller）说服大名鼎鼎的爱因斯坦出面。（他们三人后来被戏称为促成美国核武器的“匈牙利阴谋”。）他们一同起草了一封致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的信，提醒政府注意这个潜在的威胁和机会。信由爱因斯坦签名送达白宫时，德国刚刚入侵波兰。

1939年8月，西拉德（右）与爱因斯坦讨论给罗斯福总统的信稿。

那年年初在纽约港口迎接玻尔的除了惠勒还有费米。因为妻子是犹太人，费米在意大利也处境艰难。正好，他因为核物理研究的成就获得了1938年诺贝尔奖。在斯德哥尔摩领奖后，费米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以奖金为路费直接来到了美国。

三年后，费米和西拉德所带领的团队在芝加哥实现了人类第一个链式核反应。

1945年8月6日和9日，两颗不同型号、设计的原子弹分别在日本的广岛、长崎上空爆炸。8月15日，作为法西斯轴心国最后堡垒的日本无条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作为德国研制核武器的“大脑”，海森堡虽然逃过了反法西斯同盟国的追杀，却没能为他的祖国建造出原子弹。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的物理学在普朗克坚定、稳健的领导下重新崛起，在最尖端的量子力学、核物理上傲视全球。海森堡没能在核武器上取得突破，也始终确信敌对方更不可能有所成就。直到在战俘营中听到原子弹爆炸的新闻他才如梦初醒。迫于形势，他极力改写历史，为自己塑造出一个在内部消极抵抗纳粹，故意拖延原子弹进程的新形象。

原子弹的爆炸再一次将爱因斯坦推上举世瞩目的前台。卢瑟福的“月光”在一瞬间变作史无前例之“比一千个太阳还亮”的释放，充分展示狭义相对论所揭示质量转化能量的威力。

因为那封给罗斯福的信，爱因斯坦也经常被看作原子弹的始作俑者。其实，他的信只得到一般性的注意。美国研制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是在那之后两年多才开始实施。那时日本已经轰炸了珍珠港，将美国拖进大战。原子弹的初步研究也已经在英国完成。

由于还有着同情共产党和反战的嫌疑，爱因斯坦没有获得接触最高机密的资格，与曼哈顿计划无缘。而对原子弹举足轻重的也不是他的相对论，而是那同样由他首创，却始终让他爱恨交加的量子理论。

真正领衔实现了海森堡未能做到之壮举的却是一个由他过去同事、朋友和学生组成的强大团队。他们中的主力正是包括西拉德、维格纳、泰勒、弗兰克、费米、贝特、威斯科夫等一大批因为纳粹迫害而逃离欧洲的犹太物理学家。他们也有着如斯莱特、惠勒那些曾经在欧洲的量子力学圣地游学、镀金的少壮。当然，还有曾在美国各个大学校园中聆听索末菲、玻尔、玻恩、海森堡、狄拉克等人巡回讲座的年轻人。而最为出乎意料，他们这一方的“大脑”竟是曾在剑桥和哥廷根镀金，与狄拉克相交甚欢的那个纨绔弟子奥本海默。

毫无例外，他们都是以玻尔、海森堡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的成员，或者是在其熏陶下学习、掌握量子力学的新一代。

原子弹的爆炸不仅宣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标志着人类进入核能量的新时代。从世纪之初贝克勒尔在铀矿石中发现放射性，经过卢瑟福、玻尔、爱因斯坦、海森堡、薛定谔等人的不懈努力，量子的概念不再只是为了解释黑体辐射、光谱数据的权宜之计，也不再局限于看不见摸不着的微观世界。它伴随着原子弹那眩目的闪光、骇人的蘑菇云进入了寻常人家的视野。

1945年8月6日和9日分别在日本广岛（左）、长崎爆炸的原子弹所产生的蘑菇云。

原子弹的成功又一次无可辩驳地宣示了量子力学的正确性。而在那战火辉煌的年代，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完备性的质疑只是杞人忧天，无人再问津。

惠勒只是愧疚他们的动作还是太慢了。他的一个弟弟曾在1944年惨烈的意大利战场上寄回一张明信片，上面只写有两个字：“快点（hurry up）！”拥有历史学博士学位的弟弟了解哥哥曾经与玻尔一起研究过原子核裂变，早就猜想到他是在后方参加研制威力强大的新武器。但弟弟已经等不及了。明信片寄出几个月后，他在战场上捐躯。

（待续）

量子纠缠背后的故事（卅四）：薛定谔的猫

薛定谔1933年底来到牛津，当即让学校现成地捡到一个诺贝尔奖。他自己和促成他到来的林德曼都很风光了一阵。薛定谔英语十分流利，讲课风格与在柏林时同样地别具一格，很快在老派英国教授中出类拔萃，成为最受学生欢迎的老师。

他自己却不那么开心。无论是在柏林还是牛津，他都承担着相当多的教学课时，占用了太多精力。老朋友爱因斯坦在柏林时就享有特殊待遇，是那里绝无仅有的不开课教授。离开柏林后，他又得到美国高等研究院的职位，照旧没有授课负担。这让薛定谔羡慕不已。得到诺贝尔奖后，他最期望的就是能获得与爱因斯坦同等的地位、待遇。

为此，薛定谔与爱因斯坦保持通信联系，期望老朋友能在高等研究院也为他谋个位置，重温他们在柏林郊区亲密无间的时光。

高等研究院当时所寄居的普林斯顿大学倒是正好在寻求理论物理教授。他们自然地把目标锁定于诺贝尔奖新秀。狄拉克已经在剑桥稳坐卢卡斯席位，海森堡没有离开德国的意愿，薛定谔便成为首选。然而，当薛定谔得知那里给出的一万美元年薪比爱因斯坦的待遇少三分之一，还必须授课时，他心理无法平衡，回绝了聘请。

薛定谔那时没意识到普林斯顿大学的待遇已经是美国大学教授的最高标准，只是无法与高等研究院、爱因斯坦的特例比肩。不过他也不着急，宁愿在牛津静候爱因斯坦迟早会给他带来的更好消息。

至少在个人生活上，他在牛津正如鱼得水，与妻子安妮和情人希尔德堂而皇之地享受一妻一妾的日子。这是他终于能胜过爱因斯坦的一筹：妻妾同堂是爱因斯坦曾心向往之但未能如愿的梦想。

希尔德很快生下了一个女儿，终于让望子心切的薛定谔品尝到弄瓦之喜。只是孩子出生登记上父亲的名字还只能写上希尔德那留在奥地利的丈夫玛奇。因为生活的变故，希尔德得了严重的产后抑郁症。同样钟爱孩子的安妮义不容辞地承担起抚养幼儿的重任，同时也精心照顾丈夫的情人。

在这不寻常的日子里，薛定谔看到远在大洋彼岸的爱因斯坦再度出头质疑量子力学，不禁欣喜。

EPR论文的发表只在玻尔、泡利、海森堡周围的小圈子中引起骚动，在玻尔发表回应后顷刻烟消云散。量子物理学的主流——尤其是更年轻的一代——早已转移战场。中子的发现打开了理解原子核组成、结构的窗口。在EPR论文问世之际，伽莫夫已经推出原子核结构的“液滴模型（liquid drop model）”，费米提出解释β衰变的弱相互作用理论，日本的汤川秀树（Hideki Yukawa）也发表了原子核中强相互作用的“介子（meson）”猜想。这些与实验现象息息相关的新思想激发了量子力学又一个埋头计算、验证的高潮。他们没有闲情顾及爱因斯坦与玻尔那十多年没完没了的务虚争辩。

在他们眼里，爱因斯坦早就无可救药地落伍了。他不再是专利局中异军突起，以相对论的时空观和光的量子性挑战物理学权威那个无所畏惧的施瓦本小伙。几十年后，他业已蜕变为死抱着决定论、局域性、因果关系这些经典规则不放的昏庸卫道士。

爱因斯坦在给薛定谔的信中无奈地自嘲：“毕竟，年轻时的妓女多数会转变为虔诚的老妇，很多青年革命家也会成长为老年的反动派。”薛定谔在回信中惺惺相惜，自承也属于从早年革命家变成的老反动派。相隔着大西洋，他们频繁鸿雁往返，有时等不及对方回复就又有信件寄出，分享最新的思想火花。

爱因斯坦也收到很多反驳EPR论文的私信。这些信中的论据五花八门，互为矛盾，让他既觉得滑稽，也更坚定自己的立场。同时，他孜孜不倦地试图找到更有说服力的表达方式，以弥补波多尔斯基在论文中的辞不达意。

在EPR论文问世不久的1935年6月，爱因斯坦就在给薛定谔的信中提出一个极为简单的情景：有两个箱子，其中有一个球。在打开箱子查看之前，我们不知道球在哪个箱子里。球在每个箱子都有着50%的可能性。一旦打开箱子，真相立即大白：球在一个箱子里的几率或者是100%，或者是0%。

爱因斯坦指出，箱子打开之前的几率不过来自我们认知的缺陷：不知道球在哪里。作为物理实在，那个球一直就在其中的一个箱子里。它在那个箱子中的几率从来都是100%，而在另一个箱子里的几率一直是0%。它在哪个箱子里都不曾，也不可能有过50%的可能性。这个可能性更不会因为箱子被打开而突然改变。

在爱因斯坦看来，量子力学之所以坚持箱子打开前球在其内的几率是50%，然后又会随着箱子的打开而突变，完全是出于主观的认知缺陷，没能完整地描述这个系统的物理实在。因此，量子力学不完备。

两个月后，他在给薛定谔的信中又提出一个更具爆炸性的例子：设想有一堆不稳定的炸药，随时可能因为内部发生自燃而爆炸。在任何给定时刻，它的物理实在非常清楚：或者尚未爆炸，或者已经爆炸。然而，爱因斯坦抱怨道，量子力学的波函数描述却坚持炸药会处于一个既爆炸了又没有爆炸的混合状态。

当一根精确调准的琴弦被拨动而发声时，人们听到的并不是单一频率的纯正音调，而是几种频率混合而成的音色。

乐声来自琴弦的振动。在两端固定的琴弦上，稳定、持续的振动是有着特定频率的驻波。频率最低的驻波波长是琴弦长度的两倍，正好以两端作为半个波长的节点。那就是该琴弦的“基频”。同样的琴弦上还可以形成更多的驻波，它们的频率是基频的整数倍。

两端固定琴弦上的驻波示意图。最上面的是基频驻波，依次往下是频率越来越高（波长越来越短）的倍频。

当乐师以不同的力量和技巧拨动琴弦时，会同时激发强度各异的多个驻波。它们组合成不同的音色。耳朵好使的专家能够自然地分辨出乐声中所蕴含的各个频率成分，技术人员则有各种频谱仪器可以帮忙进行同样的分析。

驻波能够组合成音色是因为琴弦振动的数学方程是线性的。当驻波是这个方程的解时，它们以任意比例的线性组合也同样是满足方程的解，也就是在那琴弦上允许出现的振动。

同样，当牛顿用一个棱镜将太阳光分离成缤纷的彩虹时，他揭示出白光其实是由不同频率的光组合而成。棱镜就是一个光的频谱分析器。

无论是光束中的颜色还是乐声中的音调，它们都是实在的物理波动，因此能被仪器分离、过滤。它们组合而成的整体效果在视觉、听觉上可能更为丰富精彩，赏心悦目。但在物理性质上，单频的成分与整体的合集没有区别：它们都是满足同一个波动方程的解，同样的波动。

与声波、光波一样，描述量子波函数的薛定谔方程也是一个线性的微分方程。因此，它的解具备着同样的可“叠加（superposition）”性：如果方程有着多个波动解，那么它们的任意线性组合也同样是方程的解。

在狄拉克、约旦、冯·诺伊曼等人的努力下，量子力学已经有了完整的数学表述。相应于琴弦的驻波，薛定谔方程的解有着一系列“本征态”（它们在玻尔原子轨道上形成的驻波式直观图像正是德布罗意提出物质波的根据）。不仅每一个本征态是薛定谔方程的解，它们的各种线性组合也都是方程的解。后者因此也叫做“叠加态”。

在爱因斯坦的简单例子中，球在第一个箱子里是一个本征态，球在第二个箱子里也是一个本征态。它们的线性组合——球以一定比例在第一个箱子里，同时也以一定比例在第二个箱子里——就是一个叠加态，也是一个满足条件的波函数。同理，炸药可以处在一个既爆炸了又还没有爆炸的叠加态。（这些叠加态中两个本征态的相对比例可以是任意数值，只要两个几率加起来成为百分之百。比如，炸药完全可以处于80%可能已经爆炸、20%可能尚未爆炸的叠加态中。用各为50%的比例只是为了叙述方便。）

然而，量子力学的波函数也有着与声波、光波截然不同的一面：它不是物理的波动。按照玻恩的诠释，波函数体现的只是几率，本身不是可观测的物理量。如果扔上足够多次的硬币，我们可以总结出硬币正面、反面出现的几率各为50%。但在每次扔硬币的具体测量过程中，我们只会看到或者正面或者反面，不会有一个50%的数值出现。

冯·诺伊曼认为量子世界的测量是同样的情形。当系统处在一个由多个本征态组成的叠加态时，每次测量的结果只能是其中的一个本征态。只有在大量重复同样的测量后才能看出每个本征态出现的几率由它在叠加态中所占比例决定。这是海森堡早就提出的量子力学中波函数坍缩机制的更精确描述：测量的过程会导致原本处于叠加态的波函数瞬时坍缩到其中一个本征态上，坍缩到哪个本征态上的几率取决于它在叠加态中的份量。

在这样的测量发生之前，没有人为干扰的量子系统会持续处于叠加态中，依照薛定谔方程在希尔伯特空间运动。这时不会有波函数的坍缩。量子的叠加态像一曲美妙的交响乐，是其中各个本征态的和谐组合。

于是，在打开箱子的测量之前，爱因斯坦的球会以叠加态的方式同时藏在两个箱子里。他的炸药也同样地处于既爆炸了又没有爆炸的状态中。

爱因斯坦那一封接一封的来信让薛定谔脑洞大开。他收到关于炸药的那封信后几乎立刻就回了信，兴奋地告诉爱因斯坦他依照这个思路找到了一个更能显示量子力学之怪诞的例子。

随后，他发表了在EPR之后跟进的第三篇论文。正是在这篇题为《量子力学之现状（The Present Situation in Quantum Mechanics）》的论文中，他提议用“纠缠”描述爱因斯坦那鬼魅般的超距作用。进一步，他又绘声绘色地描述一个新场景：

我们还可以构造出更滑稽的情形。一个铁箱子里关着一只猫和一个恶魔般的装置（这个装置必须置放在猫够不着的地方）：在一个盖革计数器内有一丁点放射性材料，其数量如此之小，在一个小时之内最多只会有一颗原子可能发生了衰变，但也同样可能完全没有任何原子发生衰变。如果确实发生了衰变，那盖革计数器就会有反应，通过一个接力装置拉动一把锤子，打碎一个盛有氰化氢气体的烧瓶。在这个封闭的仪器不被干扰地置放一小时后，如果还没有原子发生衰变，那猫会活着；只要有过衰变发生，猫就会被毒死。这么一个系统的波函数会把这个状态描述为同等成分的死去的猫与活着的猫混合地涂抹在一起。

他在文中专门为使用“涂抹（smear）”一词抱歉。那其实是一个讨论量子力学时经常使用的字眼，表明电子等微观物体不是一个点状的粒子，而是被“涂抹”开来的波，具有一定的空间分布。但在这里，这个形象的字眼为本来就挺恐怖的场景增添了更为恶心的画面。

薛定谔的猫假想试验示意图。

他也没忘了感谢爱因斯坦，明确表示他这一灵感来自与爱因斯坦的持续讨论和EPR论文。

也是在1930年代，美国漫画家戈德堡（Rube Goldberg）因为擅长创作以非常复杂的接力方式完成日常生活中最简单任务的漫画名噪一时。他所描绘的那类没有实际效用但能博君一笑的设计因之被称为“戈德堡机器”。

戈德堡1931年创作的“自动餐巾”漫画。图中喝汤的人手里举起勺子，逐次牵动一连串运动，最终导致餐巾摇摆擦嘴。

薛定谔所描述的也是一个戈德堡机器。

把一只猫关在封闭的铁箱子一小时，猫可能会因缺氧憋死，也可能依然苟延残喘地活着。那不过只是爱因斯坦炸药的另一形式。但薛定谔在箱子里增添了放射性材料，加上盖革计数器、锤子、毒气瓶以及它们之间没有明确但肯定会是相当复杂的接力、放大装置。它们连接了两个极端：宏观世界中的猫和微观世界中的放射性原子。

这中间正是玻尔的软肋所在。在哥本哈根诠释中，微观是量子的世界。那里只有波函数，在被测量时发生坍缩而显示某种物理实在。宏观则是日常的经典世界，没有波函数、随机性，一切都有着确定的因果关系。这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它们只会在测量过程中发生接触。然而，玻尔他们从来没能说明如何界定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分野。

