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好奇地询问美国的选票长什么样。其实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的答案,因为美国的选举是由地方自主、分别举办的:联邦、州、郡以及学区、商业区等等各级政府的官员、议题都集中在一张选票上,因此每个选区的选票都有不同的内容。选票的形式也因地而异,采用不同的设计和技术手段。
2000年大选时因为布什(George W. Bush)和戈尔(Al Gore)的总统选举结果有争议,在佛罗里达(Florida)州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人工查票,让全世界见识了一次当时美国选票设计上的落后和混乱,成为众人取笑对象。在那之后,全国各地都曾投资改进投票系统,技术上有了一定的标准化,但地方差距仍然很明显。
笔者所在的科罗拉多(Colorado)州今年是大选年第一次采取完全通讯投票制度。所有登记的选民都会提前通过邮局收到正式选票,自己在家填写好后在选举日之前到指定的投票点递交或者通过邮局寄达,不再采用现场投票机。这里就给大家看看笔者收到的选票所长的样子。
选票由笔者所在的道格拉斯郡寄来,其中的选票便是当地选区的选举内容。选票类似学校里的多项选择测验卷,选民在自己的选择项里将方框用笔涂黑。今年的选票有正反两面,一面是各级政府官员选举,另一面则是公投法案。
选票本身是无记名的。但邮寄(或投递)选票的信封背面有选民名字并要求投票人签名,以便统计、核查。收集到的选票用机器扫描计数汇总。选票本身会妥善存档,以备必要时人工复查。
选票正面第一部分是联邦(Federal)政府选举。
首先是总统选举人(Presidential Electors)的抉择,这是大选年的重头戏。美国总统是间接选举,选民推选选举人,然后他们投票选举总统。但现在选票上已经不再列举实际的选举人,而是直接以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名字和他们所属的党派列出,以上次州长选举时所属党派的得票数目多少为序。
这次大选科罗拉多州一共有22对各党派及无党派候选人获得了上选票的资格。除了大家熟悉的民主党、共和党,以及自由主义党和绿党以外,还有一大堆五花八门的政党在参与。中国的读者可能会特别注意到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社会主义和解放党”(Socialism and Liberation)和“美国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USA)等等。候选人名单的最后还有一栏供选民填写自己中意但不在名单上的候选人名字(Write-in)。
其次是联邦参议员(United States Senator)选择。今年科州的两位参议员只有一位面临选举(参议员任期六年,不是每次都选)。候选人中有一位中国成都市长大的华裔移民唐蓉(Lily Tang Williams)作为自由主义党候选人在挑战这个位置。
接着是联邦众议员(District 6 Representative to the 115th United States Congress)选择。每个选区只有一名众议员,任期两年,所以每次都会在选票上出现。
联邦选举之后,是州(State)政府官员的选举。科州州长任期是四年,但选举期与总统错开了。现任州长是两年前当选的,今年便没有州长选举。同样,今年笔者的选区也正好没有州议会参议员的选举。
今年有选举的是州教育委员会成员(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Member)、科州大学董事会成员(Reg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州议会众议员(State Representative)以及本区的检察官(District Attorney)。最后这个检察官只有一位候选人,没有挑战者。
州之下还有一个地方性的交通区(Regional Transportation District)官员选举。美国很多地方在需要修建地铁、轻轨、收费公路等等时往往设立这种特殊的地方组织,它们独立于政府,由涉及到利益的地区内公民选举出官员独立管理。
此后是郡(County)级政府。这次选票上有两个郡委员(相当于议员)选举项目。
最后是一系列法官选举。联邦政府的大法官是终身制,不由选民决定。但州一级的法官是需要定期经过选民认可的。从州最高法院(Colorado Supreme Court Justice)、高级法院(Colorado Court of Appeals Judge)到地方法院(District Court Judge),任期满了的法官需要得到大多数选民认可方可继续上任。他们不是互相竞选,而是各自由选民投赞成或反对票。
官员选举完了,选票的反面是全州范围的公投法案。今年格外地丰富,共有6项州宪法修正案和3项公投项目。宪法修正案和普通公投之间只有一些技术性的差别,实质效果相同,只要有多数选民同意便获得通过。美国联邦宪法很简要,只涉及联邦政府的组成和权限,极难修改,修正案很少也不常见。但州宪法往往杂乱无章,几乎每次选举都会有各种政策上的公投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出现,这次科州的选举自然也不例外。
科罗拉多的公投项目既可以由州议会提出,也可以由公民组织征集签名。今年州议会提出了两项修正案,用英文字母标识:
修正案T是修改州宪法中的一处措词。当年内战之后联邦政府通过宪法第14修正案废除奴隶制,各州的宪法也都包含了类似的禁止奴役的条款。科州宪法规定“除了作为对依法判定的犯罪行为的惩罚,科州境内不允许任何奴隶或非志愿服务的存在”。现在州议会觉得前面这个前提不顺眼,有支持奴隶制的嫌疑,要通过这个修正案删除那前半句话。
修正案U则是对征税的一个小修改,允许某种租借国有土地赢利的小额合同免除州税。
公民自己提出的修正案和公投则以数字标识:
第69号修正案要在科州建立一个州营、统一的全民医疗保险系统,如果通过将是美国第一个全州范围内实行加拿大、欧洲式的医疗保险,取代联邦政府的“奥巴马保险”体系。(此前,佛蒙特(Vermont)州曾经通过类似法案,但因财政原因未能实行。)
第70号修正案试图增加科州的最低工资额。科州现行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8.31美元(联邦政府全国性最低工资是7.25美元,各州可以自定高于联邦的最低工资额)。这项公投如果通过,最低工资将逐年提高,在2020年时达到12美元。
71号修正案则是针对州宪法修正案本身的。州宪法规定任何议案只要能征集到一定数目的选民签名支持,就能上选票公投。这个新的修正案把规则改为必须在州内每个选区中分别征集到一定签名才能上选票。这样可以避免这个程序被城市周围选民集中的领域所垄断,增加修改宪法的难度以保护宪法的“纯洁性”。
72号修正案则是一项经济立案:要增加香烟销售税。目前每盒香烟(20颗)的售价里包括联邦销售税1.01美元,科州销售税0.84美元。这项修正案要把科州的税提高到2.59美元,多收的税款用于医疗研究、教育等公益项目。
在这些修正案之后还有三项独立的公投项目。
106号公投是要将“安乐死”合法化,允许绝症病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合法地获得药品结束自己的生命。
107、108号两项公投都是为了改变科罗拉多州总统初选的制度。科州采取党团会议(caucus)形式,今年年初,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初选都出现了混乱,令很多选民不满,要求改革。这两个方案稍微不同,但都要求将初选改成选民投票制度(primary),并允许非党派选民临时决定参加某个党的初选。
最后,丹佛市附近地区还有一项公投(4B)决定是否继续征收特定的销售税以支持当地的科学和文化类公益活动。
以上,便是笔者选区今年大选所需决定的所有人选和法案。简简单单的一张选票,却隐含着不寻常的份量。
(10/26/2016)
米帝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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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ursday, October 27, 2016
Wednesday, September 14, 2016
美国大选一人一票,但含金量各有不同
九月份第一个星期一是美国的劳工节,上班族可以过个长周末。传统上,这个节日标志着夏天的结束。孩子上学了,大人也收拾起度假、休闲的心情,回归日常生活。
如果碰上大选年,劳工节距离十一月初的正式投票日只剩下区区两个月。有些性急的州甚至在九月份就开始接受提前的通信投票。大选已经不再是大家看热闹的游戏,变得越来越真实。经过了漫长的初期选战的候选人们卯足了劲,进入最后的冲刺。选民们这时也开始认真地关注选情,斟酌自己的选择,掂量起手中的那一张选票的份量。
但不怎么为人所知的是,尽管美国宪法保证人人平等,选举总统时一人一票,每个人手上那一票的份量却并不相同。
美国联邦政府由初始的13个独立的州联合而设,故称为合众国。初衷只是统一外交和军事,对内只是在各州间协调,内政的主权基本上还是属于州政府。因此,联邦政府的组成和规则上需要充分考虑、照顾各州的独立性和利益平衡。国父们按这个思路创立了国会由按人口比例分配席位的众议院和每州无论大小都有两个席位的参议院组成的两院制,这样既可以代表多数人民主(众议院)又可以照顾到小州利益(参议院)。
总统也由各州推举而成,最初的方案就是由国会两院的全体议员选总统(类似欧洲的内阁制)。但美国人更希望建立三权分立体制,这个方案因为不能保证总统独立于议会而被放弃。折中的方案则是由各州自行推选出一些“选举人”,然后由这些选举人投票产生总统。也就是说让独立于议员之外的另一部分人来代替议员投票,每个州的选举人的数目便是该州的众议院和参议员人数总和。1961年后,首都华盛顿市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也获得3个选举人名额加入总统选举,相当于一个小州,虽然他们没有正式的议员。
宪法没有具体规定这些选举人的产生过程,只限制了选举人不能由联邦政府官员担任。各州因此可以自行决定其政策。在建国初期,相当数量的州并没有专门举行民众选举,而是由州议会指定选举人参与总统大选,这样总统相当于由州议会间接选举。也有一些州则按选区像选举联邦议员一样投票选举总统选举人。这样产生的总统选举人相当于议会之外的“民意代表”,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投哪位总统候选人的票。
内战之后,各州的总统选举逐渐都统一为由公民直接投票。为了迎合宪法的要求,每个总统候选人或其所属党派在选举前向州政府提交他们中意的选举人名单。选民投票时,选票上填写的不是总统候选人而是这些谁也不认识的总统选举人。直到20世纪以后,多数州才在选票上直接列上总统候选人的名字,而总统选举人的名单逐渐退化为不见光的幕后操作。但从技术上来说,选民投的票还不是直接选总统,而是选那些看不到名字的选举人。由他们十二月初再正式投票选出总统。
除了缅因(Maine)和内布拉斯卡(Nebraska)两个州以外,所有州都采用“赢者全赢”的方案:如果一个总统候选人(或他的选举人名单)在该州以多数票得胜,他的所有选举人便全都获胜,也就是说他获得该州的全部选举人票。缅因和内布拉斯卡两州则采用按选区分配的做法,候选人按照在州内各个选区的输赢分享该州的选举人名额。
选举人制度一直为人所诟病。这些莫名其妙的神秘选举人在选民和总统之间形成一道不必要的障碍,使得美国总统选举至少在形式上是间接选举而不是更民主的直接选举。不过问题更严重的是以州为单位“赢者全赢”计票方式加上选举人票数的分配方式,使得全民投票不再拥有“一人一票”的平等——不同地区的选民手中的选票有了不同的“含金量”。
那么,如何衡量一张选票的实际价值呢?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首先,选票价值的不平等来源于各州的选举人票数是州内联邦议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人数的总和,并不是完全按州的人口比例分配。
每个州无论大小都会得到相对于参议院名额的2张票。这显然让人数少的小州占了便宜。众议院的人数大致按人口比例分配,但总有“四舍五入”的差别。尤其是一个州无论人口多么少都至少要保证一个名额。这样,选举人名额大大地优惠人口少的小州、歧视大州。比如,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州3千9百万人共有55个选举人票,大约70万人一张票;而人口最少的怀俄明(Wyoming)州56万人就有3张选举人票,平均18万人就拥有一票。从这个角度看,怀俄明州公民手中选票的份量几乎是加州选民的4倍!
有人按照每个州的人口和选举人票数制作了一份美国各州选票比重地图,可以直观地看出各州选票权重的区别。其中颜色越深的州,比如怀俄明(WY),份量越大;颜色越浅的,比如加州(CA)、纽约州(NY)和佛罗里达州(FL),份量越小。
然而选票的价值并不一定是用选举人票代表性来衡量,更重要的可能会是一张选票对最后结果影响的大小。如果我们假设只有两位候选人,分别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如果一个本来准备选共和党的选民临时变卦,投了民主党的票,这一决定是否能促成民主党反败为胜,完全改变原先的结果?如果这个可能性很大,则这张选票有极大的价值;反之,这张选票对结果没有影响,也就没有什么价值。
早期的美国选举其实并不像现在这样两党对立,有点你死我活的架势。那时候选民投哪个党的可能性相差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理想化地假设每个选民投票是随机的,可能选民主党也可能选共和党。这样的话,每个州的计票结果在统计意义上完全抵消,没有输赢。如果该州某一个人临时变卦,他的选票就会决定整个州的结果。
把这个极其简单的模型应用到美国的选举人制度中会看到,加州的一张选票可以左右55张选举人票,而怀俄明州的一张选票却只能决定3张。如果选举只在这两个州举行,那么加州的一张选票可以百分之百地决定最后结果,而怀俄明州的选票则完全不起作用,价值为零。当然美国有50个州,再加上首都华盛顿特区,大州这种决定性效应便不那么明显。但这个模型说明,选举人制可以优惠大州,与前面按人口比例衡量的结论正相反。这个模型所推演出来的是所谓“班扎夫影响指数”(Banzhaf Power Index)。
班扎夫指数的基础在于选民投票基本上是随机可变的,只有在这种情形下单独的一张选票才能够改变一个州乃至全国的结果。但是这个假设与今天的现实已经完全不符。很多选民的选举意向是早就决定了的,或者倾向共和党或者倾向民主党,一辈子也很少改变。这些都是两党的既有“铁票”。真正随机或摇摆的选民人数相对较少,但他们的摇摆却经常决定了选举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大部分州在总统选举中也都有着明确的既定倾向。大州中的加利福尼亚、纽约(New York)、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是铁定的民主党根据地,其中民主党选民大大超过共和党。德克萨斯(Texas)和南部、中西部的一些中小规模的州则正相反,那里共和党选民远远超过民主党。前面提到的怀俄明便是共和党的铁票州。几乎可以说,这些州并不需要真正举行总统大选,结果都是可以准确预测的。换句话说,这些州里个别选民手中的选票无论是投给哪个党都改变不了该州的结果,几乎一钱不值。
反过来,选举的焦点便集中于俄亥俄(Ohio)、佛罗利达(Florida)、弗吉尼亚(Virginia)等一些所谓的“摇摆州”。这些州的特点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人数大体相当,再加上有大量的中间派可能随时倒向某一方。这些州的选票的价值便大得惊人。2000年布什(George W Bush)和戈尔(Gore)的选战最后取决于佛罗里达州的几千张选票,反复核查并打了几场官司才确定布什胜出。2004年和2012年的大选则最后决胜于俄亥俄州。
这个结论与候选人的竞选战略完全相符。每到总统选举季节,大量的竞选资金和人力资源涌入为数很少的摇摆州,那里的电视、广播和报纸等媒体充斥候选人的广告,候选人和他们的代理人更是常来常往,到处集会,热闹非凡。对当地的经济也是一笔不小的刺激。而像加利福尼亚、纽约这样人口众多的州,候选人除了偶尔来找当地富人筹款之外几乎从不涉足。
今年的总统选举因为共和党中出了一个从不按牌理出牌、自己又不是传统的共和党人的川普(Donald Trump)做候选人,把历史既定的局势搅得有点乱。很多不应该是摇摆州的——比如犹他(Utah)、亚利桑那(Arizona)等——至少一度出现了摇摆倾向。川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便经常来往于这些新战场。但他们出没最多的还是传统的摇摆州:俄亥俄、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
也许有人会问,那么加州、怀俄明州这些“无关紧要”的地方投票率是否会很低呢?其实也不尽然。美国选举日投票时每个地方的选票都不一样,除了总统选举之外,还有该选区的联邦议员选举、州和地方官员选举以及大量的州宪法修正案、民意公投和地方法规投票。即使总统选举在这些州里没多大意思,其它这些选举项目往往会争议很大,促使选民踊跃投票。因此全国各地的投票率不相上下,都是60%左右。
选举人制度违背了“一人一票”的平等原则,使得美国公民手中的那一票出现不同的含金量。2000年,戈尔(Al Gore)赢得全国选民的多数票,却因为按州计票的选举人票数上落后于布什(George W Bush)而失去总统宝座。这些都是美国选举体制的不合理之处。当然,它也有一定的“好处”:首先它照顾了小州的利益,让小州的选民的声音得到一定放大不被大州的声音淹没。其次,以州为单位决定胜负缩小了对选举结果质疑的范畴。2000年选举结果饱含争议,以至于戈尔和布什在选票接近的佛罗利达州打了旷日持久的官司。该州不得不进行繁重的人工重新点票。那场争执虽然很大,却只局限于佛罗利达一个州。如果是对全民选举的票数有争议,则需要进行全国范围内的人工重新点票甚至重选,工程便会极为浩大了。
大选在即,如果你是美国公民,原则上来讲你无论在哪里都应该珍惜自己手上这神圣一票。但如果你碰巧住在摇摆州里,那么你更应该明白自己选票的超常份量。
如果碰上大选年,劳工节距离十一月初的正式投票日只剩下区区两个月。有些性急的州甚至在九月份就开始接受提前的通信投票。大选已经不再是大家看热闹的游戏,变得越来越真实。经过了漫长的初期选战的候选人们卯足了劲,进入最后的冲刺。选民们这时也开始认真地关注选情,斟酌自己的选择,掂量起手中的那一张选票的份量。
但不怎么为人所知的是,尽管美国宪法保证人人平等,选举总统时一人一票,每个人手上那一票的份量却并不相同。
美国联邦政府由初始的13个独立的州联合而设,故称为合众国。初衷只是统一外交和军事,对内只是在各州间协调,内政的主权基本上还是属于州政府。因此,联邦政府的组成和规则上需要充分考虑、照顾各州的独立性和利益平衡。国父们按这个思路创立了国会由按人口比例分配席位的众议院和每州无论大小都有两个席位的参议院组成的两院制,这样既可以代表多数人民主(众议院)又可以照顾到小州利益(参议院)。
总统也由各州推举而成,最初的方案就是由国会两院的全体议员选总统(类似欧洲的内阁制)。但美国人更希望建立三权分立体制,这个方案因为不能保证总统独立于议会而被放弃。折中的方案则是由各州自行推选出一些“选举人”,然后由这些选举人投票产生总统。也就是说让独立于议员之外的另一部分人来代替议员投票,每个州的选举人的数目便是该州的众议院和参议员人数总和。1961年后,首都华盛顿市所在的哥伦比亚特区也获得3个选举人名额加入总统选举,相当于一个小州,虽然他们没有正式的议员。
宪法没有具体规定这些选举人的产生过程,只限制了选举人不能由联邦政府官员担任。各州因此可以自行决定其政策。在建国初期,相当数量的州并没有专门举行民众选举,而是由州议会指定选举人参与总统大选,这样总统相当于由州议会间接选举。也有一些州则按选区像选举联邦议员一样投票选举总统选举人。这样产生的总统选举人相当于议会之外的“民意代表”,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决定投哪位总统候选人的票。
内战之后,各州的总统选举逐渐都统一为由公民直接投票。为了迎合宪法的要求,每个总统候选人或其所属党派在选举前向州政府提交他们中意的选举人名单。选民投票时,选票上填写的不是总统候选人而是这些谁也不认识的总统选举人。直到20世纪以后,多数州才在选票上直接列上总统候选人的名字,而总统选举人的名单逐渐退化为不见光的幕后操作。但从技术上来说,选民投的票还不是直接选总统,而是选那些看不到名字的选举人。由他们十二月初再正式投票选出总统。
除了缅因(Maine)和内布拉斯卡(Nebraska)两个州以外,所有州都采用“赢者全赢”的方案:如果一个总统候选人(或他的选举人名单)在该州以多数票得胜,他的所有选举人便全都获胜,也就是说他获得该州的全部选举人票。缅因和内布拉斯卡两州则采用按选区分配的做法,候选人按照在州内各个选区的输赢分享该州的选举人名额。
选举人制度一直为人所诟病。这些莫名其妙的神秘选举人在选民和总统之间形成一道不必要的障碍,使得美国总统选举至少在形式上是间接选举而不是更民主的直接选举。不过问题更严重的是以州为单位“赢者全赢”计票方式加上选举人票数的分配方式,使得全民投票不再拥有“一人一票”的平等——不同地区的选民手中的选票有了不同的“含金量”。
那么,如何衡量一张选票的实际价值呢?这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首先,选票价值的不平等来源于各州的选举人票数是州内联邦议会的参议员和众议员人数的总和,并不是完全按州的人口比例分配。
每个州无论大小都会得到相对于参议院名额的2张票。这显然让人数少的小州占了便宜。众议院的人数大致按人口比例分配,但总有“四舍五入”的差别。尤其是一个州无论人口多么少都至少要保证一个名额。这样,选举人名额大大地优惠人口少的小州、歧视大州。比如,人口最多的加利福尼亚(California)州3千9百万人共有55个选举人票,大约70万人一张票;而人口最少的怀俄明(Wyoming)州56万人就有3张选举人票,平均18万人就拥有一票。从这个角度看,怀俄明州公民手中选票的份量几乎是加州选民的4倍!
有人按照每个州的人口和选举人票数制作了一份美国各州选票比重地图,可以直观地看出各州选票权重的区别。其中颜色越深的州,比如怀俄明(WY),份量越大;颜色越浅的,比如加州(CA)、纽约州(NY)和佛罗里达州(FL),份量越小。
然而选票的价值并不一定是用选举人票代表性来衡量,更重要的可能会是一张选票对最后结果影响的大小。如果我们假设只有两位候选人,分别代表民主党和共和党。如果一个本来准备选共和党的选民临时变卦,投了民主党的票,这一决定是否能促成民主党反败为胜,完全改变原先的结果?如果这个可能性很大,则这张选票有极大的价值;反之,这张选票对结果没有影响,也就没有什么价值。
早期的美国选举其实并不像现在这样两党对立,有点你死我活的架势。那时候选民投哪个党的可能性相差不大。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理想化地假设每个选民投票是随机的,可能选民主党也可能选共和党。这样的话,每个州的计票结果在统计意义上完全抵消,没有输赢。如果该州某一个人临时变卦,他的选票就会决定整个州的结果。
把这个极其简单的模型应用到美国的选举人制度中会看到,加州的一张选票可以左右55张选举人票,而怀俄明州的一张选票却只能决定3张。如果选举只在这两个州举行,那么加州的一张选票可以百分之百地决定最后结果,而怀俄明州的选票则完全不起作用,价值为零。当然美国有50个州,再加上首都华盛顿特区,大州这种决定性效应便不那么明显。但这个模型说明,选举人制可以优惠大州,与前面按人口比例衡量的结论正相反。这个模型所推演出来的是所谓“班扎夫影响指数”(Banzhaf Power Index)。
班扎夫指数的基础在于选民投票基本上是随机可变的,只有在这种情形下单独的一张选票才能够改变一个州乃至全国的结果。但是这个假设与今天的现实已经完全不符。很多选民的选举意向是早就决定了的,或者倾向共和党或者倾向民主党,一辈子也很少改变。这些都是两党的既有“铁票”。真正随机或摇摆的选民人数相对较少,但他们的摇摆却经常决定了选举的结果。
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大部分州在总统选举中也都有着明确的既定倾向。大州中的加利福尼亚、纽约(New York)、马萨诸塞(Massachusetts)是铁定的民主党根据地,其中民主党选民大大超过共和党。德克萨斯(Texas)和南部、中西部的一些中小规模的州则正相反,那里共和党选民远远超过民主党。前面提到的怀俄明便是共和党的铁票州。几乎可以说,这些州并不需要真正举行总统大选,结果都是可以准确预测的。换句话说,这些州里个别选民手中的选票无论是投给哪个党都改变不了该州的结果,几乎一钱不值。
反过来,选举的焦点便集中于俄亥俄(Ohio)、佛罗利达(Florida)、弗吉尼亚(Virginia)等一些所谓的“摇摆州”。这些州的特点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选民人数大体相当,再加上有大量的中间派可能随时倒向某一方。这些州的选票的价值便大得惊人。2000年布什(George W Bush)和戈尔(Gore)的选战最后取决于佛罗里达州的几千张选票,反复核查并打了几场官司才确定布什胜出。2004年和2012年的大选则最后决胜于俄亥俄州。
这个结论与候选人的竞选战略完全相符。每到总统选举季节,大量的竞选资金和人力资源涌入为数很少的摇摆州,那里的电视、广播和报纸等媒体充斥候选人的广告,候选人和他们的代理人更是常来常往,到处集会,热闹非凡。对当地的经济也是一笔不小的刺激。而像加利福尼亚、纽约这样人口众多的州,候选人除了偶尔来找当地富人筹款之外几乎从不涉足。
今年的总统选举因为共和党中出了一个从不按牌理出牌、自己又不是传统的共和党人的川普(Donald Trump)做候选人,把历史既定的局势搅得有点乱。很多不应该是摇摆州的——比如犹他(Utah)、亚利桑那(Arizona)等——至少一度出现了摇摆倾向。川普和民主党候选人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便经常来往于这些新战场。但他们出没最多的还是传统的摇摆州:俄亥俄、佛罗里达、宾夕法尼亚(Pennsylvania)……
也许有人会问,那么加州、怀俄明州这些“无关紧要”的地方投票率是否会很低呢?其实也不尽然。美国选举日投票时每个地方的选票都不一样,除了总统选举之外,还有该选区的联邦议员选举、州和地方官员选举以及大量的州宪法修正案、民意公投和地方法规投票。即使总统选举在这些州里没多大意思,其它这些选举项目往往会争议很大,促使选民踊跃投票。因此全国各地的投票率不相上下,都是60%左右。
选举人制度违背了“一人一票”的平等原则,使得美国公民手中的那一票出现不同的含金量。2000年,戈尔(Al Gore)赢得全国选民的多数票,却因为按州计票的选举人票数上落后于布什(George W Bush)而失去总统宝座。这些都是美国选举体制的不合理之处。当然,它也有一定的“好处”:首先它照顾了小州的利益,让小州的选民的声音得到一定放大不被大州的声音淹没。其次,以州为单位决定胜负缩小了对选举结果质疑的范畴。2000年选举结果饱含争议,以至于戈尔和布什在选票接近的佛罗利达州打了旷日持久的官司。该州不得不进行繁重的人工重新点票。那场争执虽然很大,却只局限于佛罗利达一个州。如果是对全民选举的票数有争议,则需要进行全国范围内的人工重新点票甚至重选,工程便会极为浩大了。
大选在即,如果你是美国公民,原则上来讲你无论在哪里都应该珍惜自己手上这神圣一票。但如果你碰巧住在摇摆州里,那么你更应该明白自己选票的超常份量。
(9/13/2016)
Tuesday, August 16, 2016
总统候选人的税表内外都有什么猫腻?