薛定谔反其道而行之，用那一连串戈德堡式机制让这两个世界发生了“纠缠”，显示它们其实不可区分。

依据伽莫夫的解释，原子核中的α粒子以所处位置而言处于一个量子的叠加态。其中绝大成分的本征态在原子核内部。但由于隧道效应，也有一小部分处在原子核外的本征态。当我们观测α粒子时，会引起这一叠加态的坍缩。如果坍缩碰巧落在原子核外的本征态上，α粒子便会出现在原子核外。它会激发盖革计数器，进而带动戈德堡机器运转，直至拉起锤子，击碎烧瓶，毒死那只猫。反之，如果坍缩落在原子核内部的本征态上，α粒子继续逗留在原子核内，猫安然无恙。

薛定谔在箱子里置放了合适数目的放射性原子，它们在总体上形成有50%的可能性至少有一颗α粒子出现在原子核外。那戈德堡机器也就有着50%的几率处于被触发状态，亦即猫有着50%的机会已经被毒死。同样，也有50%的可能是所有的α粒子都留在了各自的原子核内，箱子里啥事也没发生过。

因为箱子上封闭的，无法对α粒子的位置进行测量。在打开箱子之前，所有α粒子都会保持着原有的叠加态，没有坍缩的发生。它们既在原子核内也在原子核外。由此，薛定谔宣布，那只猫也相应地处于既死去又活着，两者混合“涂抹”在一起的状态。

这样，宏观世界里、日常生活中的猫也有了量子的叠加态。

爱因斯坦立刻领会了薛定谔新版假想试验背后的意义。他回信盛赞薛定谔完全领会了他质疑量子力学的深意。至少他们俩有了完全一致的理解。

但爱因斯坦看到薛定谔把他这篇论文发表在德国学术刊物上时大惑不解。他揶揄地指出希特勒治下的德国大概已经没有剩下关心这个问题的物理学家了。

其实，即使在德国之外也没有人愿意继续奉陪他们的狡辩。当玻尔来伦敦访问时，他毫不留情地当面指责薛定谔与爱因斯坦合谋，以知名物理学家身份继续攻击量子力学，无异于犯了“叛国罪”。薛定谔那只猫纵然既死又活，也还是没能引人侧目。

在那段时间里，爱因斯坦乐于通信的老朋友还有玻恩。作为波函数几率解释的始作俑者，玻恩的立场与爱因斯坦迥然相异。但他们依然延续着诚挚的友情。玻恩那时也正自顾不暇，无意介入这新一轮的争论。

1933年的诺贝尔奖对长期抑郁的玻恩是雪上加霜。当初，海森堡在海岛上的灵机一动是在玻恩的慧眼下才成为严谨的矩阵力学。薛定谔的波动方程也是在玻恩揭示其几率波本质后才有了物理意义。然而，在物理学界最高荣誉面前，玻恩再一次被忽视、遗忘。

得奖半年后，海森堡曾在访问剑桥时面见玻恩，劝他回国一起挽救、重振德国的物理学。他告诉玻恩已经与政府沟通，会允许他从事科研，只是不能授课。玻恩也只能自己一人回去，不能带家属。看到昔日的弟子居然能够兴致勃勃地转达这样的条件，玻恩气愤莫名，只能挥袖而去。一年后，他收到一纸公文，正式被哥廷根大学除名。

1935年7月23日，正式解除玻恩教授职位的希特勒签名信。

还在意大利避难时，玻恩宅心仁厚地只愿意接受临时职位，以免占了位置耽误年轻人的升迁机会。他自认为早已是国际知名教授，不至于走投无路。在剑桥短短两年，他出版了历史上第一部《原子物理》教科书和一本面向大众的科普书籍。

狄拉克的得奖让剑桥有了自己的理论明星，玻恩于是显得多余。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玻恩接受也是新科诺贝尔奖得主拉曼的邀请远赴印度访问。拉曼在那里组建一个新的研究所，希望能将玻恩留下担任终身教授。玻恩也深深喜爱上那里的异国情调。不料，他的提名遭到当地几个教授激烈反对。有人当场指出玻恩只是一个被他自己国家抛弃的不知名二流教授，不够资格。玻恩会后回到家里，不禁在妻子面前潸然泪下。

两手空空回到英国后，他开始学习俄语，准备通过关系去苏联谋生。也正是在那绝望时刻，达尔文终于带来了好消息。

即使是全世界最著名的科学家，爱因斯坦发现美国也不尽是他的理想庇护所。因为他频频发表的演讲和联署的宣言，美国一些民间组织怀疑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曾游说外交部拒绝他入境。（还在欧洲时，爱因斯坦为了避嫌曾多次谢绝访问苏联的邀请。）在1932年底赴美之前，他果然在申请签证时遭受美国领事馆官员盘问，气愤地甩手离席。幸好妻子艾尔莎及时向媒体报信，引起《纽约时报》等舆论关注后才得以成行。

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院长弗莱克斯纳也唯恐爱因斯坦会说错话，为他这个新研究院带来不利影响。他想方设法限制爱因斯坦的公开露面，甚至私自截留、审查爱因斯坦的私人信件。爱因斯坦发现后，负气地把自己回信地址写成“普林斯顿集中营”，并向研究院理事会提出正式申诉。弗莱克斯纳不得不做出让步，但他们俩还在萌芽中的友谊因之彻底夭折。当爱因斯坦屡屡提出邀请薛定谔、玻恩来研究院时，弗莱克斯纳总是不假思索地否决。

薛定谔因此没能等到他所期盼的好消息。同时，他发现自己在牛津的好时光也已日薄西山。

他在林德曼面前信誓旦旦地称作“不可或缺”的科研助手玛奇终于来到了牛津。玛奇看到妻子希尔德的状况后决定不再逗留，带着她和他们名义下的女儿一起返回奥地利老家。妾离子散的薛定谔倒还没有太在意。他已经有了新的情人：安妮当年在维也纳打工时老板的女儿。

虽然林德曼在得知玛奇一事后怒不可遏，他还是借助诺贝尔奖的光环为薛定谔在牛津延长了聘用期。薛定谔却已经不再满足于这种临时职位。在去美国无望后，他积极在欧洲寻觅正式职位。

1935年进入尾声时，在苏格兰历史悠久的爱丁堡大学担任物理教授的达尔文急流勇退，辞职去担任一所学院的院长。爱丁堡大学很快决定聘请大名鼎鼎的薛定谔继任。不料，苏格兰政府迟迟未能办理薛定谔的居留许可。而薛定谔向新欢探寻是否愿意一起去苏格兰时，却发现斯人已自己计划了回维也纳老家。

突然间，薛定谔发现他和安妮被“遗弃”在英伦。恰好，家乡的维也纳大学和格拉茨大学也联合向他发来了邀请。于是，他思乡心切起来，决定逆着逃难大流返回奥地利。那里有他的女儿，还有两个让人牵肠挂肚的情人。

时过境迁，无论是苏格兰还是奥地利，薛定谔能得到的待遇都远远不及当初被他轻易拒绝的普林斯顿大学。而且，他还需要在奥地利两所大学中承担起更为繁琐的教学任务。

在达尔文的推荐下，爱丁堡大学向几近山穷水尽的玻恩张开了双臂。玻恩很快走马上任，终于有了自己的归宿之地。

（待续）

量子纠缠背后的故事（卅三）：鬼魅般的超距作用

爱因斯坦与波多尔斯基和罗森合写的那篇“攻击量子理论”的论文在1935年3月25日投寄美国的《物理评论》。《纽约时报》5月4日分布消息时，论文尚未问世。

10天后，刊载这篇已经引起在媒体上引起轰动论文的刊物才逐渐送达世界各地的物理学家手中。论文的题目是一个直截了当的设问：《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可以被认为是完备的吗？（Can Quantum-Mechanical Description of Physical Reality Be Considered Complete? ）》。即使没有《纽约时报》的预警，收到杂志的行家不需要阅读内容也能判定这篇带着爱因斯坦大名的论文只会给出一个否定的回答。

爱因斯坦、波多尔斯基和罗森发表的EPR论文首页。

其实，这篇依惯例按作者姓氏缩写被称作“EPR”的论文并非出自爱因斯坦之手。波多尔斯基晚年后曾向儿子透露，他和罗森两人在征得爱因斯坦首肯后独立完成了论文，未经爱因斯坦同意擅自署上后者的大名发表。

罗森则记得爱因斯坦全程参与了研究过程，几乎每星期都与他们俩讨论并提供了论文中的主要思路。罗森自己做了具体的数学演算，波多尔斯基作为主笔撰写了论文（英语不是母语的波多尔斯基在论文题目的“量子力学的描述”前遗漏了一个挺重要的定冠词“the”，颇引人注目）。

无论如何，爱因斯坦显然不会像玻尔那样在论文写作时反复斟酌，为每一个措辞斤斤计较。相反，在概念、思路上提供指导之后，他大概的确连论文稿都没仔细看过，就漫不经心地由着两个小年轻拿去发表了。只是在收到大量反馈之后，他才在给薛定谔的私信中抱怨波多尔斯基没能写好这篇论文：太多的数学细节埋没了其实非常简单的基本思想。

作为一篇讨论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描述的论文，EPR开门见山就提出一个至少对物理学家而言似乎不言而喻的哲学性论断：有一个独立于任何理论的“客观实在（objective reality）”的存在。在这个基础上，人类构造出理论描述这个客观的实在。这样的理论通过自己的物理概念描述客观的现实。

如何才能知道一个理论是否成功？爱因斯坦和他的两个合作者在论文中提出理论必须同时满足两个条件：正确性和完备性。

物理学家对检验理论的正确性非常内行，毋庸多言。一个成熟的理论能够通过其物理概念对现实做出定量的预测。如果这样的预测能够经得起实验测量的检验，那么便可以判断理论的正确。虽然量子力学还相当年轻，它毫无疑问已经相当理想地通过了这一检验。如同爱因斯坦在诺贝尔奖提名信中所言，量子力学中至少有着正确的成分。

让爱因斯坦放心不下的是量子力学的完备性。那也正是EPR论文的焦点所在。

为了避免无的放矢的泛泛而论，他们也专门给出了下一个定义：只有当物理实在的每一个元素都能在理论中有对应的概念时，那个理论才是完备的。它没有遗漏任何现实成分，可以对物理实在的每一个表现作出可验证的预测。

那么，什么又是“物理实在”呢？“如果在不对系统造成任何干扰的前提下，我们能够以百分之百的确信度预测一个物理量的数值，那么该系统中必然存在有一个与这个物理量相对应着的物理实在。”

这一连串的定义在论文中以强调语气的斜体字出现，强烈地提醒读者其重要性。只有把这些概念交待清楚后，他们才能具体地阐述量子力学的完备性问题。

比如最简单的只有一个粒子的物理系统。由于海森堡不确定原理的限制，这个粒子的动量和位置不可能被同时确定。如果针对粒子的动量进行精确的测量，就会造成波函数的坍缩，使得粒子进入一个有确定动量数值的量子态。这样，粒子的位置变得完全不可预测，会以同样的几率在任何位置出现。这样的测量显然干扰了系统的状态。根据他们的定义，这里的位置和动量不能同时是物理实在。

取决于观察者对测量手段的选择，当这个粒子的动量成为物理实在时，它的位置便不可能是物理实在。反之亦然。这是已经被接受的哥本哈根诠释下的量子力学的现状。EPR指出这也许已经表明量子力学波函数对物理实在的描述不够完备。

但如果更进一步地考察有着两个粒子的系统就更有意思了。那正是爱因斯坦与波多尔斯基和罗森屡次讨论的结果。他们不再需要原来那个假想的光子箱，甚至罗森曾经计算过的氢分子。他们——至少波多尔斯基和罗森——可以直接用量子力学的数学形式来描述这个抽象的双粒子系统。

两个粒子在近距离的互相作用下会进入同一个量子态，由同一个波函数描述、引导。随后，它们相揖而别，各自飞向相反的方向。在没有外界干预的情况下，它们无论彼此分开多远，也会不忘初心，继续处于那个共同的量子态中。

它们中一个可能碰巧来到地球附近，引起这里人类的好奇。他们观察了这颗粒子的动量，引起其波函数的坍缩。这个干扰行为使得这颗粒子的动量完全确定，进入了一个不同的量子态。它的同伴这时可能远在宇宙另一端，遥遥不相及。然而，因为系统总动量的守恒，测量者可以由这个近处粒子的动量确切地推算出远方那个粒子的动量。这样，那颗粒子的动量也成为已知数。或者说，它的量子态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然而地球上的测量行为只是对近处这颗粒子造成了干扰，并没有涉及远处那颗粒子。即使这样的测量可能干预到整个体系，这一干扰最快也只能以光速向那另一颗粒子传递。当远处的粒子因为近处粒子被测量而突然具备确定的动量数值时，它显然还不可能感受到测量行为的干扰——那只会是几年、几百年甚至几亿年之后的事情。

于是，爱因斯坦他们提出，远处那颗粒子是在没有经受任何干扰的前提下有了百分之百可预测的动量数值。因而，根据他们给出的定义，那颗粒子的动量是一个物理实在。

同理，如果地球人没有测量动量而是测量了近处这颗粒子的位置，他们也能推算出天边那颗粒子的位置。这样，那颗粒子的位置也是一个物理实在。

然而，在量子力学中，地球上对近处粒子动量、位置的测量只能二选一，不能同时精确测量。对远处那颗粒子动量、位置的预测也就不可能同时达到百分之百的确信度。对那颗粒子来说，它的位置和距离都是实在的物理量，却在量子力学中不可能同时准确预测。这说明量子力学中的物理量没能做到与那颗粒子的物理实在一一对应。再次根据他们给出的定义，这样的量子力学显然不可能是完备的。

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美国的物理学界比世纪之初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物理评论》也有了40年的历史。但相对于欧洲的老牌大学、期刊，他们的影响力还是乏善可陈。两年前，波多尔斯基在加州理工学院与托尔曼、爱因斯坦合作的那篇光子箱论文也是在《物理评论》发表，结果只是石沉大海。为了不重蹈覆辙，波多尔斯基这次先向《纽约时报》透露了信息。这家有国际影响的大报一直在追踪爱因斯坦在美国的活动，得到消息如获至宝，立刻冠以醒目标题发出新闻。随着世界各地媒体的跟进，欧洲的物理学家们不可能再错过这篇“爱因斯坦攻击量子理论”的新论文。

在苏黎士的泡利火冒三丈。他立即给海森堡写信，对爱因斯坦的又一次故伎重演牢骚满腹：“我们都清楚，他每次这样做都是一场灾难。”他还刻薄地讥讽，如果是一个刚刚接触到量子力学的学生提出这篇论文中的反对意见，倒是蛮聪明的，会很有前途。

在荣格两年的精神分析帮助下，泡利的个人生活已经大为好转。他不再像过去那样花天酒地，也有了一个稳定的第二次婚姻。他暂时停止了专业的精神辅导，但对梦境解析的兴趣丝毫未减，还继续与荣格共同探讨。

泡利咄咄逼人的个性也有所收敛。他刚刚接受了高等研究院的邀请，即将赴美访问与爱因斯坦成为同事。这自然不是他出头惹是生非的好时机，所以他只是激励师弟出面维护哥本哈根的正统。海森堡很快写就了一篇反驳，但在听说玻尔已经兢兢业业地准备回应爱因斯坦后就压下了。虽然已经是诺贝尔奖得主，海森堡在玻尔面前依然自觉是小字辈。在这个关于量子力学本质的原则问题上，他乐于置身事外，旁观高手的直接对阵。

玻尔读到EPR论文后也觉得非同小可，立即停下手中一切工作，拽上他那时的助手罗森菲尔德（Leon Rosenfeld）日以继夜地讨论如何应对这新一轮挑衅。罗森菲尔德是比利时人。两年前，他在那里做量子力学的学术报告时，尚在比利时避难的爱因斯坦就曾向他谈起他与波多尔斯基和托尔曼合作的光子箱假想试验，询问对其中一个光子的测量如何能够直接导致另一个光子量子态的改变。

罗森菲尔德当时无法作答。这时他在哥本哈根发现玻尔也同样地焦头烂额，无法理清爱因斯坦的思路。他们俩整整花费了六个星期，全力以赴地对付这个头等大事。七月份，玻尔先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一个初步的回应，立刻引得《纽约时报》的关注。两位量子大师在物理学中的原则性分歧成为新闻界追逐的好题材。

玻尔的正式回应则发表在10月15日的《物理评论》上，相距EPR论文正好五个月。这个论文发表速度对于玻尔也相当罕见。他不仅选取同一个刊物，还干脆采用了同一个题目：《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可以被认为是完备的吗？》。当然，他的答案与EPR针锋相对，是毫无疑问的肯定。

玻尔回应EPR的论文首页。

有意思的是，在这篇他独自署名、全文采用第一人称单数叙述的论文中，玻尔完全回避了EPR论文中由两个粒子构成的物理图像。他认为那个新的假想试验不过是爱因斯坦在1927年索尔维会议上双缝试验的翻版，换汤不换药。由此，玻尔在论文中又一次详细分析了他自己所称“人们已经熟悉了的”索尔维会议辩论。从单缝试验到双缝试验，他再次全面阐述了互补原理，论证量子力学中不确定原理之无法避免。