七月底,共和党、民主党相继开完了各自的全国代表大会,总统大选进入最后的决战期。共和党候选人川普(Donald Trump)在年初曾经许诺在大会前后公开他近年的税表,却尚未兑现。他的理由是税表正在被税务局审计,要等结束后才能公布。于是,围绕税表的又一轮政治攻击揭开序幕。
美国公民工作、投资等所有收入都需要向税务局报告,根据税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每年四月十五日是报税截止日期,在那天之前必须把上一年的收入、可免税减税的支出等填写统一的表格(1040表)送交国税局。实在不行也可以申请到一个延长期。这是美国几乎每个家庭每年必须履行的仪式,只有那些没有收入或收入太低不足以交税的才可以豁免。(收入低的其实也应该填税表,因为可以因此得到政府的一些福利补助。)
交税一般以家庭为单位,但一家人也可以选择账务分开。税表由自己填写,以自觉、信任为基础。税务局同时会从公司、银行、投资管理等部门收取相关信息与个人税表交叉核对,确认没有遗漏、错误。每年他们还会针对一些复杂、高收入、以及随机选取的税表进行专门的人工审计。如果被查出偷税漏税,不仅要补交税款和利息,还会课以高额罚款,甚至可能有牢狱之灾。
为了防止偷税漏税,税表要求填写的信息很细,包括了一个家庭主要的金钱往来数据和存款、投资情况。所以这也是个人最为隐私的文件,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帮助顾客填税表的会计师、服务机构都必须尽最大努力防止私人的税表信息外泄。
1967年,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参与竞选总统。他别出心裁地公开了自己过去十二年的税表,表示君子坦荡荡,还说非如此才能赢得选民的信任。但是他并没能赢得共和党提名,输给了后来当选的尼克松(Richard Nixon)。尼克松当时没有公开他的税表。但在总统任内,他的税表被国税局职员恶意泄露,被发现他不但交税很少,还曾以“捐赠担任副总统期间的私人文件”为名为自己减免了高达57万美元的税,成为他的众多丑闻之一。
罗姆尼的高姿态和尼克松的教训逐渐形成一个“惯例”:竞选总统时应该公布自己的税表供选民监督,也成为政客之间互相攻击的得力武器——因为大多数候选人并不乐意公布自己的税表,总得经过一段扭扭捏捏,然后在压力下不得不屈从的过程。在上届选举中,罗姆尼开的这个先河就给他自己的儿子密特·罗姆尼(Mitt Romney)增添了不少头疼。
美国政府有一个联邦选举委员会(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专职管理有关选举的具体事宜。该委员会规定每个候选人需要提交一份个人财产申报单,列举大致的资产和收入。申报的每一项不需要准确的估价,只要在大概范围内即可,比如拥有一座房子价值在五十万到一百万美元之间,等等。只有这个申报单是参与竞选的正式要求,税表并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但由于这个财产申报项目很粗略,从中无法获得候选人确切的资产信息,几乎无人关注,大家非要看候选人的税表不可。
最不愿意公布税表的是一些商业大鳄。他们的财产关系复杂,不适合也不愿意随便公之于众。大部分商人因而远离政坛,保护自己和家族的隐私。当然,总统的宝座也是相当有吸引力的,于是也不乏事业有成者跃跃欲试,借自己的名声和财力试图过一把世界领袖的瘾。他们之中很多人浅尝辄止,在初选的初期便被淘汰或退出,没“来得及”公布税表,躲过了这一劫。
相对而言,长年在各级政府职位上服务、升迁的职业政客在这个问题上比较轻松。只要没有参与什么“歪门邪道”,他们的收入简单清楚,有利于公布出来要挟对手。但即便如此,因为涉及家庭隐私,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
早年的里根(Ronald Reagan)个性倔犟,坚持维护其隐私,1980年在共和党初选时与布什(George H. W. Bush)打了一段嘴皮官司,最终还是屈于压力,公布了前一年的税表。2008年,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参加民主党总统初选,一直不愿意公布税表,遭到对手奥巴马(Barack Obama)连续不断的攻击,声称她丈夫卸任总统后的收入肯定有猫腻。克林顿最后也不得不公布了税表。
民主党候选人凯瑞(John Kerry)和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John McCain)两人都是职业政客,但都娶了资产雄厚的“富婆”妻子。为了从政、从商的便利,他们的税表是分开填的。两人公布起自己的税表来干净利落,但妻子的那一半税表则一直遮遮掩掩。在舆论压力下,麦肯的夫人最后公布了税表,而凯瑞的夫人只是提供了一个总结性的单子,粗略地交代其收入和纳税数目。早先,民主党的第一个女性副总统候选人费拉罗(Geraldine Ferraro)在1984年的大选中也遭遇了同样的难题,被整得焦头烂额。
无论如何,主要的候选人好歹还是公布了税表。他们有的公布了十几年,有的只有一两年;有的很详细,有的只公布了前几页而隐去了后面的细则。选民们从中又看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信息呢?
其实税表也没多少可看的。在美国,报税如果不实被发现会是很大的罪过,因此一般人,尤其是公共人物或者容易遭到审计的富人,在税表上更是要中规中矩。目前公布的这么多候选人税表,还没有被发现有重大问题的。更多的是好奇心上的满足,大家关心的是候选人一年有多少收入?交了多少税?为公益、慈善又捐了多少钱?等等。
对收入的关注只是好奇。因为只要来路正常,收入多少与候选人的资格并没有什么关联。那么,多少收入交多少税是由税法决定的,为什么又会关心他们交了多少税呢?这是因为美国的税法复杂得近乎变态,不但根据收入的不同档次和类别有不同的税率,还设有好多五花八门的免税、减税项目,懂得门道的可以以各种途径将自己需要交的实际税率降得很低。一般来说,共和党候选人在这方面比较“理所当然”,因为他们主张政府减税,公民上交的税额越少越好。民主党人相反,他们主张政府应该多收税以保证社会公益,因此似乎自己应该积极多交税才对。事实上,民主党的一些候选人如凯瑞、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实际税率也只有百分之十几,并没有自愿多交的倾向。当然,这也没有妨碍民主党人攻击“只”交了百分之十几的共和党候选人。
减低税额的一个办法是向慈善或公益组织捐款。美国政府鼓励民间的慈善行为,不惜以税款补贴。个人收入中捐献的部分可以完全免税,因此报税时需要详细列出捐款账目才得以享受这个福利。所以,从税表上能看出一个人捐款的数目,也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推断该人有多大的“善心”以及他们所热衷的公益倾向。
总统候选人不是穷人,收入几乎都超过百万美元。他们也都会是一定程度上热心公益的人,所以他们的税表都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捐款。今年初共和党的克鲁兹(Ted Cruz)公布的税表却让人大跌眼镜:他们家多年来捐款额一直不到收入的百分之一。克鲁兹是一个宗教背景非常浓厚的候选人,随时引用圣经格言作为其人生准则。西方宗教的传统是教徒应该拿出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来捐助教会和慈善事业(“什一奉献”)。克鲁兹不得公开不承认自己在这方面不合格,很难为情。同样因为捐献太少而脸红的还有前副总统切尼(Dick Chenny)、现任副总统拜登(Joe Biden)等。
但最囧的还属于克林顿夫妇。1986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是阿肯色州的州长,夫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是当地最著名的律师行内的合伙人。两人当时还不算太富裕,却也收入不菲。该年的税表上比尔·克林顿亲笔列出他们捐给慈善组织“救世军”(Salvation Army)的礼物和估价:一条破了的裤子,75美元;一件大衣,100美元;六双袜子,9美元;三条内裤,6美元,等等。
自己淘汰了的衣物捐献给慈善组织也是美国的传统,但鲜有捐赠自己穿过的内衣裤的。堂堂州长还煞有介事地将其估价,未免小气之极。这份税表随着比尔·克林顿参与竞选总统而公开,引起举国上下一片哄笑。虽然克林顿夫妇并没有违反税法,国税局后来专门出台了政策,要求这样的捐献需要提供慈善组织的发票和估价所用的依据——感谢克林顿,纳税人在报税时又多出一道麻烦。
时过境迁,轮到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的今天,他们夫妇已经是年收入几千万美元的巨富(收入大部分来自巡回演讲的酬金和书籍版税)。他们的捐款额也相应地变得很大,超过百万美元,但几乎全部捐款都是捐给由他们自己的家庭基金会。
公布的税表中除了有克鲁兹、克林顿这样供人茶余饭后消遣的小节以外,至今还未发现实质性的丑闻。尽管如此,政客和民间仍然坚持要看候选人的税表,仿佛非如此不能自证清白。而围绕着税表的政坛角斗,才是真正的“猫腻”所在。
上届大选中,始作俑者乔治·罗姆尼的儿子密特·罗姆尼迟迟没有公布自己的税表,引来大规模攻击。民主党参议院领袖瑞德(Harry Reid)信誓旦旦地宣布他有可靠的证据表明罗姆尼十年来从来没有交过税,是十足的逃税大王。瑞德的地位让人很难怀疑他会随口撒谎,于是一度猜测国税局可能暗地里把罗姆尼的税表记录泄露给了他——如果证实,这又会是美国政府一大丑闻。
罗姆尼后来终于公布了自己的税表,清楚表明他一直正常纳税。但民主党政客们和媒体又一致地抓住他实际税率比较低(14%)的“把柄”加以抨击,没有人追究瑞德毫无根据的指控。瑞德至今拒不道歉,还显得颇为理直气壮。
自己号称“巨富”的川普毕生都在商场摸爬滚打,其实业帝国异常庞大,当然不愿意随便公布税表。为了显示其税表的复杂,他倒是发布了一张报税时他在税表上签字的照片,桌上堆着的税表有好几尺高。川普从一开始就表明他的税表一直在被国税局审计之中,不宜公开,承诺审计结束后会公布。他原来估计会在全国大会期间,但没能兑现。于是四年前罗姆尼的遭遇再度重演:媒体、政客们大肆炒作,言之凿凿地指出川普不能公布税表的诸多“真实”原因:他从来没交过税、他没有什么捐款、他实际上没有自己声称的那么富有、他的公司运作中有很多违法勾当、他在俄国有秘密投资……
最有意思的是,今年在川普税表上起哄最起劲的便包括了四年前吃过苦头的罗姆尼。美国政坛之江湖险恶可以在此略见一斑:或是“谣言止于智者”在这里不适用,或是立场之下,本来就不存在什么智者。
米帝囧事
美国公民工作、投资等所有收入都需要向税务局报告,根据税法缴纳个人所得税。每年四月十五日是报税截止日期,在那天之前必须把上一年的收入、可免税减税的支出等填写统一的表格(1040表)送交国税局。实在不行也可以申请到一个延长期。这是美国几乎每个家庭每年必须履行的仪式,只有那些没有收入或收入太低不足以交税的才可以豁免。(收入低的其实也应该填税表,因为可以因此得到政府的一些福利补助。)
交税一般以家庭为单位,但一家人也可以选择账务分开。税表由自己填写,以自觉、信任为基础。税务局同时会从公司、银行、投资管理等部门收取相关信息与个人税表交叉核对,确认没有遗漏、错误。每年他们还会针对一些复杂、高收入、以及随机选取的税表进行专门的人工审计。如果被查出偷税漏税,不仅要补交税款和利息,还会课以高额罚款,甚至可能有牢狱之灾。
为了防止偷税漏税,税表要求填写的信息很细,包括了一个家庭主要的金钱往来数据和存款、投资情况。所以这也是个人最为隐私的文件,无论是政府机关还是帮助顾客填税表的会计师、服务机构都必须尽最大努力防止私人的税表信息外泄。
1967年,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参与竞选总统。他别出心裁地公开了自己过去十二年的税表,表示君子坦荡荡,还说非如此才能赢得选民的信任。但是他并没能赢得共和党提名,输给了后来当选的尼克松(Richard Nixon)。尼克松当时没有公开他的税表。但在总统任内,他的税表被国税局职员恶意泄露,被发现他不但交税很少,还曾以“捐赠担任副总统期间的私人文件”为名为自己减免了高达57万美元的税,成为他的众多丑闻之一。
罗姆尼的高姿态和尼克松的教训逐渐形成一个“惯例”:竞选总统时应该公布自己的税表供选民监督,也成为政客之间互相攻击的得力武器——因为大多数候选人并不乐意公布自己的税表,总得经过一段扭扭捏捏,然后在压力下不得不屈从的过程。在上届选举中,罗姆尼开的这个先河就给他自己的儿子密特·罗姆尼(Mitt Romney)增添了不少头疼。