当然，玻尔与爱因斯坦最大的分歧还在于对“物理实在”的看法。

玻尔指出EPR给出的定义中“不对系统造成任何干扰”这个前提非常含糊，无法适用于量子的微观世界。正如他们在索尔维会议上已经确定的那样，如果在双缝试验的狭缝后面装上诸如云室一类的仪器进行测量，就会不可避免地干扰整个的系统。

而如果没有测量，也就没有物理实在。玻尔这一观点与EPR论文开宗明义宣布“存在一个于任何理论的客观实在”截然相反。他认为人类对物理实在的认识取决于测量仪器和方式的选择。对某些物理量测量的过程必然形成对系统的干扰，从而使得另一些物理量变得不可知。

但玻尔强调，这个“缺陷”不仅仅是出自对那些物理量的无知，更是由于在这种测量的选择下不可能明确地定义那些物理量——只要选择了测量粒子的位置，粒子的动量就无法定义，也就不成其为物理实在。因此，量子力学的这一局限是本体性的，不是只局限于人类的认知层面。

爱因斯坦的新假想试验中那两颗有着同一波函数的粒子属于同一个量子系统。对其中一颗粒子的测量不仅干扰了这颗粒子，也干扰了整个系统，从而同时干扰了另一颗粒子。这样，EPR的挑战便迎刃而解：那正是量子世界的必然。至于两颗粒子之间距离遥远、以光速尤不可及的困难，玻尔并没有专门涉及。他觉得那并不会对量子世界的特性构成障碍，不成问题。

波多尔斯基在论文发表之前向《纽约时报》透露消息的举动的确保证了他们这篇论文不至于无人问津。他的苦心却也只带来非常短暂的绩效。玻尔论文的发表不仅让海森堡、泡利省去麻烦，也一锤定音地为这个为期近十年的辩论下了最后的结论。在那之后，基本上没有人还会继续讨论这个话题。如果有人好奇地提起，也总会得到一个现成的回答：玻尔已经解释过了。

正如冯·诺伊曼已经严格地证明了量子力学中不可能还有未知的隐变量。

爱因斯坦对波多尔斯基的行为非常恼火。他罕见地给《纽约时报》去信谴责他们的新闻来源于未经许可的泄漏，非常不恰当。他声明自己从来不会在媒体上讨论尚未发表的科学结果，这不符合科学研究的规范。（当然，爱因斯坦自己无论以前在德国还是后来在美国都经常向媒体透露他的新进展。尤其是他在统一场论中时不时的“颠覆性革命”，曾一再引起新闻轰动。）

论文发表时，波多尔斯基已经在爱因斯坦和狄拉克的推荐下获得美国辛辛那提大学的职位后离开了高等研究院。他后来与爱因斯坦不再有个人联系。罗森在高等研究院逗留的时间长一些，继续担任着爱因斯坦的助手。他们在广义相对论、引力波等领域的合作卓有成就（详见《捕捉引力波背后的故事（之一）：爱因斯坦的先知、失误和荒唐》）。罗森因之成为与爱因斯坦共同发表论文最多的物理学家。

在EPR论文上，爱因斯坦最为失望的还不只是波多尔斯基的写作风格和擅自行动。在他看来，玻尔再次剑走偏锋，将他对量子力学中局域性的忧虑转变为对不确定原理的怀疑。他们的论战又一次陷入鸡同鸭讲的僵局。

因为海森堡的不确定原理，人类对量子世界的认识犹如在昏暗的油灯下观察一头大象。我们只能迷迷糊糊地看到大象脑袋和尾巴的形状，却没法把它们同时看清楚。如果要凑近仔细观察，能明晰地看到大象脑袋像一块石头。那时候却又看不到大象尾巴，不知道尾巴会是个什么样子。如果换一个角度能真切地看到大象的尾巴像一根绳子，却又不可能知道那时的大象脑袋是个什么样子。

按照玻尔的解释，当我们凑近大象的脑袋时，那个像一块大石头的脑袋是一个物理的实在。但那时，大象的尾巴无法定义，便不是物理实在。如果我们是去观看大象的尾巴，那么尾巴成为细绳状的物理实在，而大象的脑袋却又不实在了。因为我们永远无法同时看清脑袋和尾巴，也就不存在一个客观的大象整体。我们对大象形状的理解与我们自己的主观选择息息相关。

正像埃伦菲斯特在1930年索尔维会议后发现，爱因斯坦早就接受了量子力学这个奇异的特性，不再怀疑不确定原理。在这新一轮质疑中，他与波多尔斯基和罗森别出心裁地安排了两头这样的大象。它们在一起相处后分开，彼此距离越来越远。在某一个时刻，地球上某一个人决定看看近处的那头象的脑袋，发现它长得像一块石头。就在那一瞬间，爱因斯坦他们指出，十万八千里之外的那另一头象也会突然呈现出石头的形状。

反之，如果这个人看到的是自己身边的大象是一根绳子，遥不可及的那另一头大象也会同时变成一根绳子。

两头大象似乎拥有特异功能，可以互相心灵感应。在爱因斯坦看来，这就如同海神波塞冬眉头一皱，千里之外立刻洪水滔天一样地荒唐。自泰勒斯、勒皮普斯、芝诺以降的哲人已经在这上面绞尽过脑汁：如果自然界果然如此，就无法建立严格的因果关系，也就无从认识、解释这个世界。只有具备可分离性和局域性，才可能有严谨的逻辑。

然而，在量子力学中，那共享着一个波函数的两个粒子之间丝毫不具可分离性。它们纵然天各一方，却依旧如胶似漆密不可分。

虽然EPR论文的题目大张旗鼓地设问“量子力学对物理实在的描述可以被认为是完备的吗？”并在文中旗帜鲜明地给出了否定性回答，爱因斯坦他们也不得不考虑到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量子力学本身其实是完备的，只是不具备局域性。他们的假想试验只证明量子力学或者不完备，或者非局域。二者必居其一。

但爱因斯坦无法接受一个违反局域性的科学。那样的话，量子理论中会有着经典物理不存在的某种超越空间的关联。他把这个自从“鬼场”起就让他牵肠挂肚的场景称作“鬼魅般的超距作用（spooky action at a distance）”。及至十多年后，他还会在给玻恩的信中念叨：我绝对不可能相信上帝会掷骰子，或动用起心灵感应。

对爱因斯坦来说，违反因果关系的超距作用只能是不合逻辑的无稽之谈。这样就只剩下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量子力学并非完备。

狄拉克在那年秋天也来到普林斯顿的高等研究院访问。因为语言和性格上的障碍，他在那里与爱因斯坦没有太多接触。他也没有太关注EPR论文，只是漫不经心地表示，如果爱因斯坦证明了量子力学不完备，那我们就只好再次从头开始。

在狄拉克眼里，量子力学面临的危机并不在于如何被“诠释”，而是数学上的“发散”。这是他随着量子场论的推进所发现的新问题：一些具体计算往往会得出物理量变成无穷大的荒谬结果，导致整个理论失去物理意义。这个真实的数学困难正让他一筹莫展。

只有薛定谔一如既往，仍然是爱因斯坦唯一的知音。

薛定谔读到EPR论文后立刻致信爱因斯坦，热情洋溢地夸赞老朋友终于抓住了量子理论的尾巴。他也当即成为玻尔之外唯一发表论文回应的知名物理学家。在接连发表的三篇论文中，薛定谔系统地总结了量子力学所处的现状和面临的挑战，并为爱因斯坦描述的那种以超越空间距离、因“鬼魅般超距作用”而不可分离的状态赋予一个形象的名称：“纠缠（entanglement）”。

（待续）

量子纠缠背后的故事（卅二）：二度难产的诺贝尔奖

在那个让物理学家人心振奋的1930年代初，已经问世30年、逐渐被接受为学界最高荣誉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却在1931和1932年连续两年空缺。在瑞典的评奖委员会人员眼里，当时居然没有值得表彰的人选。

这个奖上次出现这种状况时还是1921年。那时的委员会为爱因斯坦的资格争执不下只好暂时搁置颁奖。老资格的阿伦尼乌斯和古尔斯特兰德认定爱因斯坦的理论不符合诺贝尔遗嘱中设定的条件：为人类福祉做出显著贡献的“发现或发明”。

当43岁的奥森在1922年加入这个委员会时，他成为其中第一名理论物理学家。他也同样认可“发现或发明”应该是确切的实际结果或被实际证明的预测，不能只是理论的推断。

但他机灵地施展乾坤大挪移，以爱因斯坦在光电效应中发现而且被证实的规律解开了死结，让委员会避免了难以摆脱的尴尬。由此，爱因斯坦最引人注目的相对论从未得到过诺贝尔奖的肯定。但他的光电效应解释基于量子理论，却为后者的获奖另辟蹊径。在爱因斯坦获得被延迟的1921年奖同时，玻尔搭上顺风车赢得1922年的物理奖。作为量子理论的创始人，他俩得以双星联袂，倒也不失为诺贝尔奖的佳话。

几年过后，阿伦尼乌斯和古尔斯特兰德相继去世，奥森成为委员会中首屈一指的权威。爱因斯坦和玻尔的旧量子理论也已成为历史，被新一代的新理论迅速取代。

从1927年开始，新理论的代表人物薛定谔、海森堡相继获得提名。他们的呼声也随着理论被广泛接受而逐年增高。奥森每年兢兢业业地审查、报告所有被提名人的贡献。他指出新量子力学还只是数学推理，没能带来切实的“发现或发明”。那几年，物理学奖延续传统，接连颁发给实验物理学家。获奖者中包括发现光子散射的康普顿和发明云室的威尔逊。

1929年的诺贝尔奖终于别具一格，授予了理论家德布罗意。他那奇异的物质波有了实验证明，成为货真价实的新发现。随后的1930年，物理奖又重回实验领域：拉曼（Chandrasekhara Raman）因为在光散射中的新发现成为印度也是亚洲的第一个科学类诺贝尔奖获得者。

薛定谔和海森堡在那几年中一如既往地获得多人提名。奥森也始终如一地坚持他们的理论不满足“发现或发明”的条件。他还指出这个新理论也不像索末菲的旧量子理论那样包括了狭义相对论，尚未完成。

于是，当年爱因斯坦成就斐然却连年无法获奖的戏剧在薛定谔和海森堡身上重演。甚至有人模仿奥森当年的暗渡陈仓，在提名中强调海森堡曾在最早尝试计算氢分子光谱时提出因为两个原子核自旋方向不同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氢分子（分别为“正氢（orthohydrogen）”与“仲氢（parahydrogen）”），即“自旋异构体（spin isomers）”。这个预测已然被证实，应属于与爱因斯坦光电效应相当的新发现。奥森对这一说法倒没有异议，但调侃如此成就应该为海森堡提名化学奖。

这一次，他们内部的争执甚至超过了十年前，最终导致1931和1932两年持续未能发奖。按照诺贝尔的遗嘱，当年空缺的奖可以在下一年补发。但如果下一年仍然没有合适人选，就只能永久地过期作废。193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因而付诸东流。在那之前，这个奖还只在1916年时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而完全空缺过。

这个荒诞的局面自然让众多物理学家极其沮丧。也与十年前一样，从普朗克、爱因斯坦、玻尔到泡利、费米等重要角色都相继加入提名行列，试图施加压力扭转局面。玻尔过去的助手克莱因已经成为瑞典的知名教授，也积极地参与了游说。不料，转机在1933年意外地出现。

那年，狄拉克也获得了一个提名。作为后来者，他的声望远不如海森堡和薛定谔。他的理论也是在矩阵、波动力学基础上的延伸。然而，正电子在安德森的云室中的出现彻底改变了奥森的立场。因为狄拉克，量子力学终于有了与爱因斯坦光电效应、德布罗意物质波同样被实验证明的新发现。并且，狄拉克方程融合了狭义相对论，又去除了奥森内心中另一个障碍。

当1933年的诺贝尔奖揭晓时，物理奖既属众望所归又因其分配方式令人瞠目。在奥森的安排下，海森堡因“发明”量子力学并“发现”氢分子自旋异构体独享补发的1932年奖。1933年的奖则由薛定谔和狄拉克平分，表彰他们“发现”原子理论中的新方法。

海森堡很不好意思。他的矩阵力学是在玻恩和约旦发扬光大之后才真正“发明”了量子力学，不该由他独享这一殊荣。薛定谔因为与狄拉克分享而觉得平白无故比海森堡矮了一截，颇有微词。狄拉克则完全没有想到自己会栖身获奖行列。他对这一荣誉会带来的社交麻烦恐惧万分，第一反应是干脆拒绝。老道的卢瑟福提醒他那样只会招惹更多的注意力，狄拉克才很不情愿地踏上了领奖之途。

也正是由于诺贝尔奖委员会莫名其妙的运作，旧量子理论和新量子理论在相隔11年前后都出现了奖项难产后的联袂颁发。1922年时，爱因斯坦在东亚旅行，并未能与玻尔同台领奖。1933年底，海森堡、薛定谔和狄拉克同时来到了斯德哥尔摩，在那里的火车站不期而遇。

1933年12月9日，前来领取诺贝尔奖的薛定谔（右一；留意他的穿着）、海森堡（右二）和狄拉克（右三）在斯德哥尔摩火车站相遇。分别陪同他们的是海森堡的母亲（左一）、薛定谔的夫人安妮（左二）和狄拉克的母亲（左三）。

薛定谔与他的结发妻子安妮同来。仍然单身的海森堡和狄拉克则由他们各自的母亲陪伴。海森堡的父亲刚去世不久。狄拉克没有邀请他长大过程中专制、蛮横的父亲。与沉默寡言的狄拉克相反，他那从来没出过远门的母亲成了媒体明星，四处兴奋地为记者提供各种花絮。她也细致地观察着三位获奖者的表现，发现年长的薛定谔总想以三人之首自居，好出风头而不得；海森堡阳光热情；而她的宝贝儿子则总是拼命躲避着各方的注意力（但狄拉克也有出彩的一刻：在颁奖仪式上致辞时，他出乎意料地阐述起经济、社会问题并鞭笞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病，令举座茫然）。

10年前，爱因斯坦事后到瑞典补做领奖演讲后曾就近访问哥本哈根。那是他唯一一次踏足玻尔以及量子的大本营。这次，玻尔也邀请新一代的获奖者顺道来哥本哈根继续庆祝。曾经在那里病倒还惨遭玻尔“虐待”的薛定谔谢绝了好意。在玻尔那豪华的嘉士伯府邸里，海森堡意气风发，亲自上场为当地歌星的献唱提供钢琴伴奏。狄拉克却只是偷偷溜回自己房间休息。入夜后，玻尔又会去将他揪下来。客人已经散去，那是他们讨论物理问题的好时光。

很少参与诺贝尔奖提名的爱因斯坦最早在1931年10月致信委员会提名薛定谔和海森堡。他在信中直言表达自己的犹豫：那两人对量子力学的贡献彼此独立，又都相当显著。他们各自都当之无愧，不应该只是分享荣誉。但爱因斯坦却难以定夺哪一个更应该先得到嘉奖。他认为薛定谔的波动方程更有前途，因而是更高价值的成就（这里他特地加上脚注表明只是一己之见，不一定正确）。但在理论的突破上海森堡显然早于薛定谔，拥有优先权。最后，爱因斯坦决定：如果由他做主，他会把奖先发给薛定谔。

爱因斯坦在1931年10月10日写给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提名信。（信头地址之“Caputh”是他的别墅所在地。）

他这封提名信发出的时间早已错过1931年的截止期，因而被当作1932年的提名。1933年，爱因斯坦只提了薛定谔，干脆没有再包括海森堡。也许属于意料之中，玻尔那几年持续提名海森堡和薛定谔，并一直将海森堡列在首位。爱因斯坦和玻尔都没有提过狄拉克的名。他们也绝不曾预料到最后的结局。

但爱因斯坦在这个提名上的彷徨也不只是薛定谔与海森堡之间的孰优孰劣。他在信中解释量子力学的贡献应该获奖的缘由时写道：“以我之见，这个理论无疑包含了终极真理的一部分。”

在量子力学的本质问题上与哥本哈根正统鏖战多年后，爱因斯坦也无法忽视量子力学——尤其是薛定谔的波动方程——在原子分子光谱、原子核衰变和人为嬗变、反粒子等一系列实际问题上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这样的理论即使不尽合理，也应该会有着其正确的一面。

只是，纵然有着正确的成分，他依然无法肯定量子力学已经是科学的真理。

当海森堡、薛定谔和狄拉克在北欧领奖欢庆时，爱因斯坦已经在美国安家落户。

1929年9月，就在美国股市大崩溃的前夜，在新泽西州经营百货公司的一家子急流勇退，将家族产业出售给纽约市大名鼎鼎的梅西百货公司。那兄妹俩都没有子嗣后代，便将套现的巨额财富的一部分与职工分享，其余全部用于公益事业。1930年5月，他们以500万美元起始资金支持的“高等研究院”注册成立。第一任院长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雄心勃勃，要把它建成一个自由学术的乐园。在这个别具一格的研究院里，学者们生活无忧，没有教学负担，无需参加无聊的会议。他们也没有任何任务指标、年终评比，可以如同诗人、作曲家一样心无旁骛地追求自己心目中“没用的知识”。（弗莱克斯纳后来以《无用知识的用处（The Usefulness of Useless Knowledge）》为题发表了他的办院宣言。）

这个诱惑显然对爱因斯坦有着特殊的吸引力。他在1932年回绝加州理工学院和牛津大学的盛情，成为这家研究院的第二位受聘专家。

当弗莱克斯纳询问爱因斯坦对薪金的要求时，爱因斯坦小心翼翼地提出每年三千美元的价码。弗莱克斯纳目瞪口呆，干脆撇开这位科学大师改与他夫人艾尔莎谈判。他们很快达成协议，支付爱因斯坦一万五千美元的年薪。那是当时美国也是全世界科学家的最高档次。（作为院长，弗莱克斯纳自己的年薪是两万美元。）

让弗莱克斯纳更为瞠目结舌的却是爱因斯坦提出的另一要求：必须同时聘请他的助手梅耶（Walther Mayer）。

梅耶是个年轻的单身汉，爱因斯坦完全不是像薛定谔那样醉翁之意不在酒。从1929年起，梅耶就一直担任爱因斯坦的助手。即使是爱因斯坦与艾尔莎每年跨大西洋到美国访学时，他的私人秘书杜卡斯（Helen Dukas）和梅耶都永远地伴随在旁。

与玻尔必须在同他人交谈的过程中才能有效工作的风格相反，爱因斯坦的创造性思维永远是他自己孤独的努力。自从普朗克和能斯特以特殊待遇将他聘入柏林大学之后，他就是一个不讲课的教授，也从来没有过自己的学生。他乐此不疲，还经常开玩笑建议政府应该雇用理论物理学家担任海岸灯塔的守灯人，让他们能有更多没有外界干扰的时间独自思考、发现。

但在进入50岁之后，爱因斯坦也深感力所不逮，无法再自己对付广义相对论、统一场论中越来越繁复的数学推演。梅耶是数学博士，正好成为爱因斯坦不可或缺的助手。几年下来，他赢得了一个绰号：“爱因斯坦的计算器”。

弗莱克斯纳心目中的高等研究院成员都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学界明星，梅耶显然不合要求。他非常不情愿从一开始就来上一个降格以求的先例。但在爱因斯坦顽固的坚持下，他也只好让了步。何况，梅耶也是犹太人，独自留在德国会前途莫测。

爱因斯坦在1933年10月上班时，那高等研究院还并不存在。他们只是临时在就近的普林斯顿大学数学系新楼中租借了几间办公室，等候自己的大楼破土动工。那时他们也只有寥寥五名正式成员，其中包括冯·诺伊曼和外尔。本来就每年在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半年的冯·诺伊曼已经爱上了美国，趁这个机会扎了根。在哥廷根接替导师希尔伯特退休后席位的外尔收到聘请后犹豫了两年，几经反复。最后他还是在希特勒上台、自己精神崩溃后才下定决心投奔新大陆。

弗莱克斯纳虽然被迫接受了梅耶，却也只是给了他一个永久职位，并没有把他算作正式成员。爱因斯坦对这个安排不尽满意，但梅耶本人更让他失望。在人身安全、职业都有了保障之后，梅耶不再愿意专职为他人打下手。他也对统一场论也没有兴趣，一头转回了自己的纯数学研究。爱因斯坦还是不得不另觅助手。

或者说，他不得不热情面对主动找上门来的年轻人。那在普林斯顿并不缺乏。

第一个来敲他办公室门的是刚刚获得博士学位的罗森（Nathan Rosen）。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师从当年在哥本哈根的BKS论文风波中梦魇一场的斯莱特，曾做了统一场论方面的硕士论文。爱因斯坦很感兴趣，当即建议他来研究院“共同研究”。兴奋的罗森很快成为研究院的博士后。

按照欧洲传统，研究院每天下午3点供应茶点，让大家惬意地聊天交流。1934年的一天，罗森在下午茶时不经意地向爱因斯坦提起他曾经计算过氢分子光谱。他觉得那很奇妙：在量子力学中，氢分子的两个原子只能共享同一个量子态，无法存在各自独立的量子态。罗森觉得不可思议。他不知道爱因斯坦多年前已经在他的鬼场中看出这个“分离性”大问题。海森堡在为氦原子的两个电子构造波函数时也发现过同一机理。

他们的交谈吸引了旁边另一位年轻人的注意。那便是曾在加州理工学院与爱因斯坦和托尔曼合作发表过论文的波多尔斯基。离开加州理工学院后，波多尔斯基回到苏联老家，跟着正好在那里访问的狄拉克研究过量子电动力学。之后他也是在爱因斯坦的推荐下又来到高等研究院继续深造。

爱因斯坦、托尔曼和波多尔斯基当初发表的那篇论文没有引起注意，但波多尔斯基自己却印象深刻。当时他们设想在爱因斯坦的光子箱上开两个孔，让两颗光子同时向相反方向逃出。因为光子原来在箱子里处于同一个量子态，它们离开箱子后无论跑出多远，其波函数还是会紧密地联系着。

波多尔斯基意识到两个原子的氢分子和两个电子的氦原子其实都是开了两个孔的爱因斯坦光子箱。当两个原子或电子由于互相作用形成同一个量子态时，它们就会永远地联系在一起。如果这时让它们在空间上彼此分离，各自向相反的方向运动，那就是光子箱假想试验的一个更为直观的实现。他立即向爱因斯坦提议继续探讨这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爱因斯坦微笑颔首。

近一年后的1935年5月4日，《纽约时报》冷不丁地发表了一篇题为《爱因斯坦攻击量子理论》的新闻。

1935年5月4日《纽约时报》报道“爱因斯坦攻击量子理论”的标题部分。

这篇报道的标题部分便提纲挈领地归纳了其全部内容：“【爱因斯坦】与两位合作者发现【量子理论】虽然‘正确’却还没有‘完备’”“【他们】看到存在更完备理论的可能”、“相信一个‘物理现实’的完整描述终将出现”。

（待续）

量子纠缠背后的故事（卅一）：现实世界的坍缩

哥本哈根的年轻人取笑爱因斯坦和他的跳蚤时，爱因斯坦刚刚结束又一次在美国的访问回到德国。那是他第三次去美国，也是连续第二年在加州理工学院越冬。那里的校长密立根正在施展浑身解数，试图将这独一无二的国际大师聘请到自己的学校。这不仅会大力提升他这个新学院的地位，也足以让美国在学术领域与欧洲的传统列强分庭抗礼。

爱因斯坦和夫人爱丽萨对南加州的阳光海滩赞不绝口，誉之犹如天堂。但爱因斯坦还是难以割舍欧洲的传统文化氛围和他在柏林近郊的别墅，只同意每年冬天来这里访问几个月。

1933年2月，爱因斯坦在南加州海滩。

1932年底，他们第三次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新年刚过，德国的形势便急转直下。1月底，希特勒正式掌握行政权；2月底，“国会纵火案”事件发生，希特勒借机取缔了作为主要竞争对手的德国共产党。3月份，议会通过决议事实上赋予希特勒政府独裁权力。

及至4月7日，议会又通过法律，强迫在德国大学、公务员系统中的犹太人教授、职员辞职。在年迈总统兴登堡（Paul von Hindenburg）的坚持下，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服役或有直系亲属为国捐躯者以及在战前业已任职的得以豁免，大大缩减了法案的适用范围。但即便如此，仍有成千上万人在一夜之间面临突然失业的命运。

作为犹太人中佼佼者，爱因斯坦首当其冲。那年3月，当爱因斯坦还在从美国回返途中时，他的别墅遭到搜查，心爱的小帆船被没收充公——他被怀疑参与走私、窝藏武器等阴谋活动。邮轮在比利时靠岸后，他立即前往布鲁塞尔的德国领事馆退还了护照。这是他在15岁时逞少年之勇后第二次放弃德国国籍。

在柏林，普朗克也收到了爱因斯坦辞去普鲁士科学院、柏林大学全部职位的信件。他大松一口气，回信表示感谢。因为那是能够让大家都避免麻烦的体面之举。爱因斯坦在国外批评德国政策的言论已经在国内引起轩然大波。作为最早慧眼识珠并一路提携的伯乐，普朗克非常不愿意面对不得不亲自主持开除爱因斯坦的局面。

科学院的秘书却擅自以官方名义发表了一篇谴责爱因斯坦的声明。当年曾受普朗克之托作为第一个学术界人士到专利局拜访那无人知晓的“爱因斯坦教授”的劳厄打抱不平，要求表决撤回声明。他的提议没人响应。普朗克认为那只会造成适得其反的后果。

德高望重的普朗克已经75岁了。刚上台的希特勒也给他发来生日贺电。借答谢机会，普朗克在那年5月谒见首相，委婉地希望对犹太人也能有所“区别对待”，为德国的科学和未来保留一些人才。希特勒不由分说地拒绝了他的请求，声称不惜过几年没有科学的日子也必须彻底清除犹太人影响。

在十多年前的一战期间，普朗克的两个儿子都上了战场，一个战死一个被俘。他自己曾在战争初期联署公开信为德国的传统、行为辩护，并在战后的满目疮痍中竭尽全力鼓舞士气，主张科学救国。战后主要在德国孕育、发展的量子力学证明了他的远见，也是他作为德国人的骄傲。为了保存这来之不易的果实，普朗克与德国其他所有“雅利安种”科学家一样，在讲课、演讲前一丝不苟地行纳粹礼。他以服从的态度解雇了自己的犹太职员并禁止犹太学生来上课。他讲解的内容中不再提及犹太科学家的贡献、名字，包括他已故的好朋友、前德国物理学会主席瓦尔堡。

爱因斯坦在柏林最亲近的朋友、曾在他与玛丽奇离婚过程中斡旋的著名化学家哈伯也陷入了困境。哈伯是犹太人，但早已皈依天主教。他因为在一战中研制、使用毒气弹的功劳在德国被看作国家英雄（当然也被敌方协约国视为战犯）。作为化学研究所的主任，他消极抵制开除犹太人，最后不得不辞职离开了祖国。在欧洲流浪几个月后，他贫病交加，在瑞士辞世。

爱因斯坦的宿敌斯塔克和萊纳德则重新回到权力中心。自十多年前充当反对“犹太物理学”的先锋后，这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德国学术界一直只是默默无闻的边缘人。斯塔克一度弃学经商，很早就成为纳粹的支持者。希特勒掌权后，他也卷土重来，在萊纳德的协助下占据了德国物理学会和科研基金会的领导地位。但他试图全面控制、重建“德意志物理学”的努力遭到劳厄公开的强力抵制，未能得逞。

纳粹崛起的主力军还是激进的年轻一代，尤其是热血沸腾的大学生。被当地学生们称之为“犹太大学”的哥廷根大学首当其冲。那里的物理系由玻恩和第一个实际探测到能量量子化现象的弗兰克分别主持着理论和实验两大部门。两人都是犹太人，但也都曾是一战中的功臣，属于被法律豁免之列。面对学生们群情激愤的压力，弗兰克选择了辞职。玻恩随即也在报纸发表的停职表上看到了自己的名字。

哥廷根的数学系比物理系更负盛名，也同样地遍体鳞伤。当教育部长询问希尔伯特他的研究所是否真的因为失去犹太教授而损失重大时，希尔伯特无可奈何：“损失？不，没有损失。部长先生，只是研究所已经不复存在了。”

5月10日的傍晚，哥廷根、慕尼黑、柏林和德国各地大学的学生们燃起熊熊篝火，大举焚烧“反德”、“非德”的政治不正确书籍。爱因斯坦的著作自然也在其中。第二天凌晨，当校园广场上的火堆还在细火慢烧，空气中弥漫着烟雾和灰烬之时，玻恩带着妻子和儿子乘车离开了这个历史悠久、环境优美的大学城。

他们没有离开德国太远，就在境外意大利北部与奥地利、瑞士接壤的边境小镇塞尔瓦住下。这里地处阿尔卑斯山中，也是一个度假胜地。在玻恩他们来到的初夏，成片的野花正在满山坡上怒放着，仿佛世外桃源。很快，在苏黎士的外尔带着玻恩的两个女儿前来汇合。玻恩的一些年轻学生也闻讯陆续赶来。在那里，他们登山越野，继续研讨量子物理，似乎是在与往年无异地举办夏季学术活动。

1933年夏，玻恩（右三）和他一家子在阿尔卑斯山中避难。

就连身宽体胖，从不参与户外活动的泡利也来凑热闹。在中立国瑞士的泡利还没有感到切身的危险。他曾写信约海森堡一起来商讨如何抵制希特勒的排犹政策。海森堡虽然对攀登阿尔卑斯山很是心动，还是拒绝了师兄的邀请。与普朗克一样，海森堡的心思完全在于如何保全德国的物理学。他致信玻恩劝导师忍辱负重，回祖国效力。

他们的另一个师弟约旦则已经正式加入了纳粹党。他还志愿成为其最激进、暴力的冲锋队一员。

在玻恩的邀请下，薛定谔也带着夫人安妮来到塞尔瓦拜访。只是当时没人知道他们的到来其实还另有所图。

还在纳粹得势之前的1932年，英国牛津大学的教授林德曼（Frederick Lindmann）曾在德国穿梭旅行考察。他已经预感到德国犹太人将会面临的危险，早早地开始了未雨绸缪的准备。在人道营救的同时，林德曼也有着私心的企图。他所在的那个老资格大学在20世纪不仅完全错过了在欧洲蓬勃发展的现代物理学，就连自家隔壁的剑桥也已经望尘莫及。他们迫切需要新的人才。德国形势的恶化正是一个机会。

在1930年代初，牛津大学也在每年邀请爱因斯坦来讲学，是与加州理工学院争聘这位国际大师的最强劲竞争对手。

但林德曼更关注年轻的一代。他早期曾在柏林大学师从能斯特获得博士学位，还被邀请作为秘书参加过1911年的第一届索尔维会议。凭借多年的关系，他在德国广泛物色合适的人选。索末菲向他推荐了刚刚计算了氢分子光谱的伦敦。

伦敦那时已经到柏林大学担任薛定谔的助手，正踌躇满志地要在这个学术宝地大展身手，没有立即接受林德曼的聘请。当林德曼与薛定谔商量时，薛定谔提出如果伦敦执意不受，他可以自己取而代之。

林德曼大吃一惊。薛定谔不是犹太人，在柏林正风生水起，完全不在他的涉猎、营救的目标范围内。

满腹学究的薛定谔从来不过问政治。但在纳粹的德国，政治也逐步在过问到他头上。爱因斯坦的去国不归令他失去了一位好不容易才得到的契友，不再能有田野漫步湖上泛舟的好时光。当普鲁士科学院因为爱因斯坦而争执时，薛定谔洁身自好，不再参与这个他曾经花了相当心血的机构的活动。

1933年的4月1日是德国全面抵制犹太人商店的日子。薛定谔那天正好在一家犹太人开的大百货公司附近，因为看不惯现场众多纳粹冲锋队员的蛮横而发生言语冲突。好在冲锋队中有一位物理研究生认出了大教授，及时将他护送出围，才让他免受一顿暴打的厄运。

柏林已经不再是薛定谔钟情之地。

伦敦其实也没有自己的选择余地。作为犹太人，他很快被柏林大学解雇，不得不接受了林德曼的聘请。林德曼也没有因此放过薛定谔这条更大的鱼。他回国广泛筹集资金，为薛定谔又设立了一个席位。

薛定谔却又提出一个条件，要同时聘请他在老家奥地利的年轻物理学家玛奇（Arthur March）。他信誓旦旦地告诉林德曼，玛奇正与他合作研究，已经开始发表论文。他到牛津后的科研工作非有玛奇作为助手不可。

在哥本哈根，玻尔也在深切地体会到时局的变化。他的研究所依然生气勃勃，但来来往往的物理学家们不再只是沉浸于科学的探求。他们面带焦虑，人人担心着自己的前景，互相交流更多的是如何在英国、美国等更安全的地方寻找机会。

玻尔自己的地位早已非同小可。长期资助他研究所的嘉士伯啤酒公司创始人去世后将其豪华的府邸捐献给国家，由丹麦科学院遴选在科学、文学、艺术方面做出突出贡献的人免费使用。玻尔在1932年成为这一人选。

嘉士伯的基金会也在他的引导下开始了营救犹太科学家的计划。接受玻尔邀请到研究所工作的不再只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也有了诸如哥廷根的弗兰克这样的老牌教授。他们在这里得以暂时落脚，然后争取到机会再前往美国、英国等地。