美国政府有一个联邦选举委员会(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专职管理有关选举的具体事宜。该委员会规定每个候选人需要提交一份个人财产申报单,列举大致的资产和收入。申报的每一项不需要准确的估价,只要在大概范围内即可,比如拥有一座房子价值在五十万到一百万美元之间,等等。只有这个申报单是参与竞选的正式要求,税表并不在其管辖范围之内。但由于这个财产申报项目很粗略,从中无法获得候选人确切的资产信息,几乎无人关注,大家非要看候选人的税表不可。
最不愿意公布税表的是一些商业大鳄。他们的财产关系复杂,不适合也不愿意随便公之于众。大部分商人因而远离政坛,保护自己和家族的隐私。当然,总统的宝座也是相当有吸引力的,于是也不乏事业有成者跃跃欲试,借自己的名声和财力试图过一把世界领袖的瘾。他们之中很多人浅尝辄止,在初选的初期便被淘汰或退出,没“来得及”公布税表,躲过了这一劫。
相对而言,长年在各级政府职位上服务、升迁的职业政客在这个问题上比较轻松。只要没有参与什么“歪门邪道”,他们的收入简单清楚,有利于公布出来要挟对手。但即便如此,因为涉及家庭隐私,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顾虑。
早年的里根(Ronald Reagan)个性倔犟,坚持维护其隐私,1980年在共和党初选时与布什(George H. W. Bush)打了一段嘴皮官司,最终还是屈于压力,公布了前一年的税表。2008年,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参加民主党总统初选,一直不愿意公布税表,遭到对手奥巴马(Barack Obama)连续不断的攻击,声称她丈夫卸任总统后的收入肯定有猫腻。克林顿最后也不得不公布了税表。
民主党候选人凯瑞(John Kerry)和共和党候选人麦凯恩(John McCain)两人都是职业政客,但都娶了资产雄厚的“富婆”妻子。为了从政、从商的便利,他们的税表是分开填的。两人公布起自己的税表来干净利落,但妻子的那一半税表则一直遮遮掩掩。在舆论压力下,麦肯的夫人最后公布了税表,而凯瑞的夫人只是提供了一个总结性的单子,粗略地交代其收入和纳税数目。早先,民主党的第一个女性副总统候选人费拉罗(Geraldine Ferraro)在1984年的大选中也遭遇了同样的难题,被整得焦头烂额。
无论如何,主要的候选人好歹还是公布了税表。他们有的公布了十几年,有的只有一两年;有的很详细,有的只公布了前几页而隐去了后面的细则。选民们从中又看到了什么有意思的信息呢?
其实税表也没多少可看的。在美国,报税如果不实被发现会是很大的罪过,因此一般人,尤其是公共人物或者容易遭到审计的富人,在税表上更是要中规中矩。目前公布的这么多候选人税表,还没有被发现有重大问题的。更多的是好奇心上的满足,大家关心的是候选人一年有多少收入?交了多少税?为公益、慈善又捐了多少钱?等等。
对收入的关注只是好奇。因为只要来路正常,收入多少与候选人的资格并没有什么关联。那么,多少收入交多少税是由税法决定的,为什么又会关心他们交了多少税呢?这是因为美国的税法复杂得近乎变态,不但根据收入的不同档次和类别有不同的税率,还设有好多五花八门的免税、减税项目,懂得门道的可以以各种途径将自己需要交的实际税率降得很低。一般来说,共和党候选人在这方面比较“理所当然”,因为他们主张政府减税,公民上交的税额越少越好。民主党人相反,他们主张政府应该多收税以保证社会公益,因此似乎自己应该积极多交税才对。事实上,民主党的一些候选人如凯瑞、桑德斯(Bernie Sanders)的实际税率也只有百分之十几,并没有自愿多交的倾向。当然,这也没有妨碍民主党人攻击“只”交了百分之十几的共和党候选人。
减低税额的一个办法是向慈善或公益组织捐款。美国政府鼓励民间的慈善行为,不惜以税款补贴。个人收入中捐献的部分可以完全免税,因此报税时需要详细列出捐款账目才得以享受这个福利。所以,从税表上能看出一个人捐款的数目,也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推断该人有多大的“善心”以及他们所热衷的公益倾向。
总统候选人不是穷人,收入几乎都超过百万美元。他们也都会是一定程度上热心公益的人,所以他们的税表都包含了相当数量的捐款。今年初共和党的克鲁兹(Ted Cruz)公布的税表却让人大跌眼镜:他们家多年来捐款额一直不到收入的百分之一。克鲁兹是一个宗教背景非常浓厚的候选人,随时引用圣经格言作为其人生准则。西方宗教的传统是教徒应该拿出自己收入的十分之一来捐助教会和慈善事业(“什一奉献”)。克鲁兹不得公开不承认自己在这方面不合格,很难为情。同样因为捐献太少而脸红的还有前副总统切尼(Dick Chenny)、现任副总统拜登(Joe Biden)等。
但最囧的还属于克林顿夫妇。1986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是阿肯色州的州长,夫人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是当地最著名的律师行内的合伙人。两人当时还不算太富裕,却也收入不菲。该年的税表上比尔·克林顿亲笔列出他们捐给慈善组织“救世军”(Salvation Army)的礼物和估价:一条破了的裤子,75美元;一件大衣,100美元;六双袜子,9美元;三条内裤,6美元,等等。
自己淘汰了的衣物捐献给慈善组织也是美国的传统,但鲜有捐赠自己穿过的内衣裤的。堂堂州长还煞有介事地将其估价,未免小气之极。这份税表随着比尔·克林顿参与竞选总统而公开,引起举国上下一片哄笑。虽然克林顿夫妇并没有违反税法,国税局后来专门出台了政策,要求这样的捐献需要提供慈善组织的发票和估价所用的依据——感谢克林顿,纳税人在报税时又多出一道麻烦。
时过境迁,轮到希拉里·克林顿竞选总统的今天,他们夫妇已经是年收入几千万美元的巨富(收入大部分来自巡回演讲的酬金和书籍版税)。他们的捐款额也相应地变得很大,超过百万美元,但几乎全部捐款都是捐给由他们自己的家庭基金会。
公布的税表中除了有克鲁兹、克林顿这样供人茶余饭后消遣的小节以外,至今还未发现实质性的丑闻。尽管如此,政客和民间仍然坚持要看候选人的税表,仿佛非如此不能自证清白。而围绕着税表的政坛角斗,才是真正的“猫腻”所在。
上届大选中,始作俑者乔治·罗姆尼的儿子密特·罗姆尼迟迟没有公布自己的税表,引来大规模攻击。民主党参议院领袖瑞德(Harry Reid)信誓旦旦地宣布他有可靠的证据表明罗姆尼十年来从来没有交过税,是十足的逃税大王。瑞德的地位让人很难怀疑他会随口撒谎,于是一度猜测国税局可能暗地里把罗姆尼的税表记录泄露给了他——如果证实,这又会是美国政府一大丑闻。
罗姆尼后来终于公布了自己的税表,清楚表明他一直正常纳税。但民主党政客们和媒体又一致地抓住他实际税率比较低(14%)的“把柄”加以抨击,没有人追究瑞德毫无根据的指控。瑞德至今拒不道歉,还显得颇为理直气壮。
自己号称“巨富”的川普毕生都在商场摸爬滚打,其实业帝国异常庞大,当然不愿意随便公布税表。为了显示其税表的复杂,他倒是发布了一张报税时他在税表上签字的照片,桌上堆着的税表有好几尺高。川普从一开始就表明他的税表一直在被国税局审计之中,不宜公开,承诺审计结束后会公布。他原来估计会在全国大会期间,但没能兑现。于是四年前罗姆尼的遭遇再度重演:媒体、政客们大肆炒作,言之凿凿地指出川普不能公布税表的诸多“真实”原因:他从来没交过税、他没有什么捐款、他实际上没有自己声称的那么富有、他的公司运作中有很多违法勾当、他在俄国有秘密投资……
最有意思的是,今年在川普税表上起哄最起劲的便包括了四年前吃过苦头的罗姆尼。美国政坛之江湖险恶可以在此略见一斑:或是“谣言止于智者”在这里不适用,或是立场之下,本来就不存在什么智者。
米帝囧事
Sunday, June 12, 2016
焦头烂额的科罗拉多州共和党总统初选
地处中西部高原的科罗拉多州是今年3月1日那个“超级星期二”举行总统初选的十几个州之一。那天晚上,举国上下关注着各个候选人在这些州的得票结果。然而,科州只公布了其民主党初选的结果,共和党空缺,因为他们没有举行针对总统候选人的投票。
当时科州的民意调查显示共和党候选人中,川普以30%左右的支持率领先;卢比奥第二,大约22%;克鲁兹以18%左右支持率位居第三,后面还有一系列其他人选。
一个多月以后的4月9日,科州共和党终于走完了其党团程序,宣布该州37个全国大会的代表名额全部由支持克鲁兹的人员赢得,川普吃了个鸭蛋。
一时间舆论大哗。支持川普的共和党人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发文控诉、抗议,指控州党部内部操纵,剥夺了党员投票支持川普的权力。川普本人除了一如既往地在他的推特上抨击之外,还专门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署名檄文,向全体美国人发问:“这样的‘体制’,对你和你的家庭有好处吗?”号召彻底地制度性改革。
那么,在科罗拉多,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美国是一个“合众国”,各个州以独立身份参与联邦政治操作。尽管这样的格局在现代随着联邦权力的扩张已经萎缩,传统的痕迹依然处处可见。联邦总统虽然表面上是由全国公民投票直接选举产生,实际上却是由以州为单位所推选出的“选举人”决定。
党的总统候选人也沿袭着这一传统:各州派出代表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由代表投票决定最后的候选人。各州的代表如何产生、他们如何代表本州选民意志等等由各州自行决定,党部只能做一些原则性的限制和指导。
这样每个州便各有各的高招。
有些举行选民直接投票,然后根据投票结果在各个候选人的支持者中分配代表名额,这种一般叫做“投票初选”(primary)。对选民来说,投票比较直截了当:与大选一样,选举日到指定的投票点把填好的选票投入票箱即可,大部分州还允许提前或邮寄投票,那就更方便了。但对于地方党组织来说,这样的过程未免太肤浅、不够人性化。因此很多州还延续着早期基层民主的操作方式:在指定的选举时间,选民到指定的聚会地点交流、讨论自己对政情和候选人的看法,通过辩论影响彼此的态度,试图建立共识。在这个基础上再统计结果。这种一般叫做“党团会议”(caucus)。
实行“党团会议”促进了地方党员之间的交流,更像一个党组织。但其不足之处是党员必须亲自到场开会,否则就无法行使自己的初选权利。现代社会人们工作、家庭生活繁忙,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这么投入,因此实际参加者只是少数积极分子。(在一些冬天举行初选的“党团会议”州,选举结果经常与那天是否下雪存在一定关系。)
另一方面,即使有“投票初选”的方便,真正参与初选投票的党员也很少。两者相比并没有明显的优劣。而各州实行的实际选举程序往往是这两者的某种组合,千奇百怪,因此造就了许多精通于当地操作的“专家”,每四年一度成为各候选人团队争夺的资源。
当然,普通人不会去关心这里面的细节,而只关心候选人的输赢战况。无论是“投票初选”还是“党团会议”,基层投票和选举都会产生各个候选人的得票比例,并据此分配安排全国大会的代表名额。媒体也据此报道,只有今年的科州共和党是个例外。
科罗拉多州行使的是“党团会议”模式,两党的党员都在3月1日举行了基层会议,推选代表。但是科州的共和党一直不愿意根据选民对总统候选人的投票结果分配代表名额。过去的几届选举中,他们在基层会议上也举行民意测验式的选民投票(straw poll),据此可以知道选民对各个候选人的拥戴程度。但代表的名额却是通过逐级推选的方式另外产生。
去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颁布了一项新规定:如果州在基层选举时举行了总统候选人投票,其代表名额必须按照得票率分配。科州的党部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们最耿耿于怀的是,因为初选比较早,如果硬性按照得票率分配的话,很多代表会是支持后来已经退出竞选的候选人的人,在全国大会上成为“废票”。也就是说,如果当时的选举符合民意调查的话,科州派往全国大会的代表中除了川普和克鲁兹的支持者以为,还会有20%是支持卢比奥的,以及支持卡森的。后两者都已经退出了竞选。
于是,为了科州的代表不成为“废票”而拥有更大的影响力,科州党部的首脑们一致决定今年干脆不举行总统投票,而只通过党团会议遴选代表,代表可以在全国大会上自主投票。
科州拥有37名全国代表大会名额。州内按人口分布划分有7个联邦众议员选区,每个选区分有3个名额;此外有13个名额在全州范围选出;最后的3个名额则留给州内共和党籍的最高官员——亦即所谓的“超级代表”(Superdelegate)。