1933年春天，玻尔到美国讲学访问。那年的复活节聚会于是推迟到9月中旬才举行。“校友”和年轻人再度济济一堂，却再也无法重现一年前《浮士德》演出时的轻松和欢乐。

1933年9月玻尔研究所的学术讲座上。前排左起：玻尔、狄拉克、海森堡、埃伦菲斯特、德尔布吕克、迈特纳。（很可能是埃伦菲斯特最后一张留影。）

会后，狄拉克和与他私交甚密的埃伦菲斯特在嘉士伯府邸门前道别。狄拉克感慨这里虽然看起来是年轻人的世界，其实都应该归功于作为长辈的埃伦菲斯特对他们的无私提携。

狄拉克没料到埃伦菲斯特听到后竟然泪流满面，拉住狄拉克的手情绪冲动地表示感激。对人情世故一窍不通的狄拉克不知所措，只能目瞪口呆地看着埃伦菲斯特蹒跚离去的背影。

短短五天后，埃伦菲斯特在阿姆斯特丹的一家护理院里接出他患有唐氏症的15岁小儿子。两人到附近一个公园坐下后。埃伦菲斯特掏出手枪，朝儿子的头部开枪后随即也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埃伦菲斯特出生于1880年1月，随着1930年代进入知天命岁月。他与爱因斯坦年岁相当，是爱因斯坦少有的同辈好友。早在1912年，当爱因斯坦准备离开布拉格大学回苏黎士时就曾推荐由埃伦菲斯特接替他在布拉格的席位，并提示他可以同样地在填表时糊弄有关信仰那一栏。然而，那时还在焦头烂额四处寻找工作但已经叛离犹太教的埃伦菲斯特却不愿意妥协，固执地坚持自己没有信仰而未获通过。后来，荷兰的洛伦兹退休。莱顿大学在争取爱因斯坦失败后，终于接受他的提议聘请了埃伦菲斯特。

在莱顿，他培养了发现电子自旋的古德斯密特和乌伦贝克，挽救了费米那几乎夭折的物理生命，也与狄拉克等青年一代有着亲切友好的关系。正像德尔布吕克为他定位的那个浮士德，他心地善良随遇而安，经常在爱因斯坦、玻尔等大师之间充当和睦、调解的中间人角色。

但年轻的德尔布吕克不可能知道埃伦菲斯特内心中与浮士德更为相像的另一面。他与歌德剧中的主角一样痛感才疏学浅，为青春不再却还没能做出突出贡献而陷入深深的自卑、抑郁（在歌德的原剧中，浮士德的情人亲手杀死了他们的儿子。那个情人在哥本哈根的版本中成了“中微子”。）。当年导师玻尔兹曼的自杀、德国的反犹政策、好友爱因斯坦的流亡都让他体会到挥之不去的绝望。最后，他做出了与浮士德截然不同的另一个选择。

玻恩所在的塞尔瓦也正是玛奇的家乡。薛定谔夫妇来到后不久，玛奇也带着他的妻子前来探望。他并不知道薛定谔已经在安排他去牛津大学，也从没想过要离开奥地利。他对薛定谔十分崇拜，但并没有太多私交。

薛定谔在意的却也不是玛奇本人，而是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希尔德（Hilde March）。在甜蜜的几年后，薛定谔与他的小情人依西的感情已经趋于淡漠。依西曾意外怀孕，不顾望子心切的薛定谔的反对堕了胎，随后伤心地离开了柏林。那时，薛定谔在去奥地利讲学时见到玛奇夫妇，回家后便神魂颠倒地向妻子安妮描述希尔德的美貌。

在阿尔卑斯山遐意的盛夏，薛定谔独自带着希尔德骑自行车长途游览。当他们终于返回时，希尔德已经怀有身孕。玛奇虽然心有不满，也只好接受了现实。安妮早已习惯了丈夫的艳遇。她自己也正乐不思蜀，在与情人外尔如胶似漆地相亲相爱着。一时间，他们又找回了昔日在苏黎士时的多角浪漫时光。

在大雪封山之前，玻恩在狄拉克的协助下在剑桥大学谋到一个临时职位，终于有了知识的落脚之地。他年轻时曾在剑桥短暂留学，属于旧地重游。

当第七届索尔维会议1933年10月在布鲁塞尔召开时，与会者中已经没有了埃伦菲斯特，也没有爱因斯坦。在欧洲辗转半年多后，爱因斯坦又已经转往新大陆。出乎意料，加州理工学院、牛津大学和其它几个学校都没能如愿以偿。他最后选择了美国东海岸刚刚成立的一个“高等研究院”。那里待遇丰厚，与他在柏林大学一直享受着的特殊待遇一样没有教学负担，可以专心于他的统一场论。（爱因斯坦还将他工资的三分之一捐给林德曼，协助他的人道营救行动。）

从那时起，索尔维会议上不再有爱因斯坦那神秘莫测的微笑、鬼斧神工的假想试验。那一年，卢瑟福和玻尔带着其他的女巫们得以兢兢业业地探究更实际的会议主题：核物理。

薛定谔出席索尔维会议后便和夫人安妮带着希尔德来到牛津大学。他告诉林德曼，玛奇因为搬迁耽搁，会迟些时候再赶来报到。

为这位国际知名物理学家的加盟，牛津大学举办了正式的欢迎宴会。当他们完成仪式，依次就座准备进餐时，突然有记者打来电话报喜：他们这位远来的新聘教授刚刚荣获了诺贝尔奖。

（待续）

量子纠缠背后的故事（廿九）：爱因斯坦的光子箱

当年轻的伽莫夫在1928年的夏天来到哥廷根时，他发现一个生机盎然的科学天堂。那里的导师玻恩却心情沉重。这个崇尚亨德尔音乐、曾经举办过“玻尔节”的大学城也是纳粹党的早期活跃基地之一。一些大学生正在偷偷地搜集整理教授中的犹太人名单，准备有朝一日实施清洗。玻恩是一个极力融入德国主流社会、对自己的犹太传统并不在意的知识分子，但他也不得不为前途忧虑。

45岁的玻恩正陷入严重的中年危机。他曾经与约旦一起完善海森堡的矩阵力学，为薛定谔的波函数提出几率解释，因而在量子力学创始人群体中占据重要位置。但他的贡献一直没有得到广泛赞誉，只是作为锦上添花而黯然失色。这几年，他眼睁睁地看着曾为麾下的泡利、海森堡、狄拉克、约旦都在学术上超越自己，真正引领着物理学的风骚。玻恩知道他已经落伍了。他曾以精通数学为傲，却竟然无法理解狄拉克和约旦所津津乐道的量子场论，甚至压根就提不起兴趣来。

玻恩当时还不知道，他的得意门生约旦那时还积极地在地下流传的小刊物匿名发文，为纳粹党的宣传攻势摇旗呐喊。玻恩更为焦虑的还是自己的家庭。他作风老派，却与妻子感情不合而长期分居。这时，他察觉到妻子已经有了外遇，小家庭随时可能分崩离析。

凡此种种，玻恩终于不堪压力精神崩溃。那年，他离开大学岗位，整整一年独自到野外远足、滑雪，在大自然中寻找自我。刚刚来到哥廷根担任助手的海特勒代替他承担了大部分教学职责。

还不到而立之年的狄拉克和海森堡却正春风得意。与爱因斯坦和薛定谔不同，他们还是快乐的单身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异常繁荣、癫狂的“咆哮二十年代（Roaring Twenties）”即将落幕时，两人都在美国巡回讲授量子理论，尽情游览新大陆。这里的大学竞相开出丰厚的美元支票，足以让他们乐不思蜀。

当他俩在美国的中西部相遇时，海森堡提议干脆结伴横渡太平洋取道亚洲，完成一次环球旅行。也曾在哥本哈根镀金的一个日本老相识早就邀请他们访问日本，正好顺道。

1929年，狄拉克（左）和海森堡在美国芝加哥。

在完成各自的讲学任务后，他们在美国西部风景奇异的黄石公园会合，一起到旧金山搭乘日本邮轮，于1929年8月底抵达日本。在夜夜笙歌的邮轮上，海森堡尽显风流地活跃在舞会上。狄拉克总是独自坐在角落里观望。他很不理解海森堡为何热衷于跳舞。海森堡给他解释，与好女孩共舞会非常愉快。狄拉克沉思良久，仍然不解。问道：“可是海森堡，你在跟她跳舞之前，怎么可能知道她是不是好女孩？”

邮轮靠岸时，海森堡在甲板上愉快地接受了登船的日本记者采访。当记者抱怨找不到狄拉克时，海森堡也热情地表示他可以代替朋友回答一些问题。狄拉克当时正站在海森堡身旁，事不关己地欣赏着异国情调。

这是继爱因斯坦1922年来讲学后第二次有欧洲一流物理学家访问日本。爱因斯坦那次带来了相对论，狄拉克和海森堡则带来了量子力学。他们为日本物理学界打开眼界与国际接轨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日本的行程结束后，他俩才分道扬镳。海森堡继续乘邮轮经印度回德国，狄拉克却渡海到他向往的苏联，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火车横跨欧亚大陆。

两个英气勃勃的物理学家都没意识到世界正处于一个大变动的前夜。

1929年10月25日，美国纽约证卷交易所的股市价格在早晨开门后急剧下滑，拉开了“大萧条”的序幕。大西洋彼岸的德国首当其冲。1920年代也曾是德国的黄金时代，有着一战之后经济和文化的稳定、蓬勃发展。然而，虽然战后的经济封锁已经解除，德国依然背负着战争赔款的沉重负担。表面上的繁荣基本上依靠来自美国源源不断的贷款。

当美国突然自顾不暇时，原已显露疲态的德国经济顿时一落千丈。大批工厂破产倒闭，失业人口在1930年激增至300多万。被暂时遏止的通货膨胀也再度冒头，重新回到战争刚结束时的凄惨和混乱。

在啤酒馆政变失败后曾备受打击、一蹶不振的纳粹党在1930年9月的国会选举中起死回生。它们原来在国会577个席位里只占有区区12席，这一次却骤然赢得107席，一跃成为仅次于社会民主党的第二大党。

玻恩只是最早感受到潜在威胁的极个别科学家。在1930年代来临之际，象牙塔中的物理学家仍然是受社会尊重的高级知识分子，保持着养尊处优的地位。几年前因为相对论被当作“犹太物理学”饱受攻击的爱因斯坦认为希特勒只是“存活在德国人饥饿的肚腹上。一旦经济条件复苏，他的重要性就会立即消失。”

那年10月，第六届索尔维会议照常在布鲁塞尔举行。

洛伦兹去世后，组织索尔维会议的重任落在郎之万的肩头。在以“光子与电子”为主题的第五届会议的三年后，量子力学的主战场已经从哲学性的争执转为实际的应用。郎之万将1930年的会议主题定为“磁性”。

磁铁和金属在磁场中的表现早就是物理学的常规问题。德鲁德和洛伦兹在世纪之初以微观的电子理论大体解释了这些宏观现象。但他们那时所能依据的只是经典物理，有着很多缺陷。海森堡、费米等人将量子力学的新规律——尤其是泡利不相容原理——应用于固体中的自由电子气，立刻就有了长足的进展。在海特勒、伦敦和伽莫夫分别向分子与原子核进军的同时，量子的先锋也已经进入日常生活所熟悉的固体领域。

与三年前的盛宴相比，1930年的会议不再那么引人注目。金属的磁性也很难与物理学的基本哲学相提并论。但爱因斯坦在这次会议上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还是在旅馆的餐桌上，他面对玻尔坐着，不紧不慢地又抛出一个假想试验。它与磁性毫不相干，却是三年前他们针锋相对的故伎重演。

设想有一个箱子，里面有着很多横冲直撞的光子。爱因斯坦慢条斯理地描绘着，你可以称量这个箱子的重量。箱子上还有一个非常小的窗口，可以在给定时间快速地打开然后关上。窗口打开的那一瞬间，可能会有一粒光子从中逃出。

玻尔聚精会神地听着。他觉得这个设计在原理上与上次那些单缝、双缝屏幕大同小异，没有新意。这时爱因斯坦缓缓地又补上一句：窗口关上之后，你可以再称一下箱子的重量。

话音未落，玻尔已经大惊失色。

三年前，爱因斯坦的一系列假想试验都被归结为对光子或电子位置、动量的同时测量。海森堡的不确定原理残酷地限制了这类测量的准确性，而爱因斯坦的种种尝试均未能突破这一禁锢。但不确定原理并不只是针对位置和动量的测量，还同样适用于其它类似的成对物理量，比如能量和时间。

玻尔发现爱因斯坦在这个新设计中用一个定时的机关打开箱子的窗口并迅速地关上。如果有光子从那里逃出，其通过窗口的时间便可以由这个定时机关测定。而在窗口打开的前后分别测量箱子的重量，又可以得知光子所带走的能量——因为相对论，能量与质量是等价的。这样，当光子逃出窗口的那一霎，我们既能确切知道它的能量也清楚当时的时间。

据会上一位目击者描述，那天晚上的玻尔犹如一只刚遭受一顿痛打的流浪狗，既灰头土脸又惶惶不可终日。如果爱因斯坦这个主意成立，量子力学的整个根基将被动摇，大厦岌岌可危。而这个简单明了的实验却让他一筹莫展，找不出其中的漏洞。海森堡、泡利、克莱默等也都是一脸茫然束手无策。

看着他们的狼狈，爱因斯坦面含微笑，一副胜券在握的悠然自得。

爱因斯坦（左）和玻尔在1930年索尔维会议期间。

一夜未眠之后，玻尔在下楼加入早餐行列时脸上又恢复了笑容。为了拆解这个新的智力游戏，他将爱因斯坦的泛泛描述像工程蓝图般仔细地描画出来，一丝不苟地琢磨了如何用弹簧和刻度称量箱子的重量，又如何用时钟定时控制窗口的开关。这时，他胸有成竹地向爱因斯坦解释：当光子离开窗口时，箱子重量发生的变化势必引起挂在弹簧秤上的箱子向上移动。这是称量箱子重量变化的原理。这个微小的运动却会使得箱子里的时钟在地球重力场中的位置发生变化。根据广义相对论，重力场的减小会导致时钟变快。这样，窗口机关开启的时间并不是当初设定的时刻。

玻尔描画的爱因斯坦光子箱模型。

这下轮到爱因斯坦惊讶地合不上嘴了。当然，玻尔并没有能力进行广义相对论的具体计算，那正是爱因斯坦的专长。尽管玻尔是在试图否证他的实验设计，爱因斯坦也立即施以援手，兴致勃勃地演算起光子逃逸时箱子移动所带来的时间变化。他果然发现，在这个前提下，对光子的能量和时间测量的准确性无法超越不确定原理的限制。

玻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爱因斯坦自己的广义相对论挫败了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处心积虑的新挑战。这神来之笔不仅让他反败为胜，为哥本哈根诠释赢得历史性的胜利，也成为物理学界经久不息的美谈。

历史往往是由胜利者书写。爱因斯坦和玻尔在索尔维会议上的辩论也是一个实例。

他们在1927和1930年两次会议上的争论都发生在会下，大多是餐桌上的茶余饭后。所以辩论的内容没有出现在会议的纪要中。爱因斯坦会后除了在讲学中重复提到他的假想试验外没有留下过自己的文字版本。1949年，玻尔在爱因斯坦70岁生日纪念时详细地写下了那场思想交锋的回顾和分析。在那之后的量子力学史料往往都以玻尔的版本为主，辅之以海森堡等人的点滴回忆。他们显然也都偏向于玻尔。

于是，爱因斯坦在两届索尔维会议期间频繁挑战不确定原理，在玻尔睿智敏捷的回击下一败涂地的传奇与哥本哈根诠释的正统地位一样，成为量子力学历史的主旋律。

第六届索尔维会议大半年后，埃伦菲斯特到柏林拜访爱因斯坦。回家后，埃伦菲斯特立即在1931年7月9日给玻尔写信，详尽汇报了他们的交谈内容。他告诉玻尔，爱因斯坦其实早就接受了不确定原理，对位置、动量和能量、时间这些物理变量不可能同时精确测量不再存疑。

爱因斯坦也从来没有去设计一个“可以称重的”光子箱。他更不是去挑战能量与时间同时测量的精确度。那是玻尔自己的发明又一次将爱因斯坦引入了歧途。爱因斯坦的本意与前一次索尔维会议上提出单缝、双缝假想试验一样，在于量子力学中的局域性、系统之间的可分离性，以及这两个概念背后那至关重要的因果联系。

如果同时测量窗户开启的时间和箱子重量的变化，爱因斯坦承认这个测量的精确度的确会受到不确定原理限制。但根据玻尔的哥本哈根诠释，测量的选择会决定测量的结果。如果我们不去测量重量的改变，就能够准确地知道光子离开箱子的时间。反之，如果不去看控制开关的钟，也可以非常精确地知道光子所带走的能量。

问题是，这个测量并不一定要在窗户开启那一刹那进行，完全可以等个半年、一年之后。半年后，逃逸的那颗光子已经跑了相当远，与我们相隔着一个天文数字的距离：半“光年”或将近5万亿公里。再想象一下在那个距离我们半光年的地方置放一面镜子，就很有意思了。