在3月1日的基层党团会议上,各个会议地点(precinct)由选民推选出参加选区会议的代表;三月底四月初,各选区分别举行会议,会上选出自己的3名全国大会代表并推选出前往州级代表会议的代表。4月9日,州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代表们再在会上选出剩下的那13名全国大会代表。
中国的读者对这个过程应该不陌生——它与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一致。
多层次的间接选举制度本身并非不民主,但因为选民的投票和最后的结果经过中间的几次筛选,未免产生偏差,也给试图钻空子的人提供了多重机会。这正是这次科州初选所陷入的泥潭。
因为3月1日的“选举”不产生候选人结果,不具备新闻意义,所有的候选人都没有专门到科州来拉票。“超级星期二”之后,选举很快凝聚为川普和克鲁兹两人的争夺。因为川普的“过激言论”和政见,共和党主流派形成共识,要不惜一切全力阻击川普,喊出了“Never Trump”的口号。在代表数量上落后的克鲁兹展开“地面”攻势,在各个州投入人力物力争取每一个可争取的名额。即使是川普已经赢得的席位,他们也试图抢夺到手。这样,即使该代表按规定在全国大会上第一轮必须投川普的票,在第二轮(如果川普未能在第一轮胜出)就可以自主地投克鲁兹的票。因此,克鲁兹的团队不动声色地在科州组织支持起己方的力量。相反,川普仍然热衷于占据媒体话语权,没有在基层下功夫。
川普的竞选吸引了一大批过去不怎么参加党派活动的新积极分子,他们对错综复杂的选举制度摸不着头脑。有些代表直到4月9日的州代表大会召开时才发现自己错过了选区会议,因此不具备参加州代表大会资格。有些人参加了选区会议并当选为州代表,却没有能及时交纳登记费。更有人声称接到“官方”电话通知选区会议被延迟或取消因而错过。而支持克鲁兹的代表在其竞选团队的“护航”下井井有条,没有出现这些失误。在各个选区会议上,每个选区的3名代表名额都陆续落入克鲁兹的阵营。
4月9日的州代表大会更是热闹,八千多名代表在一个体育馆里济济一堂。候选人中只有克鲁兹亲自到场,发表了一个激情演讲。会上有六百多名代表竞争那余下的十三个名额。这些候选人在大会上走马灯式亮相,每个代表只有区区十秒钟的时间发表“竞选演讲”。选票上没有代表名字,只有一个数字号码,选民需要查对姓名和号码的对照表才能找出自己想投的号码来画圈——如果他们真的知道自己想选谁的话。媒体后来把这种选票比作赛马场的赌票。
这个时候,早有准备的克鲁兹团队显示出他们的优势,他们事先制作了大量T恤,后面印有预先选定的支持克鲁兹的代表号码。投票时,穿着这些T恤的代表在大厅里站了出来,成为人肉广告牌,供其他代表按图索骥地为支持克鲁兹的号码画圈。另一方面,支持川普的代表才发现他们措手不及。有人也准备了号码名单,但现场发现该名单有很多错误,有些代表缺席,更多的代表号码对不上,一片混乱。
除了两个团队中准备工作上的区别,这次大会的组织工作也出了不少问题。且不说六百多个候选人类似赌马的可笑竞选方式,大会为代表准备的选票和名单对照表也有不少错误,不得不临时更改,但不是每个代表都及时得到更正的版本。大部分错误偏偏又对川普支持者不利。比如选票上出现两个378号码却遗漏了379,而这个379号正是一位支持川普的代表。
选举之前,大会上的嘉宾演讲几乎一边倒地变成声讨川普的批判会。会上还有一个支持克鲁兹的团体散发一份“动议”,列举川普的种种罪恶,要求通过决议每一位科州代表被禁止在全国大会上投川普的票并宣誓不惜一切手段阻止川普成为共和党候选人。
最为荒唐的是,当选举结束,所有的代表名额均落入克鲁兹阵营之后,科罗拉多共和党的官方推特账号居然发出一份“We did it, #NeverTrump”的推特,更使人坚信该党部没有持中立立场,而是怀有打压川普的动机。(该推特后来被删,账号上发了一个说明,声称那是一个未经授权的黑客所为,正在调查云云。)
川普在科州的全军覆没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选举体制、幕后操纵还是其团队本身的失误尚在争议,但这次选举中的种种荒唐无疑暴露了其过程中的多种诟病。面对质疑,体制派官员只能以“这是已经实行了上百年的过程”的论调来辩解。反对派则气愤地指出这场选举还不如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选举专业,是美国民主的耻辱。
本届共和党初选,川普和克鲁兹本来都是以反体制的叛逆形象出场的同道。经过大半年的鏖战,体制派候选人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卡西奇在苟延残喘。党内大佬在无可奈何之下采取了不顾一切全面阻击川普的策略,不惜支持其实更为叛逆的克鲁兹。
科罗拉多的初选以及其它一些州在分配代表名额中出现的类似“不正常”现象为川普和克鲁兹的最后决战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克鲁兹试图抓住契机,在各州基层运作上抢先,揽括代表数额以阻击川普。但他的这一策略也使他在反体制的形象上大大失分,成为维护旧体制、与体制派同流合污的新政客。
川普虽然屡遭暗算,但他继续我行我素,借此全面抨击这些实行了几十年的旧体制。他的《华尔街日报》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他与克鲁兹的区别在于以选民的实际票数还是靠幕后操作获胜,占据了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
相比之下,川普和克鲁兹在政见上的区别变得无关紧要。
最新的民意调查表明,川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继续回升,而克鲁兹大幅下滑。也许,川普是输掉了几个局部战役,却正在赢得整场战争。
与此同时,科罗拉多州州议会不得不开始考虑新的议案,在下一轮总统选举时改换实行“投票初选”制度。
(4/17/2016)
米帝囧事
当时科州的民意调查显示共和党候选人中,川普以30%左右的支持率领先;卢比奥第二,大约22%;克鲁兹以18%左右支持率位居第三,后面还有一系列其他人选。
一个多月以后的4月9日,科州共和党终于走完了其党团程序,宣布该州37个全国大会的代表名额全部由支持克鲁兹的人员赢得,川普吃了个鸭蛋。
一时间舆论大哗。支持川普的共和党人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发文控诉、抗议,指控州党部内部操纵,剥夺了党员投票支持川普的权力。川普本人除了一如既往地在他的推特上抨击之外,还专门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署名檄文,向全体美国人发问:“这样的‘体制’,对你和你的家庭有好处吗?”号召彻底地制度性改革。
那么,在科罗拉多,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美国是一个“合众国”,各个州以独立身份参与联邦政治操作。尽管这样的格局在现代随着联邦权力的扩张已经萎缩,传统的痕迹依然处处可见。联邦总统虽然表面上是由全国公民投票直接选举产生,实际上却是由以州为单位所推选出的“选举人”决定。
党的总统候选人也沿袭着这一传统:各州派出代表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由代表投票决定最后的候选人。各州的代表如何产生、他们如何代表本州选民意志等等由各州自行决定,党部只能做一些原则性的限制和指导。
这样每个州便各有各的高招。
有些举行选民直接投票,然后根据投票结果在各个候选人的支持者中分配代表名额,这种一般叫做“投票初选”(primary)。对选民来说,投票比较直截了当:与大选一样,选举日到指定的投票点把填好的选票投入票箱即可,大部分州还允许提前或邮寄投票,那就更方便了。但对于地方党组织来说,这样的过程未免太肤浅、不够人性化。因此很多州还延续着早期基层民主的操作方式:在指定的选举时间,选民到指定的聚会地点交流、讨论自己对政情和候选人的看法,通过辩论影响彼此的态度,试图建立共识。在这个基础上再统计结果。这种一般叫做“党团会议”(caucus)。
实行“党团会议”促进了地方党员之间的交流,更像一个党组织。但其不足之处是党员必须亲自到场开会,否则就无法行使自己的初选权利。现代社会人们工作、家庭生活繁忙,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这么投入,因此实际参加者只是少数积极分子。(在一些冬天举行初选的“党团会议”州,选举结果经常与那天是否下雪存在一定关系。)
另一方面,即使有“投票初选”的方便,真正参与初选投票的党员也很少。两者相比并没有明显的优劣。而各州实行的实际选举程序往往是这两者的某种组合,千奇百怪,因此造就了许多精通于当地操作的“专家”,每四年一度成为各候选人团队争夺的资源。
当然,普通人不会去关心这里面的细节,而只关心候选人的输赢战况。无论是“投票初选”还是“党团会议”,基层投票和选举都会产生各个候选人的得票比例,并据此分配安排全国大会的代表名额。媒体也据此报道,只有今年的科州共和党是个例外。
科罗拉多州行使的是“党团会议”模式,两党的党员都在3月1日举行了基层会议,推选代表。但是科州的共和党一直不愿意根据选民对总统候选人的投票结果分配代表名额。过去的几届选举中,他们在基层会议上也举行民意测验式的选民投票(straw poll),据此可以知道选民对各个候选人的拥戴程度。但代表的名额却是通过逐级推选的方式另外产生。
去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颁布了一项新规定:如果州在基层选举时举行了总统候选人投票,其代表名额必须按照得票率分配。科州的党部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们最耿耿于怀的是,因为初选比较早,如果硬性按照得票率分配的话,很多代表会是支持后来已经退出竞选的候选人的人,在全国大会上成为“废票”。也就是说,如果当时的选举符合民意调查的话,科州派往全国大会的代表中除了川普和克鲁兹的支持者以为,还会有20%是支持卢比奥的,以及支持卡森的。后两者都已经退出了竞选。
于是,为了科州的代表不成为“废票”而拥有更大的影响力,科州党部的首脑们一致决定今年干脆不举行总统投票,而只通过党团会议遴选代表,代表可以在全国大会上自主投票。
科州拥有37名全国代表大会名额。州内按人口分布划分有7个联邦众议员选区,每个选区分有3个名额;此外有13个名额在全州范围选出;最后的3个名额则留给州内共和党籍的最高官员——亦即所谓的“超级代表”(Superdelegate)。
在3月1日的基层党团会议上,各个会议地点(precinct)由选民推选出参加选区会议的代表;三月底四月初,各选区分别举行会议,会上选出自己的3名全国大会代表并推选出前往州级代表会议的代表。4月9日,州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代表们再在会上选出剩下的那13名全国大会代表。
中国的读者对这个过程应该不陌生——它与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一致。
多层次的间接选举制度本身并非不民主,但因为选民的投票和最后的结果经过中间的几次筛选,未免产生偏差,也给试图钻空子的人提供了多重机会。这正是这次科州初选所陷入的泥潭。
因为3月1日的“选举”不产生候选人结果,不具备新闻意义,所有的候选人都没有专门到科州来拉票。“超级星期二”之后,选举很快凝聚为川普和克鲁兹两人的争夺。因为川普的“过激言论”和政见,共和党主流派形成共识,要不惜一切全力阻击川普,喊出了“Never Trump”的口号。在代表数量上落后的克鲁兹展开“地面”攻势,在各个州投入人力物力争取每一个可争取的名额。即使是川普已经赢得的席位,他们也试图抢夺到手。这样,即使该代表按规定在全国大会上第一轮必须投川普的票,在第二轮(如果川普未能在第一轮胜出)就可以自主地投克鲁兹的票。因此,克鲁兹的团队不动声色地在科州组织支持起己方的力量。相反,川普仍然热衷于占据媒体话语权,没有在基层下功夫。
川普的竞选吸引了一大批过去不怎么参加党派活动的新积极分子,他们对错综复杂的选举制度摸不着头脑。有些代表直到4月9日的州代表大会召开时才发现自己错过了选区会议,因此不具备参加州代表大会资格。有些人参加了选区会议并当选为州代表,却没有能及时交纳登记费。更有人声称接到“官方”电话通知选区会议被延迟或取消因而错过。而支持克鲁兹的代表在其竞选团队的“护航”下井井有条,没有出现这些失误。在各个选区会议上,每个选区的3名代表名额都陆续落入克鲁兹的阵营。
4月9日的州代表大会更是热闹,八千多名代表在一个体育馆里济济一堂。候选人中只有克鲁兹亲自到场,发表了一个激情演讲。会上有六百多名代表竞争那余下的十三个名额。这些候选人在大会上走马灯式亮相,每个代表只有区区十秒钟的时间发表“竞选演讲”。选票上没有代表名字,只有一个数字号码,选民需要查对姓名和号码的对照表才能找出自己想投的号码来画圈——如果他们真的知道自己想选谁的话。媒体后来把这种选票比作赛马场的赌票。
这个时候,早有准备的克鲁兹团队显示出他们的优势,他们事先制作了大量T恤,后面印有预先选定的支持克鲁兹的代表号码。投票时,穿着这些T恤的代表在大厅里站了出来,成为人肉广告牌,供其他代表按图索骥地为支持克鲁兹的号码画圈。另一方面,支持川普的代表才发现他们措手不及。有人也准备了号码名单,但现场发现该名单有很多错误,有些代表缺席,更多的代表号码对不上,一片混乱。
除了两个团队中准备工作上的区别,这次大会的组织工作也出了不少问题。且不说六百多个候选人类似赌马的可笑竞选方式,大会为代表准备的选票和名单对照表也有不少错误,不得不临时更改,但不是每个代表都及时得到更正的版本。大部分错误偏偏又对川普支持者不利。比如选票上出现两个378号码却遗漏了379,而这个379号正是一位支持川普的代表。
选举之前,大会上的嘉宾演讲几乎一边倒地变成声讨川普的批判会。会上还有一个支持克鲁兹的团体散发一份“动议”,列举川普的种种罪恶,要求通过决议每一位科州代表被禁止在全国大会上投川普的票并宣誓不惜一切手段阻止川普成为共和党候选人。
最为荒唐的是,当选举结束,所有的代表名额均落入克鲁兹阵营之后,科罗拉多共和党的官方推特账号居然发出一份“We did it, #NeverTrump”的推特,更使人坚信该党部没有持中立立场,而是怀有打压川普的动机。(该推特后来被删,账号上发了一个说明,声称那是一个未经授权的黑客所为,正在调查云云。)
川普在科州的全军覆没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选举体制、幕后操纵还是其团队本身的失误尚在争议,但这次选举中的种种荒唐无疑暴露了其过程中的多种诟病。面对质疑,体制派官员只能以“这是已经实行了上百年的过程”的论调来辩解。反对派则气愤地指出这场选举还不如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选举专业,是美国民主的耻辱。
本届共和党初选,川普和克鲁兹本来都是以反体制的叛逆形象出场的同道。经过大半年的鏖战,体制派候选人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卡西奇在苟延残喘。党内大佬在无可奈何之下采取了不顾一切全面阻击川普的策略,不惜支持其实更为叛逆的克鲁兹。
科罗拉多的初选以及其它一些州在分配代表名额中出现的类似“不正常”现象为川普和克鲁兹的最后决战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克鲁兹试图抓住契机,在各州基层运作上抢先,揽括代表数额以阻击川普。但他的这一策略也使他在反体制的形象上大大失分,成为维护旧体制、与体制派同流合污的新政客。
川普虽然屡遭暗算,但他继续我行我素,借此全面抨击这些实行了几十年的旧体制。他的《华尔街日报》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他与克鲁兹的区别在于以选民的实际票数还是靠幕后操作获胜,占据了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
相比之下,川普和克鲁兹在政见上的区别变得无关紧要。
最新的民意调查表明,川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继续回升,而克鲁兹大幅下滑。也许,川普是输掉了几个局部战役,却正在赢得整场战争。
与此同时,科罗拉多州州议会不得不开始考虑新的议案,在下一轮总统选举时改换实行“投票初选”制度。
(4/17/2016)
米帝囧事
Sunday, June 5, 2016
罗姆尼父子相隔半个世纪的两场演讲可能昭示的共和党历史性轮回
随着共和党总统预选的白热化,更多的好戏正不断上演。几天前(3/3),上届候选人密特·罗姆尼(Mitt Romney)发表公开演讲,大举抨击今年的候选人川普(Donald Trump),号召全党发动起来,采取一切手段阻击川普的出线。
党内初选期间,候选人同室操戈、你死我活。没有参选的其他高层人物如果没有铁杆支持某候选人,往往会做高姿态置身事外,尊重选民的抉择。罗姆尼这样的讲话实属罕见,但他自有他的道理:他认为川普的胜出将是共和党的灾难。
无独有偶,半个世纪以前的1964年,密特·罗姆尼的父亲、密执安州(Michigan)州长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也曾做过一个相似的讲话,重磅攻击当年本党候选人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同样是认为后者会毁了共和党。
共和党在美国代表着所谓的右派保守势力,她的基本理念是小政府、自由市场经济,以及以基督教义为主导的传统价值观。然而,共和党的这个形象其实只是近几十年的产物,历史上的共和党曾经有过多种不同的面貌。及至二战前后,民主党的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连任四届总统,推行政府大举插手经济以摆脱大萧条的“新政”,导致政府权力扩大,迫使在野的共和党走向其反面。但当时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还没有统一的既定政治理念,而只是相对松散的政治联盟。
随着政局的演变,共和党逐渐分成两大派:东北部的自由派倾向于支持新政、认同政府的积极作用,中西部的右派则越来越趋于保守,抵触政府。相应地,民主党也在分化:罗斯福的新政导致南方黑人整体背弃了当初内战时摧毁奴隶制的共和党而转向民主党,促使南方的白人民主党势力转向保守立场。
在这个背景下,西部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戈德华特在1964年异军突起,以毫不妥协的保守立场竞争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他在党内的主要对手是纽约州长洛克菲勒(Nelson Rockfeller),正是东北部“温和自由派”的代表。洛克菲勒本来是主流派,民意领先,但选战前因为个人婚姻问题失去大量支持,为戈德华特提供了机会。
戈德华特不仅毫不留情地抨击政府开支的膨胀和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还在一些争议性很强的社会问题上毫无顾忌地大放厥词,比如支持麦肯锡主义、反对保护黑人权益的民权法案,主张可以考虑动用战术核武器结束越南战争等等,很快赢得了“种族主义者”、“战争狂人”等等大帽子。但戈德华特的强硬、不妥协态度激发了年轻一代共和党人的热情,把他的竞选推成了一场“运动”、“革命”。
共和党的精英阶层一时大哗,认为他不能代表共和党的价值观和形象。他们企图说服前副总统、上届落败于肯尼迪的尼克松(Richard Nixon)参选阻击,后者没有同意。而各种后盘操作始终无法左右选票的力量,戈德华特出乎意料地节节获胜,胜利在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老罗姆尼发表了他的演讲。他直言抨击戈德华特的一系列主张,包括其反对民权法案的立场,是极端右倾,与民众、共和党、国会的大多数意见不符。他并痛心地警告,戈德华特的出线将导致共和党的自杀性毁灭。
戈德华特后来如愿赢得共和党提名,但在大选中惨败于民主党的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只赢得南方少数几个小州。共和党虽然没有因此自杀,却也是经历了一番脱胎换骨。四年以后,尼克松东山再起,实行“南方战略”,整合被戈德华特吸引来的民主党南方保守派,借助民主党因为越战和种族冲突带来的焦头烂额赢得总统席位。(在那场选举中,老罗姆尼在初选中败给尼克松。)
同样是在1964年,就在老罗姆尼抨击戈德华特之际,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的一位影视明星里根(Ronald Reagan)也出来做了个著名演讲。此前里根一直都是民主党人,领导过好莱坞演员工会。这时他受戈德华特感召“弃暗投明”,成为共和党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选择的时候来到了:或者坚持保守信念争取最大自由,或者屈服于专制政府的控制。两年以后,里根当选为加州州长。
1980年,在共和党内屡败屡战的里根终于问鼎白宫,成为现代美国第一位真正的保守派总统。戈德华特竞选时所召集起的新一代共和党人很多成了里根团队的骨干。里根的胜利也标志着共和党在保守理念下重新组合的完成。在那场重组中,共和党彻底失去了东北部,巩固了中西部,吸纳了南方保守势力,在美国版图上占据一个大写的字母L形状。凭借这个坚实的基础,共和党不仅通过布什(Bush)父子两度赢得总统席位,更是长期在联邦议会、州长和州议会等选举中压倒了民主党。
老罗姆尼和戈德华特、里根的论争,归根到底是共和党在维持现状还是彻底创新之间的抉择。戈德华特的选战虽然失败了,但他们赢得了历史的胜利。
五十年之后,今天的共和党内不再有洛克菲勒和老罗姆尼那样的所谓温和自由派,而完全以强硬的保守派为中坚。但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反而再度趋于分裂。近几年兴起的茶党在共和党内部形成一个激进团体,他们集中注意力在通过减税、削减政府开支上,总在找机会发难。里根时期在党内举足轻重的宗教势力则在不断地边缘化,他们也因为其价值观不再被重视而满腹牢骚,试图东山再起。现在也有温和派,不过他们的立场要是在戈德华特时代会属于极右派。
更重要的是,多年的执政经历使得共和党高层也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他们满足于在与民主党对抗中所能赢得的少量、局部成果而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上两届大选中,他们支持的温和派候选人麦肯和小罗姆尼又相继败北。这次选举中,所谓的“体制派”便成为川普、克鲁兹(Ted Cruz)等“反体制”候选人的攻击目标。即便如此,川普所引发的竞选风暴还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揭示共和党内部的矛盾已经达到互不相容的程度,有如半个世纪前的巨变前夕。
的确,川普与戈德华特有很多相像之处。他们都摆出一副对外强硬、对内呼吁大变革的姿态。戈德华特竞选中挖苦过上任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川普这次也直指布什曾经为伊拉克战争撒谎;戈德华特认为战争中可以用核武器,川普则坚持着反恐中需要使用近乎残酷的刑讯手段;等等等等。当然,他们又都被称之为“种族主义分子”。
然而,戈德华特是不折不扣的保守派,他反对的是当时共和党中的自由派势力。川普却正好相反。他一度是民主党人,曾经拥护国家接管医疗保险、堕胎权等左派政策,作为商人还曾长期捐款支持民主党政客,包括克林顿夫妇。虽然他这次参选时已经修正了一些立场,但他绝不是一个传统的保守派共和党人。
最近几次共和党候选人辩论中,试图绝地反扑的竞争对手卢比奥(Marco Rubio)抛弃了他温文尔雅的包装,直指川普为骗子,是披着共和党外衣的民主党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来劫持保守派运动。
小罗姆尼这星期的演讲也是同样的论调,在攻击川普人格的同时强调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共和党选民必须利用一切手段阻击川普,否则党将不党。
尽管川普因为移民难民问题上的言论被人视作极端,来自共和党主流派的这种攻击却正在为他塑造一个政策上的温和派形象,尤其是他屡次声明当选后他会与民主派等各方势力谈判,寻求可行方案,而不是盲目的坚持保守派立场。
如果川普能经受住共和党内部的全力阻击而出线,他的这一形象将有助于大选中争取中间派选民。与戈德华特一样,川普在竞选中吸引了大量的新生力量。今年的共和党初选投票率大幅增长,有很多过去的中间派和民主党人参与。川普虽然本人是富豪、年近七旬,却赢得了众多社会底层和年轻人的支持。现在的民意调查发现川普在东北部民主党领地纽约、新泽西、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等州有相对优势,如果他能夺取几个这样的州,突破传统的共和党L地域,那么民主党将不堪一击。
而上述这些州,恰恰正是共和党上次分裂、整合时所舍弃的地盘。