如果在窗口开启的半年后我们选择仔细地看一下控制开关的时钟，那我们会非常准确地知道光子离开箱子的时刻。这样，我们也可以准确无误地预测那颗光子被镜子反射，在一年之后回到箱子的时间。只是我们不可能知道该光子的能量，或频率。

而如果我们没有去看那个时钟，却只是精确地测量了箱子重量的变化，那我们就能准确地知道那跑出去光子的频率，却对它会在什么时候回来完全没有概念。

我们在看箱子时所做的选择就这样会直接、瞬时地影响到那颗5万亿公里之外、几近无影无踪的光子所处的状态：它或者突然有了确定的频率，或者突然有了确定的所在地点，只因为爱因斯坦或玻尔随意地决定是好好地看一下时钟还是弹簧秤。

这是因为在量子力学里，本来浑然一体的波函数不会因为互相之间的距离变得遥远而脱钩。那颗光子即使跑到宇宙的另一头，也依然与箱子里的其它光子藕断丝连，无法“退群”。当某种测量在箱子所在地发生时，远在几万亿公里之外的波函数也同时发生了坍缩。

爱因斯坦早已发现这个不可分离性。还在1927年的第五届索尔维会议之前，他不得不撤回了自己即将付印的论文，放弃“鬼场”理论，就是因为他无法接受理论中出现的这一不可分离性。在他心目中，波函数这个性质呈现的是荒诞的超距作用，违反因果律。

即使在20来年后，当玻尔以非常详尽的笔调回溯他与爱因斯坦的争论时，他仍然以全部的笔墨描述爱因斯坦对不确定原理的挑战和失败。他没有提到过埃伦菲斯特那封信。也许他依然无法理解爱因斯坦背后的深意，也许他觉得这个变故不值一哂，也许他压根就没看到过那封信（埃伦菲斯特当时把信寄给玻尔的夫人玛格丽特，请她在玻尔不那么忙碌时再转交）。

深具施瓦本人之倔犟固执的爱因斯坦和木纳憨厚的玻尔都不谙辞令，绝非能言善辩之流。发生在他们之间的这场历史性对话也许只是一场鸡同鸭讲的美丽误会。（玻尔动用广义相对论的手法固然博彩，也获得了爱因斯坦的首肯，其实并不合逻辑。量子力学自身的内在矛盾不应该需要广义相对论来补救。）

索尔维会议结束后，爱因斯坦在年底远赴美国访问。那里加州理工学院的校长、曾经用实验证明了他光电效应预测的密立根盛情款待。爱因斯坦还参观了附近的威尔逊山天文台，拜访那里的天文学家哈勃（Edwin Hubble）。他引人注目地舍弃了自己的宇宙常数和宇宙模型，全盘接受了勒梅特、哈勃的膨胀宇宙概念。【详情参阅《宇宙膨胀背后的故事（十一）：爱因斯坦错在哪里？》】

在广义相对论和宇宙学的讨论之外，爱因斯坦也没忘记量子力学依存的迷雾。在加州理工学院，他与物理学家托尔曼（Richard Tolman）和他的博士后波多尔斯基（Boris Podolsky）就光子箱的假想试验又进行了一番探讨，在美国的《物理评论》上合作发表一篇论文。这一次，他们在那个箱子上开了两个窗口，可以同时向相反的方向放出两颗光子。

尽管他无力唤醒沉睡中的玻尔和他的哥本哈根正统势力，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本质的疑虑依然耿耿于怀，还没有放弃努力。

（待续）

量子纠缠背后的故事（廿八）：哥本哈根的诠释

狄拉克还在哥本哈根解决让爱因斯坦束手无策的电磁场量子化时，苏黎士的两位德国小伙子海特勒（Walter Heitler）和伦敦（Fritz London）正向泡利攻读博士时无能为力的难题——氢分子——发起挑战。

在伽利略、牛顿之后，物理学匹马当先，成为唯一具备坚实数学基础、准确定量的学科。正如阴错阳差地获取诺贝尔化学奖的卢瑟福所言，化学、生物等其它学科在20世纪初依然只是在“集邮”。深具优越感的物理学家相信自己研究的是一切自然现象的基础，化学、生物同行们所搜集的邮票背后肯定都会有着物理的解释。所以，他们时刻准备着伸手拉兄弟一把，用物理的规律解释化学、生物现象。

分子是走向化学领域的第一步。玻尔在1913年发表原子模型时，他的论文题目是《关于原子和分子的构成》。那时，他很乐观地认为他的电子轨道模型不仅能支持卢瑟福的原子，还可以解释原子如何互相结合形成分子。为此，他针对氢、氧等简单的分子做了一系列研究。

然而，虽然他后来以壳层结构成功地为在化学中举足轻重的元素周期表提供了物理根基，他在分子的结构上最终还是力所不逮、功败垂成。（在1922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前后，玻尔也曾在1920、1929年两度被提名诺贝尔化学奖。）

氢分子是最简单的分子，有着两个氢原子。这种不带电的中性原子如何能够互相吸引而结合成为分子——所谓“共价键（covalent bond）”的形成——在化学上还是一个谜。可是，这个只有两个原子核、两个电子的小东西却已经超出玻尔、泡利以简单物理模型所能对付的范畴，也让后来的矩阵力学束手无策。

薛定谔的波动方程提供了更为强大的数学武器。海森堡在求解了有两个电子的氦原子后还进一步为如何对付氢分子提供了思路。但后者的波函数依然过于复杂，无法严格求解。在薛定谔的指导下，海特勒和伦敦另辟蹊径，采用一种叫做“变分法（variational method）”的计算手段获得非常接近的近似解。这样，他们从理论上计算出与实际测量相符的氢分子的各个结构参数，解释了共价键的物理机制。（其后不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留学生王守竞也独立地完成相似的计算。）

他们的计算标志着现代科学一个不大不小的里程碑：五彩缤纷的化学现象不再只是化学家观察、收集、归类的对象，它们可以从物理的基本原理出发解释、预测。从那时起，化学与物理学有了亲密无间的缘分，在后者的引领下也步入精确科学。

这片肥沃的处女地顿时激发了哥廷根、哥本哈根、慕尼黑等地二十来岁年轻人的热忱。他们采取各种计算方法，将目标逐次锁定越来越大的原子、分子，不断地攻城略地。不久，狄拉克在1929年的论文中总结：“理解物理学大部和化学全部所需要的物理定律现在已然完全知悉。剩下的困难只在于应用时会遭遇过于复杂的方程，无法准确求解。”

那不过是第五届索尔维会议之后一年半。这些兴致勃勃地计算各种波函数的青年一代对爱因斯坦与玻尔的那场争论毫无兴趣。

索尔维会议结束半年后，玻尔引以为傲的互补原理终于以论文的形式面世。他一共发表了四个内容基本雷同的版本：科莫湖和索尔维两个会议记录中都有其法文版（尽管论文内容与他在会上的实际发言出入极大）。另外，他在德国学术刊物上发表了德文版，又专门在英国的《自然》发表了英文版。

老派的《自然》编辑们对这个满满当当十页长，却只有区区六个数学方程的典型玻尔式科学论文拿不准。他们附加了一个编后感，希望玻尔所述不至于成为量子力学的终极结论，将来还能看到粒子就是粒子、波就是波的简单物理和因果关系在量子世界中的王者归来。

泡利看到后不禁怅然，写信给玻尔大发了一通牢骚。

《自然》的编辑们的确显得迂腐。与德布罗意的垂头丧气相反，海森堡在索尔维会议后兴高采烈。那整整一星期，他和泡利追随着玻尔，亲眼目睹首领如何在自己的帮助下成功地击溃爱因斯坦屡败屡战的挑衅，一举奠定对量子力学的正确理解。那是“哥本哈根精神”的胜利。

将近30年后，海森堡在1955年回顾这一历史时刻，又将“哥本哈根精神”改成更为正式的“量子力学之哥本哈根诠释”。虽然这个新名称在1920年代末未曾现身，以玻尔的互补原理，辅之以玻恩波函数几率解释、海森堡不确定原理以及玻尔早期的对应原理为主体的“哥本哈根诠释（Copenhagen interpretation）”在1927年的索尔维会议后已经赢得公认，成为物理学界的共识。

就连在会议上鼓吹导航波的德布罗意也“叛变”了。爱因斯坦会后在巴黎火车站的鼓励来得太迟。德布罗意回家后思虑再三，不久就放弃自己半生不熟的理论，归降了哥本哈根的正统。

一年后，爱因斯坦环顾四野，只有薛定谔还与自己站在一起。他们都已经沦为物理学界的“持不同政见者”。惺惺相惜，他在给薛定谔的信中写道，“海森堡和玻尔那舒服的哲学——抑或是宗教？——的确构造得很得体。它为虔诚的信徒提供了一个柔软的枕头可以安然入睡而不容易被唤醒。就让他们昏睡着吧。”

爱因斯坦还补上一句：他们“这个宗教……对我却没有半点鬼作用。”

索尔维会议后，薛定谔的事业、生活都进入他最为春风得意的时期。虽然他的波函数理念在玻恩和海森堡的连番质疑、攻击下体无完肤，但至少他的波动方程获得了一致认可，随着波函数的几率解释成为哥本哈根正统思想的一部分。会后，他在柏林大学正式接任普朗克的教授席位。那里人才济济，拥有着爱因斯坦、能斯特、劳厄等大牌教授，还有退休后仍然坚持授课的普朗克。

但与量子浪潮正风起云涌的慕尼黑、哥廷根相比，柏林显得老气横秋。这里的教授们穿着正式、古板，在讲台上毫无新意地根据写就的讲义照本宣科。40岁的薛定谔倜傥不羁。他随意地穿着休闲毛衣来上课，夏天时更只是短袖。为此他竟被校卫当作闲人挡在门外，需要他的学生来认领救驾。（无独有偶，薛定谔在索尔维会议期间也曾因穿着太随便被当作游客拒绝入内。）在课堂上，他也从来不带笔记，只是信马由缰地自由发挥。

到柏林后，薛定谔也毫无悬念地被接受为普鲁士科学院成员。他积极参与科学院、学界的社会活动。作为普朗克70岁生日纪念，薛定谔领衔筹款、组织，设立了“普朗克奖章”，由德国物理学会每年奖励一个在理论上有突出贡献的物理学家。1929年首次颁发时，获奖者是普朗克本人和爱因斯坦。

1929年6月28日，普朗克向爱因斯坦颁发普朗克奖章。

与爱因斯坦一样，柏林五光十色的夜生活让薛定谔如鱼得水。离开了苏黎士那个自由的圈子，他很快在这里又有了好几个新的红颜知己。同时，当初他辅导过中学代数的小姑娘依西也已经长大，刚满17岁便在薛定谔的软硬兼施下成为枕边情人。薛定谔甚至认真地考虑过是否离婚改娶，但在一番严谨考证后得出结论：依西是一个十全十美的情人，却不会是一个好妻子。

与此同时，他家里不那么好、也不那么差的妻子安妮固然安于现状，却也满腹牢骚。两人的家庭生活只流于形式。

在柏林，不惑之年的薛定谔与知天命的爱因斯坦有着太多的共鸣。在物理研究上，薛定谔与爱因斯坦几乎亦步亦趋，在数学性强的统计、相对论、量子等领域涉猎广泛。他们都厌恶古板的清规戒律，崇尚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而在个人生活上，他们也都是传统价值观、道德观的叛逆，在维持家中红旗不倒时恣意拥有着外面的彩旗飘飘。

于是，他们自然地成为难得的知己。在爱因斯坦新建的乡间别墅，他们不再是道貌岸然的大教授、知识分子。他们无拘无束，经常赤膊赤足，或在山野间徜徉或在湖中扬帆，尽享功成名就后的中年生活。

相比之下，量子力学的烦恼并没有多么重要。

在柏林之外，哥本哈根诠释的信徒们正在急剧地扩展他们的地盘。海森堡已经是莱比锡的教授。泡利终于在爱因斯坦的母校苏黎士理工学院得到自己的教授席位。约旦也修成正果，成为德国北部罗斯托克大学的教授。

在他们这些而立之年的后面更有着一大批已经在哥本哈根、哥廷根、慕尼黑等地游学、近距离接受量子力学正统陶冶的年轻人正在世界各地开始扎下自己的根基，犹如四处飘逸的波函数在逐个择地坍缩，遍地开花。以学术渊源而言，他们都属于玻尔的子孙，笃信哥本哈根的理念。他们更以玻尔为个人偶像，在所到之处都会试图建设起自己的“波尔研究所”，重现那自在、活跃、青春朝气的学术气氛。

相比之下，习惯于单枪匹马的爱因斯坦、薛定谔乃至德布罗意发现他们既不见信徒拥趸也没有直接传承的弟子，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影响日渐式微，难以为继。

以玻尔为代表的量子力学哥本哈根诠释的确如爱因斯坦所言为这新一代青年才俊提供了舒服的枕头，让他们深信不疑：量子力学的基础问题已有定论，剩下的只是各种的实际计算任务。这对他们来说也是一场亢奋而又残酷的竞赛。他们必须尽快地在这片肥沃的土壤中种植、收获，从而奠定自己的学术地位，进而出类拔萃。

在这个现实的压力下，他们的榜样其实是务实的狄拉克而并非哲学的玻尔。狄拉克在那时写道，“理论物理的唯一目的在于计算出可以与实验比较的结果；没有必要为一个现象的全部缘由提供令人满意的描述。”

海特勒和伦敦的计算表明，即使是复杂的原子、分子也都可以用量子力学计算。结果不仅能够与实验测量比较，而且具备非常精确的吻合度。而这些计算与爱因斯坦、玻尔所耿耿于怀的那一切——如何看待上帝的骰子、如何诠释量子力学——毫不相干。

当24岁的伽莫夫（George Gamow）在1928年的夏季来到哥廷根时，他也是那群年轻人之一。哥廷根朝气蓬勃的活跃、前沿的物理研究让刚刚在老家苏联惹上政治麻烦的伽莫夫觉得换了个新天地。在那青春激情中，他没有随大流去计算原子、分子的波函数，却自己另起炉灶，计算起更为微观的原子核。

在上帝所掷的各个骰子中，放射性是最早被察觉，也是最直接观察到的奇特现象。贝克勒尔和居里夫妇在世纪之初发现某些矿物会自发地产生辐射，由卢瑟福随后鉴定为原子核因α、β粒子或γ射线逃逸而发生嬗变。原子核的这种衰变没有先兆，没有原因，只是按照一定的几率——卢瑟福测定的半衰期——发生。居里夫妇认为这个神秘的谜是最深奥的惊愕：原子核似乎在自主地决定是否衰变、什么时候发生衰变。

爱因斯坦后来为了推导普朗克定律而违心地提出原子的自发辐射时也曾顺水推舟，以原子核衰变为类比作为这类莫名其妙的自发、随机现象的根据。

就在狄拉克为爱因斯坦的自发辐射奠定理论基础的一年后，伽莫夫也在哥廷根揭开了原子核的α衰变之谜。伽莫夫到来时，狄拉克已经离开哥廷根回到剑桥。两个年轻人当时未能碰面。但他们后来结识，成为非常好的朋友。

伽莫夫设想α粒子是原子核中的既有存在。它们之所以被禁锢在原子核内，是因为原子核的外围有一个势垒，就像监狱的高墙。α粒子本身的动能有限，无法突破这个阻碍。但这堵墙固然很高，却也不是无限。依照薛定谔的波动方程，α粒子的波函数不仅存在于高墙之内，在高墙之中甚至之外也会有着微弱的蛛丝马迹。这说明α粒子虽然最大概率处于原子核内，它同时也有一定的可能性是身在原子核之外。

就像爱因斯坦描述的球形波，这个波函数只是α粒子在被观测前所在之处的几率分布。当人们观察放射性现象时，波函数如同光子击中屏幕某一点时那样发生坍缩。绝大多数情形中，波函数会坍缩在原子核内，α粒子便继续被禁锢在其中，没有丝毫异常。然而，如果波函数碰巧坍缩在原子核外时，α粒子不再能够回到墙内，只能以它已有的动能逸出。当这个小几率事件出现时，原子核便永远地失去了这颗α粒子。那便是放射性衰变的发生。

这样，原子核并没有自主、随机地“放射”α粒子。粒子本来就有着处于原子核之外的可能性，只是随着波函数的坍缩成为现实。奇异的放射性只是量子力学、波函数的特性使然。果然，伽莫夫只进行了简单的计算就获得了与实验测量相符的结果。（伽莫夫依据的量子力学机制叫做“隧道效应（tunneling）”，意即粒子不需要翻越高墙而可以通过墙脚的隧道穿过。这个名字不恰当，因为它暗含着粒子从墙内到墙外的运动过程。其实，粒子并没有翻墙或钻洞。它只是在墙内、墙外都有一定的出现几率。）

在海特勒和伦敦将量子力学延伸到化学的分子后，伽莫夫将其推进到原子核领域，再度显示这个新理论在实际应用中的威力。无论上帝是否、如何掷骰子，物理学家都能计算出骰子落地时所呈现的统计规律。【伽莫夫故事的详情请参阅《宇宙膨胀背后的故事（十三）：宇宙万物始于“伊伦”》】