另一方面,民主党虽然表面上尚且稳定,其实也是危机四伏。今天的民主党基本上是西海岸和东北部的自由派势力与南部黑人和拉丁裔的松散组合。随着工会势力的消失,他们正在失去社会下层白人的支持。这是本届选举中社会主义者桑德斯能够在民主党内掀起波澜的缘故。他们在桑德斯(Bernie Sanders)落败以后可能会试图离开民主党,是川普的潜在支持者。
如果共和党主流实在无法容忍川普的出线,另外推出候选人以第三党或独立身份参选,或拒绝投本党候选人的赞成票,这会引发共和党内部再一次大分裂。民主党的松散联盟也可能随之瓦解,两党将与半个世纪以前那样再度重新组合,形成不同的政治势力。也许,川普版的共和党会更像五十年前的版本,完成历史的轮回。
也许,这样的变革可以催生出实质性的多党竞争,为美国政坛开辟一个崭新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小罗姆尼这次的讲话时从一开始就援引了里根当年支持戈德华特的演讲,却只字未提他老爸几乎同时所作的反对派演讲。他自认为是在承继里根的传统,捍卫共和党的保守价值观。但历史也许会给他开一个玩笑,揭示他真正继承的是他父亲维护一个共和党的现状,而错过新的变革的到来。
(3/5/2016)
米帝囧事
党内初选期间,候选人同室操戈、你死我活。没有参选的其他高层人物如果没有铁杆支持某候选人,往往会做高姿态置身事外,尊重选民的抉择。罗姆尼这样的讲话实属罕见,但他自有他的道理:他认为川普的胜出将是共和党的灾难。
无独有偶,半个世纪以前的1964年,密特·罗姆尼的父亲、密执安州(Michigan)州长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也曾做过一个相似的讲话,重磅攻击当年本党候选人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同样是认为后者会毁了共和党。
共和党在美国代表着所谓的右派保守势力,她的基本理念是小政府、自由市场经济,以及以基督教义为主导的传统价值观。然而,共和党的这个形象其实只是近几十年的产物,历史上的共和党曾经有过多种不同的面貌。及至二战前后,民主党的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连任四届总统,推行政府大举插手经济以摆脱大萧条的“新政”,导致政府权力扩大,迫使在野的共和党走向其反面。但当时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还没有统一的既定政治理念,而只是相对松散的政治联盟。
随着政局的演变,共和党逐渐分成两大派:东北部的自由派倾向于支持新政、认同政府的积极作用,中西部的右派则越来越趋于保守,抵触政府。相应地,民主党也在分化:罗斯福的新政导致南方黑人整体背弃了当初内战时摧毁奴隶制的共和党而转向民主党,促使南方的白人民主党势力转向保守立场。
在这个背景下,西部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戈德华特在1964年异军突起,以毫不妥协的保守立场竞争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他在党内的主要对手是纽约州长洛克菲勒(Nelson Rockfeller),正是东北部“温和自由派”的代表。洛克菲勒本来是主流派,民意领先,但选战前因为个人婚姻问题失去大量支持,为戈德华特提供了机会。
戈德华特不仅毫不留情地抨击政府开支的膨胀和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还在一些争议性很强的社会问题上毫无顾忌地大放厥词,比如支持麦肯锡主义、反对保护黑人权益的民权法案,主张可以考虑动用战术核武器结束越南战争等等,很快赢得了“种族主义者”、“战争狂人”等等大帽子。但戈德华特的强硬、不妥协态度激发了年轻一代共和党人的热情,把他的竞选推成了一场“运动”、“革命”。
共和党的精英阶层一时大哗,认为他不能代表共和党的价值观和形象。他们企图说服前副总统、上届落败于肯尼迪的尼克松(Richard Nixon)参选阻击,后者没有同意。而各种后盘操作始终无法左右选票的力量,戈德华特出乎意料地节节获胜,胜利在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老罗姆尼发表了他的演讲。他直言抨击戈德华特的一系列主张,包括其反对民权法案的立场,是极端右倾,与民众、共和党、国会的大多数意见不符。他并痛心地警告,戈德华特的出线将导致共和党的自杀性毁灭。
戈德华特后来如愿赢得共和党提名,但在大选中惨败于民主党的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只赢得南方少数几个小州。共和党虽然没有因此自杀,却也是经历了一番脱胎换骨。四年以后,尼克松东山再起,实行“南方战略”,整合被戈德华特吸引来的民主党南方保守派,借助民主党因为越战和种族冲突带来的焦头烂额赢得总统席位。(在那场选举中,老罗姆尼在初选中败给尼克松。)
同样是在1964年,就在老罗姆尼抨击戈德华特之际,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的一位影视明星里根(Ronald Reagan)也出来做了个著名演讲。此前里根一直都是民主党人,领导过好莱坞演员工会。这时他受戈德华特感召“弃暗投明”,成为共和党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选择的时候来到了:或者坚持保守信念争取最大自由,或者屈服于专制政府的控制。两年以后,里根当选为加州州长。
1980年,在共和党内屡败屡战的里根终于问鼎白宫,成为现代美国第一位真正的保守派总统。戈德华特竞选时所召集起的新一代共和党人很多成了里根团队的骨干。里根的胜利也标志着共和党在保守理念下重新组合的完成。在那场重组中,共和党彻底失去了东北部,巩固了中西部,吸纳了南方保守势力,在美国版图上占据一个大写的字母L形状。凭借这个坚实的基础,共和党不仅通过布什(Bush)父子两度赢得总统席位,更是长期在联邦议会、州长和州议会等选举中压倒了民主党。
老罗姆尼和戈德华特、里根的论争,归根到底是共和党在维持现状还是彻底创新之间的抉择。戈德华特的选战虽然失败了,但他们赢得了历史的胜利。
五十年之后,今天的共和党内不再有洛克菲勒和老罗姆尼那样的所谓温和自由派,而完全以强硬的保守派为中坚。但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反而再度趋于分裂。近几年兴起的茶党在共和党内部形成一个激进团体,他们集中注意力在通过减税、削减政府开支上,总在找机会发难。里根时期在党内举足轻重的宗教势力则在不断地边缘化,他们也因为其价值观不再被重视而满腹牢骚,试图东山再起。现在也有温和派,不过他们的立场要是在戈德华特时代会属于极右派。
更重要的是,多年的执政经历使得共和党高层也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他们满足于在与民主党对抗中所能赢得的少量、局部成果而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上两届大选中,他们支持的温和派候选人麦肯和小罗姆尼又相继败北。这次选举中,所谓的“体制派”便成为川普、克鲁兹(Ted Cruz)等“反体制”候选人的攻击目标。即便如此,川普所引发的竞选风暴还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揭示共和党内部的矛盾已经达到互不相容的程度,有如半个世纪前的巨变前夕。
的确,川普与戈德华特有很多相像之处。他们都摆出一副对外强硬、对内呼吁大变革的姿态。戈德华特竞选中挖苦过上任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川普这次也直指布什曾经为伊拉克战争撒谎;戈德华特认为战争中可以用核武器,川普则坚持着反恐中需要使用近乎残酷的刑讯手段;等等等等。当然,他们又都被称之为“种族主义分子”。
然而,戈德华特是不折不扣的保守派,他反对的是当时共和党中的自由派势力。川普却正好相反。他一度是民主党人,曾经拥护国家接管医疗保险、堕胎权等左派政策,作为商人还曾长期捐款支持民主党政客,包括克林顿夫妇。虽然他这次参选时已经修正了一些立场,但他绝不是一个传统的保守派共和党人。
最近几次共和党候选人辩论中,试图绝地反扑的竞争对手卢比奥(Marco Rubio)抛弃了他温文尔雅的包装,直指川普为骗子,是披着共和党外衣的民主党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来劫持保守派运动。
小罗姆尼这星期的演讲也是同样的论调,在攻击川普人格的同时强调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共和党选民必须利用一切手段阻击川普,否则党将不党。
尽管川普因为移民难民问题上的言论被人视作极端,来自共和党主流派的这种攻击却正在为他塑造一个政策上的温和派形象,尤其是他屡次声明当选后他会与民主派等各方势力谈判,寻求可行方案,而不是盲目的坚持保守派立场。
如果川普能经受住共和党内部的全力阻击而出线,他的这一形象将有助于大选中争取中间派选民。与戈德华特一样,川普在竞选中吸引了大量的新生力量。今年的共和党初选投票率大幅增长,有很多过去的中间派和民主党人参与。川普虽然本人是富豪、年近七旬,却赢得了众多社会底层和年轻人的支持。现在的民意调查发现川普在东北部民主党领地纽约、新泽西、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等州有相对优势,如果他能夺取几个这样的州,突破传统的共和党L地域,那么民主党将不堪一击。
而上述这些州,恰恰正是共和党上次分裂、整合时所舍弃的地盘。
另一方面,民主党虽然表面上尚且稳定,其实也是危机四伏。今天的民主党基本上是西海岸和东北部的自由派势力与南部黑人和拉丁裔的松散组合。随着工会势力的消失,他们正在失去社会下层白人的支持。这是本届选举中社会主义者桑德斯能够在民主党内掀起波澜的缘故。他们在桑德斯(Bernie Sanders)落败以后可能会试图离开民主党,是川普的潜在支持者。
如果共和党主流实在无法容忍川普的出线,另外推出候选人以第三党或独立身份参选,或拒绝投本党候选人的赞成票,这会引发共和党内部再一次大分裂。民主党的松散联盟也可能随之瓦解,两党将与半个世纪以前那样再度重新组合,形成不同的政治势力。也许,川普版的共和党会更像五十年前的版本,完成历史的轮回。
也许,这样的变革可以催生出实质性的多党竞争,为美国政坛开辟一个崭新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小罗姆尼这次的讲话时从一开始就援引了里根当年支持戈德华特的演讲,却只字未提他老爸几乎同时所作的反对派演讲。他自认为是在承继里根的传统,捍卫共和党的保守价值观。但历史也许会给他开一个玩笑,揭示他真正继承的是他父亲维护一个共和党的现状,而错过新的变革的到来。
(3/5/2016)
米帝囧事
Tuesday, May 31, 2016
大数据时代的美国竞选——桑德斯和克林顿之间的数据囧事
这届美国大选,共和党一方因为商界大亨川普(Donald J Trump)出战并意外地领先群雄而吸引了绝大部分眼球。民主党这边稍逊风骚。虽然他们也有异军突起的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高举起社会主义大旗,但其势头始终无法逼近风头稳健的主流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因此民主党的初选,无论是政见还是辩论,都未能引起广泛注意。
倒是前些天突然发生的一起数据泄露“丑闻”,才让人们醒悟到民主党内部也在进行着激烈的初选博弈。
而这起所谓的丑闻,其实不过囧事一桩。
俗话说,一个人的能力常常体现在他的通讯录上。在与人打交道的政坛和商界,通讯录便是关系网,缺之寸步难行。而在民主选举的社会里,政客的通讯录不只是身边的朋友和敌人,更扩展到广泛的选民:哪些选民有可能对哪些主张支持或反对?哪些选民有可能会在选举日去为自己投一票?更重要的是,哪些选民更有可能为自己的竞选捐款献金?这些至关重要的信息都收集在政客的广义“通讯录”里,或者用现代的语言,数据库里。
前些天的丑闻,便是桑德斯的竞选班子成员“无意间”看到了克林顿班子的“通讯录”,因而“窃取”了对方最宝贵的政治情报。
美国只有总统的选举是全国性的。联邦参议员选举在各州范围举行、众议员在州内划出的选区内进行,而州一级或以下官员的选举则在更小的选区范围进行。在小选区里,候选人及其团队对当地的选民——至少是通常积极投票的那部分选民——有一定的切身了解,比较容易建立直接的联系,说服选民为自己捐款和投票。