1928年3月，爱因斯坦在瑞士访问时突然晕倒。医生诊断他心脏肿大，需要长期卧床休养。他的妻子艾尔莎再次担当起理疗护士重任，遵医嘱为他烹制无盐食品，照料他的日常起居。那几个没有外界干扰的月份为爱因斯坦提供了难得的清静。他很快又有了重大的突破。

1928年9月，在巴尔干海滨疗养的爱因斯坦。

1929年初，欧洲、美国各大报刊均刊登醒目大标题，报道爱因斯坦的最新发现。这是继爱丁顿的日全食观测证实广义相对论后的又一轮媒体风暴。他们不约而同地宣布人类的世界观再一次被爱因斯坦全面颠覆。

爱因斯坦的新成果是一个叫做“远距平行（teleparallelism）”的统一电磁与引力作用的数学方法。在索尔维会议上失道寡助后，统一场论成为他的避风港。那也是一片荒芜的自留地，只有外尔、爱丁顿、克莱因等寥寥无几的物理学家在协同耕耘。即使有着媒体的喧嚣，也没有几个物理学家顾得上关注爱因斯坦的新发现。

热衷于评判他人工作的泡利是那极少数之一。他给杂志投信挖苦：“你们将爱因斯坦的新场论文章当作‘精确科学结果’接受的行为真是勇气十足。他那无穷无尽的创造天才，他死盯着既定目标的顽固，这些年来平均每年都会给我们一个这样的新理论作为惊喜……我们应该欢呼：‘爱因斯坦的新场论已经死了，爱因斯坦的新场论万岁！’”。

在给爱因斯坦的私信中，泡利更是毫不留情地指责爱因斯坦已经误入歧途，背叛了作为物理理论的广义相对论。他以尖酸的口吻祝贺爱因斯坦终于成功地转型为“纯数学家”，还预言他在一年之内就会幡然悔悟，改弦更张。

的确，爱因斯坦不到一年就不得不舍弃了“远距平行”。但他倒没有立即回头，仍然继续谋求出路。直到两年后，他才给泡利回信认输：“果然你是对的，你这个混蛋。”

当然，爱因斯坦并没有放弃统一场论。那依然是他余生的目标。新闻媒体也一如既往地关注着他的“进展”，稍有风吹草动便又会来上一波“爱因斯坦重大发现”的头条新闻。只是这些都不再能引起物理学界——尤其是年轻一代物理学家——的注意。

与爱因斯坦的大张旗鼓相反，外尔在哥廷根不显山不露水地提出了一个统一场论新路径。他的思想没有镁光灯的追逐却有着更为深远的影响。30多年后，杨振宁（Chen Ning Yang）等人将其发扬光大，成为现代理论物理不可或缺的“规范场论（gauge field theory）。

泡利对爱因斯坦的“转型”尤为恼火。他一再表示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正突飞猛进的新进展置若罔闻、事不关己的鸵鸟态度令他十分丧气。玻恩也心有戚戚地感叹，“我们很多人觉得这是一个大悲剧。对【爱因斯坦】而言，他自己深陷于孤独的摸索中；对我们来说，我们失去了一个领袖和旗手。”

其实，泡利和玻恩都无法真切地体会爱因斯坦对他也曾孤军奋战、独力支撑的量子概念之情有独钟。在年轻一代轰轰烈烈的计算和媒体统一场论的热闹背后，他仍然默默地思索着量子力学的内在矛盾。当第六届索尔维会议在1930年召开时，他出乎意料地有备而来，再一次试图唤醒那些枕着哥本哈根诠释舒适枕头昏睡着的信徒们。

（待续）

量子纠缠背后的故事（廿六）：杨的双缝实验

1803年，才30岁的杨在英国王家学会首次展示了光的波动性。他在窗帘紧闭的大厅里放进一小道阳光，然后在光束中插进一张窄窄的纸片。观众们可以看到纸片后面的光走的不是严格的直线，会出现在纸片遮挡着的阴影内。

杨随后改进了这个实验。他把那不好控制的纸片换成一块能够完全遮挡光线的硬板。这块挡光板上开有两条彼此平行、距离非常近的狭窄缝隙。阳光从狭缝中穿过后，两道分离的光束因为衍射扩展发生重叠。杨在那后面再放上一个屏幕，上面即鲜明地显示出彩虹般的图像。

如果用棱镜从阳光中分离出单一颜色的光束来做这个实验，屏幕上便不再有彩色，而是清晰的一条条明暗相间的条纹。

1807年英国教科书上描绘的双缝实验示意图。光束自上而下，经过两个狭缝后在最底下的屏幕上形成明暗相间的干涉条纹。

类似于荡漾水波中经常出现的破碎涟漪，这个实验中分别从两个缝隙中通过的光在重逢时有的地方互相增强变得明亮，有的地方则互为抵消而暗淡。这种干涉条纹的出现无以辩驳地否定了牛顿的微粒说，奠定光的波动性。

杨的这个双缝实验遂成为物理学史上登峰造极的经典。

不料，一个多世纪后，光又不再只是杨证明的波，却也不会是牛顿认定的微粒。它表现出的波粒二象性扑朔迷离，促使爱因斯坦和玻尔在索尔维会议上旧话重提，围绕双缝实验展开新一轮辩论。

在索尔维会议上，爱因斯坦在黑板上他用来演示泡泡悖论的示意图中再加上一面带有两个狭缝的挡板。他的假想试验于是摇身一变，成为杨的双缝设计。

在他的图中，光束在经过第一个狭缝时变成泡泡式的球面波，然后又穿过带有双缝的挡板在其后的屏幕上形成干涉条纹。但爱因斯坦更感兴趣的是以他主张的光子出发重新审视这一经典之作。

1927年爱因斯坦和玻尔在索尔维会议上讨论的双缝实验示意图。

这样，双缝实验其实是大量的光子分别穿过狭缝抵达屏幕。它们的着落点各不相同，每颗光子只会引发一瞬细微的闪亮。然而众多光子的集体效应却会导致屏幕上光亮分布的不平均：光子频繁惠顾的地方变得明亮，被冷落之处则昏暗依旧。那便是肉眼可见的干涉条纹。

光子之间没有相互作用。每颗光子的行为、路径是独立的，不受其它光子影响。因此，大量的光子是同时释放还是一颗接一颗地细水长流，最后的累积结果不会有差别。于是，爱因斯坦故伎重演，再度提请大家设想把光源的强度调到最低，每次只允许有一颗孤零零的光子通过。

因为光子是不可再分的最小单位，单独一颗光子从光源到屏幕只能通过那两条狭缝之一，不可能分身同时穿过两条。无论从哪条狭缝经过，光子都只经历了那一条狭缝。另外的那条狭缝是否存在、其通路是否刚好被阻挡，不应该影响到这颗光子的路径、运动。

另外的光子当然可能会走那另一条狭缝。但这些光子都是各自独往独来，没有机会互相联络、商量。于是，每颗光子的运动过程都是一个不具备双缝实验条件的独立事件。然而，当一颗又一颗光子如此这般地通过后，它们却会神奇地合作，在屏幕上展示出只有两条缝隙同时开放时才会有的干涉条纹。

爱因斯坦觉得这不可思议：光子总不能自己与自己发生干涉。这个匪夷所思的表现说明它与童年时的那个指南针一样，背后还有着神秘的力量在运作。也许是德布罗意的导航波在引路，也许是其它什么隐变量在操纵，现有的量子力学理论还没能完全解释这个现象，远非已经完备。

对来自爱因斯坦的这又一个挑战，玻尔早已成竹在胸。

索尔维会议开幕时，科莫湖会议才刚刚过去一个多月。在泡利、克莱因的协助下，玻尔的互补原理终于渐趋完善。杨这个经典的双缝实验正是互补原理的最好演绎：波与粒子的对立统一。

在玻尔的心目中，我们对微观世界的了解只局限于通过测量获得的信息。在爱因斯坦的这个实验中，我们只知道光子通过了第一个狭缝，知道光子最后到达了显示屏，却对光子在中间那块有着两条狭缝的挡板附近的行为一无所知，因为我们没有对它进行针对性的测量。

所以，玻尔认为爱因斯坦对单个光子从狭缝中通过的描述纯属主观臆测。没有测量，就不可能知道它从哪一个狭缝中穿过、如何穿过，甚至是否真的有“穿过”的过程。更无从回答光子如何能够知道它可能的路径中有着两条狭缝的选择。如果坚持要知道个中奥秘，就必须对光子的行径进行测量。

那正是弟子海森堡的拿手好戏。他就是在测量电子轨道的假想试验中发现了不确定原理。这时他自告奋勇地提议改用电子分析这个实验，因为探测单个电子的行径远比探测光子更为直观。电子的波动性已经在那年年初由戴维森的实验证实。至少在理论上，用电子束进行双缝实验也会获得与光同样的干涉条纹。

不过一年半之前，爱因斯坦还在提醒海森堡，电子在云室中会留下清晰无误的轨迹。海森堡便将计就计，假想在那两条狭缝背后都有着云室一般的过饱和蒸汽。这样，无论电子从哪一条缝穿过，都会在那里留下脚印，暴露目标。

海森堡当然也不再是当初面对爱因斯坦哑口无言的新手。他现在掌握着一桩得心应手的新武器。与他的显微镜假想试验一样，他指出电子在与云室蒸汽互动留下足迹的同时，自己的动量也因碰撞发生改变，偏离原来的路径。它们不会依然奔向屏幕上的既定目标，却会像失去准星的枪弹一样散落在靶点的周围。

电子与蒸汽中水分子的碰撞过程是随机的。在黑板上，海森堡用几个简单的运算就证明这样的结果是电子在屏幕上本应形成的干涉条纹被“抹平”了。加了云室的双缝实验不再呈现干涉条纹，也就无法演示波动性质。

这个充满戏剧性的转折相当出人意料。玻尔却得意地宣布这正是互补原理的彰显。

芝诺、德谟克里特等古希腊哲人的冥思苦想在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手中系统化，成为他称之为“物理学”的理论。这个辉煌的原始知识积累随即在进入中世纪的欧洲失传，直到一千多年后才被他们从阿拉伯人保存的译本中重新发现。在那之后，欧洲进入文艺复兴，开始用一种更为实在的目光观察世界。

伽利略（Galileo Galilei）多半没有像他学生声称的那样在比萨的斜塔上扔下一重一轻的两个大球，以它们的同时落地证明亚里士多德理论的错误。更大的可能是他曾经作为假想试验描述过这么一个场景。

亚里士多德直觉地认为越重的物体下落得越快，所以重球会比轻球先落地。伽利略设想如果把两个球用绳子拴在一起，如果它们下落速度不一致就会互相牵制。重球会拽着轻球，而轻球则会拉重球的后腿。这样，它们的下落速度会比重球慢而比轻球快。然而，两个栓在一起的球又构成一个整体，比单独的重球更重，应该下落得比重球还更快。

伽利略这个假想试验承继了古希腊哲人的思辩逻辑。两个用绳子拴在一起的球互相既具备可分离性又有着直接的接触。它们之间形成因果联系，是以改变彼此的下落速度，导致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

虽然伽利略应该没有亲自爬上那座斜塔，把这个在逻辑上无懈可击的实验从假想转变为真实，他在斜塔下简陋的实验室中所做的一系列实验却奠定了人类思维的科学方法。

在万众瞩目中从斜塔上扔下两个球固然能引起轰动，在当时的条件下却很难取得准确的数据。伽利略知道这个实验中最难把握的是空气阻力的影响和对物体速度的测量。他采取了不同的设计，把物体的自由下落改为小球在长长斜面上的滚动。这样，他可以通过斜面的倾角控制滚动的快慢。当小球滚动速度比较小时，空气阻力可以忽略，也方便他用粗糙的工具测量滚动的距离和时间。

通过系统的测量，他不仅证实不同重量的小球在斜坡上滚下所需的时间相同，否定了亚里士多德先验的想象，还获得详细、精确的动力学数据。这些成果经牛顿发扬光大，成为经典动力学定律的基础。由此，伽利略的实际测量和牛顿的定量数学取代亚里士多德式的思辩，标志物理学的真正诞生。

大体与亚里士多德同时代的中国哲人荀子在《天论》中开宗明义：“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自然界是一个不以人类的思想、行为而变异的独立存在。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朴素认识、不证自明的真理。

物理学正是研究这个大自然的科学。当天文学家第谷（Tycho Brahe）、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在16世纪仔细地观测、记录太阳系诸星球的位置、轨迹时，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人为差错，但不会担心金星、水星等等会因为他们的观测而改变自己的轨道。

伽利略在用自制的望远镜仰望星空，发现一个人类肉眼从未曾看到过的“天外之天”时，他热情地邀请与他意见相左的哲学教授一起观察，试图以眼见为实改变他们的世界观。他知道望远镜内是客观的图像，不会因观察者的不同而变异。

同样，当英国的虎克、荷兰的惠更斯等人重复、验证伽利略的斜面滚球实验时，他们也无需顾虑自己并没有身在伽利略的意大利。恰恰相反，正是有着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设计的检验才能令人信服地排除实验中可能存在的主观或偶然因素，得到真实、客观的结果。

二百多年以来，自伽利略起始的以系统、严格、可验证的实验为主的科学方法成为物理学不可动摇的基础。物理学家兢兢业业地运用着越来越精致的仪器、越来越奇妙的设计测量、记录大自然的形态和运动，从搜集的数据中分析出普遍的规律，整理为逻辑、定量的理论，然后又在进一步的实验中查证理论的预测。

这一切，都基于那个朴素的认识：客观的自然世界不会因为人类的观测而改变自己的行为、状态。

直到1927年，这个理所当然的理念遭受挑战。

海森堡发现，在观测电子时，用来“照明”的光子不可避免地会改变电子的轨迹，破坏那正在被观测的状态。有史以来第一次，物理学家突然意识到在大自然的面前，他们不再只是置身事外的被动性旁观者。他们在观测、记录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这个世界。

在那年的索尔维会议上，爱因斯坦绞尽了脑汁，也没能设计出一个即使只是理论上能够摆脱这个困境的假想试验。无论他祭出怎样的奇技淫巧，均被海森堡、泡利等年轻人悉数破解。

玻尔对爱因斯坦的这份执着却难有同感。针对爱因斯坦情有所钟的双缝实验，玻尔指出，理解这个经典实验的关键正在于测量的过程。在量子世界里，测量不仅获取信息，也同时改变着实验的性质。

当一颗电子进入爱因斯坦的假想试验时，它在通过第一个狭缝时所处的位置可以基本确定。那时电子的波函数集中在狭缝所在，接近于δ函数。接着，这个波函数会随时间根据薛定谔方程演变。尽管薛定谔本人很不情愿，波函数还是逐渐扩散为爱因斯坦设想的泡泡，即范围越来越大的波包。它弥漫于空间各处，不再是一个粒子式的局域函数。

描述这个实验的薛定谔方程的势能场中包含有后间的遮挡板和那上面的两条平行狭缝。它决定了波函数在那挡板后面有着由这一构造决定的分布：电子在某些地方出现的几率比另一些地方大。如果将波函数描画出来，就能看到其中有着几率大小相间的分布，构成干涉条纹式的图案。

然而，如果按照爱因斯坦的建议用单个的电子做实验，在屏幕上看到的只会是一点闪亮，不是波函数中蕴藏着的几率发布。因为波函数只是一个抽象的数学概念，无法直接观测。

那个屏幕其实是一个测量仪器。正如爱因斯坦在泡泡悖论中的描述，电子与屏幕发生接触时会发生一个薛定谔方程中并不具备的突变：电子的波函数瞬间坍缩，成为仅在接触点有数值的δ函数——那之前有着干涉条纹式分布的波函数不复存在。δ函数与屏幕上的闪亮都在明确地表示，那一时刻电子只在那一个点上存在。

如果将波函数在那有着两条狭缝的挡板附近的几率分布描画出来，也能够清晰地看到电子在某时某刻出现在哪条狭缝中的几率。但那也不过代表了可能性，无法确定电子在狭缝中的实际行为。要落实电子的踪影，必须在狭缝所在的当地实施测量。而如同最后的屏幕，测量会造成波函数的坍缩。

海森堡在狭缝后面置放的云室就是这样的一个测量手段。

电子在云室中与水分子接触，造成后者电离而“暴露”位置的那一霎，自己的波函数也同时发生坍缩成为那一点上的δ函数，不再保留之前的状态。接着，电子继续前行，波函数再度“散开”，直到它再次遭遇水分子。因为云室中的超饱和水蒸气密度非常高，电子通过时会频繁地发生这样的碰撞，中间只有极其短暂的自由运动。这样，电子接连不断地发生碰撞、波函数坍缩，在云室中留下了一串足迹，即一条清晰的轨迹。云室中的电子没有机会展现波动性，表现得犹如纯粹的粒子。

玻尔解释道，云室与屏幕都是测量仪器。它们相对来说非常庞大，自身不具备量子性质，可以完全用经典物理描述、理解。我们无法直接接触微观的量子世界，只能通过这样的仪器作为中间媒介。宏观、经典的仪器与微观、量子的物体发生接触时，必然会导致后者的波函数坍缩，改变其既有的状态。

经典仪器的测量获得的也是经典的物理数据。被测量的光子、电子行为也就不是量子的波粒二象性，而是被转换成位置、速度或者干涉条纹等等物理量。如果我们测得了位置或速度，那是它们粒子性的表现。如果看到干涉条纹，就又是它们表现出了波动性。

双缝实验是杨为了展示光的波动性而设计，它会让光子、电子束在屏幕上呈现干涉条纹。然而，当海森堡在狭缝处装置云室时，他引入的是一个测量粒子性的仪器。这个举动彻底改变了实验的性质。于是，原来应该出现的干涉条纹消失了。

因此，玻尔指出杨的这个经典实验清楚地表明量子物体是表现波动还是粒子性质完全取决于测量仪器的选择。设计、实施该试验的物理学家不是单纯的旁观者,他们的取舍先验地决定了能够测量到的现象。这样，不同的实验结果看起来会互相矛盾：电子有时是粒子，有时却是波。但只有通过不同的实验观测到不同的结果，才能了解电子、光子等量子物体的全貌。这是粒子与波的互补特性。

当爱因斯坦坚持电子会从某一条狭缝中通过时，他已经选择了粒子的视角。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必然导致干涉条纹的消失。反之，要以双缝实验观察电子的干涉条纹，就只能坚持电子的波动性，无视爱因斯坦的好奇心。

电子既会在云室中留下清晰的轨迹，也可以在双缝后的屏幕上展现鲜明的干涉条纹。这两个水火不容的表现都是电子的真面目。它究竟会以其中哪一个面目示人，却取决于观察者的选择。

是为互补原理。

当埃伦菲斯特在会议的黑板上写出上帝打乱人类的语言的圣经谶语时，他取笑的是在座的物理学家以德语、法语、英语大声争吵，却无法真正交流。玻尔则随之苦口婆心地解释，他们所面临的量子困境，其实也只是一个语言的障碍。他们必须学会同时使用粒子、波动这些自相矛盾的经典语言来对付微观的量子世界。

但玻尔同时也在强调，这并不是一个人类认识的局限，而是量子世界的本体。电子、光子以及其它一切微观世界只存在于我们通过测量而获取的或者粒子或者波动的数据。这些对立统一、“互补”的信息构成了量子世界的全部，背后不再有不可知的隐变量或更深一层的现实。因此，已经能够通过波函数、薛定谔方程描述、预测所有测量结果的量子力学是完备的，业已大功告成。

自然，玻尔这番哲学味十足的论辩没有能说服爱因斯坦。老一代的郎之万也觉得无所适从。他无可奈何地感慨这届群雄汇聚、畅所欲言的索尔维会议不仅未能统一思想，反而还把量子的困惑推向了极致。

（待续）

量子纠缠背后的故事（廿五）：深藏幕后的神秘力量

还只有四五岁时，爱因斯坦有次生病，父亲给了他一个指南针玩耍。小小的爱因斯坦立刻着了迷。

成年后，他多次回顾那次经历，显然印象深刻。他记得，无论他如何极力地调整摆布，那小玩意里的指针总是顽固地指着一个方向，丝毫不为他所动。他回忆说那时他曾因之浑身颤抖冷汗淋漓。

虽然还处于懵懵懂懂的年龄，爱因斯坦也明白那指南针不会有自主意识。在它倔犟行为的背后，肯定深藏有某种力量在推动。

在早期人类的眼里，自然界充满了不可捉摸的神秘。尤其是当惊天动地的风暴、地震、洪水、海啸突如其来时，他们无法理解，只能将之归因于超自然的神力。中国人创造了玉皇大帝王母娘娘，还有翻云覆雨的龙王。希腊人则有着海神波塞冬（Poseidon）。他性情暴躁，一发怒就会掀起滔天的灾难。

海神波塞冬。

希腊历史记载中最早的哲人泰勒斯（Thales）对这个“解释”很不满意。如果波塞冬只是在某个角落大吼一声，遥远的地面就会发生震动，这中间太缺乏现实的联系。泰勒斯觉得地震不可能凭空发生。他设想人类居住的陆地下面其实是海洋，地面只是漂浮在水面上的巨大板块。当海浪汹涌引起陆地颠簸时，上面的人们就会感觉到地震的发生。

也许波塞冬的确还是在掌管着这一切的发生。但无论怎么生气，也无法仅仅凭着意念引发大地的震动。他只能先在地下的海洋中掀起风浪，推动起那上面的陆地板块，才能造成地震。

泰勒斯没有进一步解释波塞冬如何能在海洋中兴风作浪。他的理论只是在波塞冬的情绪发泄和地震之间增加了一个海洋作为中继的过渡。这个听起来似乎换汤不换药的小伎俩却标志着理性思维的一大突破。

当神话中的波塞冬无论是以脑子里的愤怒闪念、撕心裂肺的咆哮还是手中钢叉的狂野挥舞都无法远距离地引发地震，而必须通过现实的海洋推动陆地时，至少地震的发生有了一个切实的起因：海洋的波浪摇撼大地，造成后者的晃动。

这是一个直截了当的因果关系，不再带有超自然的神迹、魔力。那地下的海洋存在与否、是不是地震的真正起因，都可以现实地检验。相比之下，波塞冬的情绪、行为却只是一个虚无缥缈无可捉摸，既不可能证实也无法证否的因素。

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是因为水与舟之间有着直接的接触。水因此可以推动航船以及大地摇晃。同样地，当看到一根树枝在空中晃动时，理性的人不会像禅师那样去揣测那只是“心动”，也不会怀疑那是千百里外的某个人施放了气功。也许一只鸟刚从那树枝上飞走，或者一丝微风正好吹过。鸟或风碰到树枝，使之摇曳。

在希腊哲人的心目中，只有这种发生在同一个地点、通过直接的接触起作用的原因和结果才能构成实实在在、可验证的因果关系。这是因果律的“局域性（locality）”。

爱因斯坦在1927年索尔维会议上再度提起他的泡泡悖论，描述一颗光子或电子击中荧光屏某个地点时，其波函数会发生突然的坍塌，从一个非常大的半球面均匀分布变成只在那一个点存在的δ函数。他的本意就是要强调被击中的那个点和半球面上的其它部位距离上可以远隔万里。那个点上所发生的撞击事件不应该瞬时地影响到其它地点的波函数行为。如是真是那样，就会违背了局域性，是一种不能接受的“超距作用（action at a distance）”。

相传早在公元前中国就出现了“司南”，作为能帮助人们辨识方向的指南针。泰勒斯所在的希腊还没有那样的工具。但他们也已经知道自然界存在有磁石，可以不通过接触便让铁屑移动。如果使劲地摩擦琥珀，它也能在一定距离上让人毛发尽竖。

显然，这都属于违反了局域性的因果联系。泰勒斯他们百思不得其解。但与童年的爱因斯坦一样，他们不相信那是超距作用。在磁石、琥珀的背后肯定还藏着有未知的因素在起作用。

这个神秘的幕后黑手迟至19世纪才终于被英国的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揭穿。他通过实验发现磁石的周围存在磁场、摩擦后带电的琥珀周围存在电场。电场和磁场弥漫于空间，像泰勒斯的地下海洋一样成为磁石与铁屑、琥珀与头发之间的中介。那肉眼看不见的磁场和电场通过接触推动了铁屑和头发，并非跨越空间的超距作用。

当麦克斯韦将法拉第的发现总结、提升为系统的电磁学理论时，他更揭示出这个相互作用不仅没有跨越空间距离，也不具备跨越时间的瞬时效果。电磁作用是通过以光速运行的电磁波传递，在不同地点之间的传播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差。

少年时的爱因斯坦在中学里学习了电磁学的基本知识，得以解开了童年时的困惑：是地球周围存在着的地磁场在暗中操纵着他的指南针，迫使那指针顽固地指向南北两极。那就是他当初怀疑过的深藏着的力量。

然而，那时也已经有了另外的超距作用。为了解释日月星辰的运动和苹果的掉落，牛顿早就发明了万有引力：任何两个物体之间都存在有引力作用。这个引力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障碍，无论相隔多远都能够即时感应到，只是强度会随距离（的平方）减弱。

地球之所以在轨道上年复一年地公转，是因为有来自太阳的引力——尽管两者之间存在着长达1.5亿公里的虚空。

那也是一个违反局域性的因果关系。面对同时代的莱布尼兹（Gottfried Leibniz）等人的反复诘问，牛顿只能摊开双手耸耸肩，承认他无法自圆其说。虽然如此，他的学说在太阳系运动的描述、预测中久经考验屡试不爽，也不能不令人信服。

1905年，还在专利局打工的青年爱因斯坦发表了一个崭新的动力学理论，将光速是信息传播速度的最高极限提升为物理学的原理。但他深知那瞬时作用的万有引力恰恰违反了这个限制。所以，他只把这个新理论称作“狭义”相对论。又经过漫长十年的艰苦努力，他才得以完成“广义”的相对论。在这更进一步的理论中，万有引力不再是牛顿的超距、瞬时作用，而代之以空间的弯曲。在太阳附近，空间因为太阳质量的存在发生了弯曲，改变了地球的行径。地球公转的直接原因不是遥远的太阳，而是地球所在当地的空间曲率。

于是，爱因斯坦再一次打破超距作用的迷雾，恢复了具备局域性的因果关系。弯曲的空间像泰勒斯的地下海洋、法拉第的电磁场一样，为引力作用提供了直接的接触。

所以，当超距作用借助量子理论又一次死灰复燃时，爱因斯坦立即便有了警觉。在他的心目里，因果律的局域性至关重要。

当实验台上的指南针突然摇动时，科学家知道那是因为旁边的一根导线正好有电流经过。那又是因为导线连接着电池，其开关刚刚被打开。那开关又是因为他助手的手指正按着按钮……这一连串可以追溯、能够验证的局域行为是科学家能够解释指南针摇动的逻辑基础。假如指南针的摇动同时也可能是因为波塞冬在海底皱了眉头，地球上某人不小心发了气功，或者水星与火星的位置发生了“相冲”，那么这个实验结果就不可能有确定的解释。科学也会随之失去存在的价值。

因此，从1909年的泡泡悖论到1927年的波函数坍缩，爱因斯坦频繁地提请同僚们注意这个致命的缺陷，却始终不得要领。

在早先的十年里，爱因斯坦曾经是量子概念的独行者，没有人认同他的光子概念。这时，他又在群星璀璨的索尔维会议上发现自己依然形单影只，没有人理解他对超距作用的忧虑。

德布罗意还是在这次的索尔维会议上才第一次见到他的伯乐和偶像。但他很是灰心丧气，因为他的演讲被泡利、克莱默等人驳得体无完肤，而爱因斯坦却没能施以援手。会议结束后，他们一同乘车去巴黎。爱因斯坦在那里换车回柏林。在巴黎北站的站台上分手时，爱因斯坦热情地鼓励德布罗意：别失望，继续努力。你正在走的路是对的。

当爱因斯坦看到德布罗意在会上提出隐变量理论时，他不由啼笑皆非。与童年时看到指南针那不合情理的表现一样，爱因斯坦坚信量子世界中的超距作用背后隐藏有更深刻的物理机制，会像电磁场、空间弯曲一样提供合理的局域性解释，保证因果关系的完整。那便是量子力学中的隐变量。德布罗意的理论与他自己本来准备在会上发表的论文大同小异，走的是同一条路。

爱因斯坦却在会前撤回了论文，因为他发现了另一个让他无所适从的问题。

泰勒斯之后的希腊哲人们笃信因果关系是理解、解释世界的不二法宝。在没有上帝、神灵颐指气使的理性世界里，勒皮普斯（Leucippus）声称，“没有无缘无故的发生，一切都有其原因和必要”。

微风的吹拂是树枝晃动的原因，树枝不会也不能够自作主张让自己摇晃起来。作为因果关系，微风与树枝不仅需要有直接的接触，还必须是两个可以彼此分开的物体。假如世界万物均为同一个整体，不可分割，那就无从谈起谁能影响谁，谁能把谁推动。只有在具备可分离性（separability）的前提下才能言及因果关系。

那么，物体又是如何地可分呢？

与勒皮普斯同时代的芝诺（Zeno）最喜欢钻这种牛角尖。他尤其擅长假想试验，只是古代的希腊还没有那个概念。芝诺的假想试验经常导致逻辑上的矛盾，因此被归为哲学思辩中的悖论。

据说芝诺曾提出过几十则五花八门的悖论。他证明过奔跑速度最快的阿基里斯（Achilles）永远也追不上一只缓慢爬行着的乌龟，也论述过一支射出去的飞箭其实仍然处于静止状态。但他心目中最深刻、最有意义的却是所谓的无限可分悖论：将一个物体分成两半，然后再将其中的一半又分成两半……这个过程可以无穷无尽地进行下去，永远也不可能分完。因此，他认为物体其实是不可分的。

作为回应，勒皮普斯的学生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干脆提出一个新的假设：物体并不是连续的无限可分，它们其实是由非常微小、肉眼不可见的“原子”组成。当芝诺一半一半地切分物体时，他分到原子的尺度就只能停止，不再能继续分下去。原子物质存在的最小单位。

最早提出原子论的德谟克里特。

在德谟克里特的眼里，世界由无数的原子组成。它们彼此分离，如小球一般在虚空中自由运动。当一颗原子撞到另一颗原子时会改变对方的轨迹，自己也会同时反弹。那便是世界万物运动、状态变化最基本的因果关系。

在希腊语中，“原子”的字面意思是“不可分割的”，也就是德谟克里特心目中的最基本粒子。这个2000多年前的概念一直延续至近代，成为道尔顿的现代化学和玻尔兹曼的统计力学的基础。（无独有偶，爱因斯坦在专利局通过统计运算发现布朗运动的规律，证实了原子的存在。那液体中的原子也就是花粉表面上无规律随机运动背后的隐变量。）

然而，随着汤姆森、卢瑟福的发现，现代的原子已经不再是不可分割的基本单位。它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如芝诺的推测，原子核也还可以继续被分成质子、中子，乃至夸克。夸克和电子等才是德谟克里特想象中的不可再分的基本粒子。

德谟克里特原子模型所体现的逻辑观念也经受了历史的考验。在牛顿精确的数学表述下，世界万物的运动均有着内在的因果关系。回应着勒皮普斯的信念，拉普拉斯在拿破仑面前宣布，物理世界中并不需要假设上帝的存在。

20世纪初，当普朗克遭遇黑体辐射的紫外灾难时，他在绝望中提出了与德谟克里特一脉相承的思想：能量不能被无穷分割。它有着一个最小的、不再能分离的单位：能量子。

爱因斯坦还是在研究玻色那个奇怪的统计时开始意识到量子世界背后暗藏着更多的不同寻常。

玻色提出微观的粒子不可分辨，无论如何交换都不会改变整体的状态。爱因斯坦推广了这一想法，指出粒子在极低温时会发生玻色-爱因斯坦凝聚：几乎所有粒子会聚集在一起，处于同一个量子态，让整个系统的熵趋于零。

在这个完全有序的状态中，不再会有单独的粒子，只剩下一个天衣无缝的整体。德谟克里特为了避免芝诺悖论而发明的原子概念突然消失了。处在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态中的原子互相之间不再具备可分离性。

那时还没有薛定谔方程，还没有波函数的概念。也许与布朗运动类似，那只是一个宏观的统计现象，背后还另有着隐藏的规律。

但薛定谔波函数的出现并没能解决这个问题。恰恰相反，海森堡在计算氦原子光谱时发现氦原子的两个电子共享着同一个波函数。那不是一个简单的两个电子在三维空间的分布函数，而是一个抽象的、处于六维希尔伯特空间中的函数。

电子是费米子，不遵从玻色统计，也就不会凝聚到同一个量子态中。因为泡利的不相容原理，两个电子会自动地处于不同的量子态。然而，那希尔伯特空间的波函数却也将氦原子的两个电子紧密关联。它们不再有自己独立的几率分布，它们的状态、行为互为依存，息息相关。

这并不局限于氦原子。爱因斯坦在构造他的隐变量理论完毕后才发现他这个新理论中的波函数不具备可分离性。如果一个系统中包含有两个子系统，它们的波函数会永远地交织在一起，无论它们在现实中是否已经相隔天壤，鸡犬不闻。它们只能和谐相处，步调一致，无法独立地互为影响。这不再只是宏观的统计现象。微观、个体的量子过程可以不遵从可分离性，也在颠覆着因果关系的基础。

显然这很是荒唐。爱因斯坦无法化解，只好撤回了论文。在索尔维会议上，无论是德布罗意讲演隐变量，还是玻恩、海森堡鼓吹量子力学已经大功告成，爱因斯坦皆冷眼旁观缄口不言。他的内心里依然充满了疑虑，不确定再过几年会是谁能笑到最后。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