这样的“零售式”竞选不适用于全州或全国性的选举。竞选总统更必须学会“批发式”地联系选民。大规模地联系选民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通过媒体广告、演讲、电视辩论等大众传播手段让选民认同自己;其二是组建庞大的竞选机构,发动大量的代言人和志愿者在各州各地为自己联络选民。如同战场,前者通常被称为“空中作战”,而后者则是“地面作战”。为了取胜,两者不可或缺。
“空战”为人熟知,它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候选人的知名度、媒体形象和为了支付巨额广告费用的筹款能力。“地面作战”则相对隐蔽,比较不引人注意。其实,竞选中更多的人力物力是投入在地面部队。毕竟,选战的胜利最终取决于一个个的选民被说服成为自己的支持者,并在选举时为自己投出他们手中的那一票。
全国性的选举选民数量巨大,不可能漫天撒网去争取每一个选民,即使能做到也是浪费资源。有效的地面作战是知己知彼、有的放矢的运作,即对各选区、居民区的选民诸如政治倾向、关心的问题、参与热情等等基本情况事先有充足的了解,然后遴选可争取的对象,有针对性地进行游说、动员。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收集整理、不断更新大量琐碎的选民信息,加以各种数据分析手段,使之成为有效实用的工具。这正是当前“大数据”时代的拿手好戏。
最早在竞选中运用大数据技术的是这行业中的职业操作手。他们不是政客,而是在每个选举期时选择合适的候选人,加入其竞选阵营提供民意调查和数据分析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因为他们的贡献,候选人的多数决策不再是靠直觉或猜测,而是在以数据支持的基础上做出,即根据确实情报来调整候选人的演讲措辞、辩论策略以及日程安排——去什么地方访问、会见哪一部分选民等等。
久而久之,这些职业咨询人各自积累了大量的选民资料,拥有相当规模的“通讯录”,成为竞选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更是候选人不惜重资聘请的专家。2004年,共和党的布什总统在不利的形势下险胜民主党凯瑞的挑战,以极其微弱的优势获得连任。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共和党旗下的咨询专家对选民信息的掌握和因此对竞选资源的有效分配。
痛定思痛,民主党在2005年决定建立他们自己的竞选大数据运作。与他们推崇集体协同的政治理念相符,民主党认为他们可以比共和党更高出一筹,在党内采用“民主集中制”:建立统一的选民“通讯录”,为该党所有候选人服务。每次选举开始时,每个候选人都会得到一份党部所掌握的最及时、详尽的选民信息数据库。党内初选期间,各候选人在此基础上各自进行自己的选民调查、访问、游说、动员等行动,其间所掌握的选民信息归自己所有,对其他候选人保密。一旦选举结束,所有这些信息全部上交,由党部汇总对统一的数据库进行修正和更新,形成新的版本供下一轮选举候选人使用。
这一资源共享的安排卓有成效。民主党在2008和2012两届大选中,在大数据的运用上已经超过共和党。他们党内初选结束后,所有候选人所收集到的数据均汇总提供给胜出的提名人,全党在资源上得以团结一致对外,为奥巴马两次赢得总统席位立下汗马功劳。尤其是2012年,奥巴马与罗姆尼的选战非常接近,最后结果取决于俄亥俄等一两个摇摆州,而这些州的结局又取决于其中几个摇摆选区,甚至是几个小镇。民主党的数据库精确地预测了几个关键选区在选举前夕的走向,引导奥巴马派出大批人马到那里走家访户,敦促、协助己方支持者前往投票站投票。正是这样的地面部队确保了那次选战的获胜。
民主党的这一战略决策在技术层面的具体实施上却也不是没有漏洞。为了数据共享和汇总的方便,民主党将他们的数据库外包给一家技术咨询公司,要求所有候选人自己的操作都在该公司的平台上进行。党内初选期间,各候选人在统一的数据库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数据空间,它们之间由安全系统设立“火墙”隔离,互相之间无法串访。
今年12月18日,该技术公司在更新软件系统时意外地导致安全系统失效。在一个几十分钟期间,候选人的数据之间暂时不再有隔离。桑德斯竞选班子的成员因此看到了克林顿竞选班子所收集、分析的一部分数据文件。
克林顿竞选班子的人很快获知这一消息,大骇,立即举报指控桑德斯的人使用了黑客手段偷窃他们的私密情报,大有“水门事件”再现的架势。民主党党部风声鹤唳,干脆利落地冻结了桑德斯人员在整个系统的帐号,导致他们无法存取自己的数据材料,竞选行动几近瘫痪。舆论一时大哗。
桑德斯诉诸法庭,控告民主党党部,终于迫使对方在48小时后恢复了他们对自己数据资料的使用权。同时,他也在随后的民主党候选人辩论会上当众向克林顿道歉,并解雇了在该事件中负有直接责任的三名助手。似乎很快地平息了这场纠纷。
然而在幕后,波动还在继续。桑德斯的助手坚持他们是无辜的,只是在发现系统故障后想核实情况准备向党部报告,并没有盗用克林顿资料的企图。他们认为党部不分青红皂白冻结他们的帐户的行为才是对竞选行动的最大祸害,是党部偏袒克林顿一方的又一表现。(克林顿夫妇在民主党内根深蒂固,无论是党部还是那家管理民主党数据库的咨询公司高层都有很多是他们夫妇俩的旧部。)
2015年可以说是美国的数据安全灾年,从联邦政府到商界巨头都曾因为计算机系统的疏漏或被攻击造成多起重大数据外泄事件。克林顿本人一直无法摆脱她在国务卿任期内使用私人电邮帐户处理政府事务的不当行为的阴影。相比之下,民主党内部数据库管理中出现的纰漏并不是什么大事。但也正是这么一件囧事,又一次提醒人们大数据时代的威力和风险。
(12/29/2015)
米帝囧事
倒是前些天突然发生的一起数据泄露“丑闻”,才让人们醒悟到民主党内部也在进行着激烈的初选博弈。
而这起所谓的丑闻,其实不过囧事一桩。
俗话说,一个人的能力常常体现在他的通讯录上。在与人打交道的政坛和商界,通讯录便是关系网,缺之寸步难行。而在民主选举的社会里,政客的通讯录不只是身边的朋友和敌人,更扩展到广泛的选民:哪些选民有可能对哪些主张支持或反对?哪些选民有可能会在选举日去为自己投一票?更重要的是,哪些选民更有可能为自己的竞选捐款献金?这些至关重要的信息都收集在政客的广义“通讯录”里,或者用现代的语言,数据库里。
前些天的丑闻,便是桑德斯的竞选班子成员“无意间”看到了克林顿班子的“通讯录”,因而“窃取”了对方最宝贵的政治情报。
美国只有总统的选举是全国性的。联邦参议员选举在各州范围举行、众议员在州内划出的选区内进行,而州一级或以下官员的选举则在更小的选区范围进行。在小选区里,候选人及其团队对当地的选民——至少是通常积极投票的那部分选民——有一定的切身了解,比较容易建立直接的联系,说服选民为自己捐款和投票。
这样的“零售式”竞选不适用于全州或全国性的选举。竞选总统更必须学会“批发式”地联系选民。大规模地联系选民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通过媒体广告、演讲、电视辩论等大众传播手段让选民认同自己;其二是组建庞大的竞选机构,发动大量的代言人和志愿者在各州各地为自己联络选民。如同战场,前者通常被称为“空中作战”,而后者则是“地面作战”。为了取胜,两者不可或缺。
“空战”为人熟知,它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候选人的知名度、媒体形象和为了支付巨额广告费用的筹款能力。“地面作战”则相对隐蔽,比较不引人注意。其实,竞选中更多的人力物力是投入在地面部队。毕竟,选战的胜利最终取决于一个个的选民被说服成为自己的支持者,并在选举时为自己投出他们手中的那一票。
全国性的选举选民数量巨大,不可能漫天撒网去争取每一个选民,即使能做到也是浪费资源。有效的地面作战是知己知彼、有的放矢的运作,即对各选区、居民区的选民诸如政治倾向、关心的问题、参与热情等等基本情况事先有充足的了解,然后遴选可争取的对象,有针对性地进行游说、动员。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收集整理、不断更新大量琐碎的选民信息,加以各种数据分析手段,使之成为有效实用的工具。这正是当前“大数据”时代的拿手好戏。
最早在竞选中运用大数据技术的是这行业中的职业操作手。他们不是政客,而是在每个选举期时选择合适的候选人,加入其竞选阵营提供民意调查和数据分析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因为他们的贡献,候选人的多数决策不再是靠直觉或猜测,而是在以数据支持的基础上做出,即根据确实情报来调整候选人的演讲措辞、辩论策略以及日程安排——去什么地方访问、会见哪一部分选民等等。
久而久之,这些职业咨询人各自积累了大量的选民资料,拥有相当规模的“通讯录”,成为竞选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更是候选人不惜重资聘请的专家。2004年,共和党的布什总统在不利的形势下险胜民主党凯瑞的挑战,以极其微弱的优势获得连任。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共和党旗下的咨询专家对选民信息的掌握和因此对竞选资源的有效分配。
痛定思痛,民主党在2005年决定建立他们自己的竞选大数据运作。与他们推崇集体协同的政治理念相符,民主党认为他们可以比共和党更高出一筹,在党内采用“民主集中制”:建立统一的选民“通讯录”,为该党所有候选人服务。每次选举开始时,每个候选人都会得到一份党部所掌握的最及时、详尽的选民信息数据库。党内初选期间,各候选人在此基础上各自进行自己的选民调查、访问、游说、动员等行动,其间所掌握的选民信息归自己所有,对其他候选人保密。一旦选举结束,所有这些信息全部上交,由党部汇总对统一的数据库进行修正和更新,形成新的版本供下一轮选举候选人使用。
这一资源共享的安排卓有成效。民主党在2008和2012两届大选中,在大数据的运用上已经超过共和党。他们党内初选结束后,所有候选人所收集到的数据均汇总提供给胜出的提名人,全党在资源上得以团结一致对外,为奥巴马两次赢得总统席位立下汗马功劳。尤其是2012年,奥巴马与罗姆尼的选战非常接近,最后结果取决于俄亥俄等一两个摇摆州,而这些州的结局又取决于其中几个摇摆选区,甚至是几个小镇。民主党的数据库精确地预测了几个关键选区在选举前夕的走向,引导奥巴马派出大批人马到那里走家访户,敦促、协助己方支持者前往投票站投票。正是这样的地面部队确保了那次选战的获胜。
民主党的这一战略决策在技术层面的具体实施上却也不是没有漏洞。为了数据共享和汇总的方便,民主党将他们的数据库外包给一家技术咨询公司,要求所有候选人自己的操作都在该公司的平台上进行。党内初选期间,各候选人在统一的数据库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数据空间,它们之间由安全系统设立“火墙”隔离,互相之间无法串访。
今年12月18日,该技术公司在更新软件系统时意外地导致安全系统失效。在一个几十分钟期间,候选人的数据之间暂时不再有隔离。桑德斯竞选班子的成员因此看到了克林顿竞选班子所收集、分析的一部分数据文件。
克林顿竞选班子的人很快获知这一消息,大骇,立即举报指控桑德斯的人使用了黑客手段偷窃他们的私密情报,大有“水门事件”再现的架势。民主党党部风声鹤唳,干脆利落地冻结了桑德斯人员在整个系统的帐号,导致他们无法存取自己的数据材料,竞选行动几近瘫痪。舆论一时大哗。
桑德斯诉诸法庭,控告民主党党部,终于迫使对方在48小时后恢复了他们对自己数据资料的使用权。同时,他也在随后的民主党候选人辩论会上当众向克林顿道歉,并解雇了在该事件中负有直接责任的三名助手。似乎很快地平息了这场纠纷。
然而在幕后,波动还在继续。桑德斯的助手坚持他们是无辜的,只是在发现系统故障后想核实情况准备向党部报告,并没有盗用克林顿资料的企图。他们认为党部不分青红皂白冻结他们的帐户的行为才是对竞选行动的最大祸害,是党部偏袒克林顿一方的又一表现。(克林顿夫妇在民主党内根深蒂固,无论是党部还是那家管理民主党数据库的咨询公司高层都有很多是他们夫妇俩的旧部。)
2015年可以说是美国的数据安全灾年,从联邦政府到商界巨头都曾因为计算机系统的疏漏或被攻击造成多起重大数据外泄事件。克林顿本人一直无法摆脱她在国务卿任期内使用私人电邮帐户处理政府事务的不当行为的阴影。相比之下,民主党内部数据库管理中出现的纰漏并不是什么大事。但也正是这么一件囧事,又一次提醒人们大数据时代的威力和风险。
(12/29/2015)
米帝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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