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物理学家的万米长跑和玻色-爱因斯坦凝聚

物理学家康奈尔（Eric Cornell）即使年轻时也不是什么运动健将，只能说是一个俊秀的文弱书生。他1961年出生时父母都是斯坦福大学的研究生，其后便在大学校园环境中长大。他是在人到中年之后才对跑步感兴趣的。他任职的科罗拉多（Colorado）大学所在的伯德市每年春夏之交举行著名的“大胆伯德”（Bolder Boulder）万米竞赛，他一年不拉地参加。几次跑下来，他发现可以达到一个不大不小的目标：让自己的万米长跑成绩（以分钟计算）低于自己的年龄。2004年之际，当时42岁的他跑出了50分47秒的成绩。那时他正值壮年，跑步成绩在提高，同时年龄也在增长，可以说达到他的目标是指年可待了。然而，就在那年十月份，他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折。

玻色-爱因斯坦凝聚

笔者认识康奈尔的时候大约是1990年代初。那时我还在物理学界做博士后，有个机会到意大利参加一次别致的学术会议。之所以别致，是因为其人员组成很有意思。会议规模不大，只有三四十人，却涵盖了物理学界几乎所有领域。从天体物理、高能物理到凝聚态均荟萃一堂。会议的主题是讨论玻色-爱因斯坦凝聚，或更确切地说，是在哪一个领域可以率先直接观察到这个奇特的物理现象。

还是在量子力学初具规模的1920年代初期，印度一位名不见经传的物理教师玻色（Satyendra Nath Bose）写了一篇论文，认为量子论中的光子与经典概念中的粒子不同：如果多个光子处在同样的量子态上，它们之间会没有区别、不可分辨。因此它们遵从一种特殊的统计分布。虽然玻色用他的新统计思想成功地推导出当时令所有人头疼的普朗克辐射定律，他的论据是如此地离经叛道以至于其论文被所有的科学期刊拒绝。无可奈何的玻色把论文直接寄给了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寻求支持。爱因斯坦如获至宝，不仅亲自将玻色的论文从英文翻译成德文，推荐给当时最权威的德国物理杂志，而且自己还写了一篇论文推广了玻色的理论，要求同时发表。爱因斯坦认为玻色的新统计不仅适用于光子，而且适用于原子，是量子力学中所有粒子都应该遵从的统计规律。（当时还没有发现自旋和泡利不相容定律。量子世界中的粒子最终会被分成两类：符合上述统计的——自旋为零或整数的——玻色子和另一类自旋为分数值的费米子，后者遵从与玻色统计不同的费米统计。）

玻色统计最有意思的便是粒子的不可分辨特性。如果有大量的粒子处在同一个量子态上，这些粒子将不再是一个一个的单独粒子，而成为一个怪异的整体。有人把这个整体称作是“超原子”，但一般就直接叫作“玻色-爱因斯坦凝聚体”。在通常条件下，原子只有在气体状态时才可以忽略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而进行统计分析。但气体温度很高，原子按照其动能分布在不同的能量态上，并不能实现玻爱凝聚。一旦降温，气体变成液体乃至固体，其间相互作用显著，便失去了进行统计分析的前提。因此，玻色和爱因斯坦的这个预言提出70多年间虽然一直被高度重视，却也无法直接验证。

间接的证据却有很多。大家最为熟悉的是超导体：某些金属在一定温度之下可以在传导电流时没有任何阻抗。电流是通过电子的运动传导的，虽然电子自旋是分数，属于费米子，本来与波爱凝聚扯不上关系，但两个电子可以通过金属体内原子排成的晶格作用构成一个“电子对”。这样的电子对的总体自旋或者为零（两个电子的自旋相互抵消）或者为一（相互叠加）都是整数，因此为玻色子。在低温下，大量的电子对进入波爱凝聚状态成为一个整体，便是实现无阻尼的超导现象的内在根源。但这样的电子对并不是能够直接观测的实体——形成电子对的两个电子之间的实际距离往往比金属内电子之间的平均距离大很多。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只是一个数学模型，无法对波爱凝聚态做直接的观察研究。

与超导相类似的是液氦的超流现象。我们知道的所有元素在温度从高到低的降温过程中都会经历气态到液态到固态的状态变化，只有氦除外。氦原子之间的吸引力非常小，原子本身又非常轻，即使把温度降到接近物理上可能的最低温度——绝对零度（摄氏零下273度）——氦仍然呈现于液态。只有在这样的极低温时再施加很强的压力才能使得氦冻成固态。就在这接近绝对零度的极低温下，液氦会突然进入超流状态——其液体流动时没有任何粘滞阻力。通常所说的氦是原子数为4（氦-4）的玻色子，其超流相变的确很可能就是波爱凝聚的结果。但遗憾的是，液态的氦显然不是统计力学里喜欢采用的“理想气体”。虽然氦原子之间作用力极弱，但还远远不是没有相互作用，不能直接应用波爱统计理论。确实，对超流状态下的液氦做中子散射实验时发现其中处于波爱凝聚态的原子大概只占全部原子的百分之十左右，而这时几乎百分之百的液体都已经处于超流状态。（氦还有一种原子数为3的同位素，是费米子。氦-3也会进入超流状态，但需要比氦-4更低得多的温度。作为费米子的氦-3也是通过类似超导中的电子对那样的“配对”机制实现这个相变的。）

还有众多的更为间接的波爱凝聚范例。那个会议上最热门的是一位教授对半导体材料中某种激发子的测量，认为他观测到了激发子的波爱凝聚。激发子不是真正的物理实体，也属于数学模型。因此虽然其结果很有意思，却也没有被完全认可为对波爱凝聚的直接观察。而其他专家们更是百花齐放，从物理学各个领域阐述对这一神秘现象的探测。最有意思的一位宇宙学家，上来就说不明白你们这些人费这么大功夫在这里吵个啥。他们早就明确知道我们所赖以生存的宇宙本身就是一个波爱凝聚体。

但无论如何，对波爱凝聚最理想的观测状态还是近似于理想气体的稀薄气体状态，也就是需要在保持气态的情况下将气体降温到接近绝对零度的极低温。激光制冷便是为此设计的一个实验手段。

激光制冷

康奈尔那时和笔者一样是博士后，刚从麻省理工学院（MIT）毕业不久到科罗拉多大学工作。我们会上会下经常在一起。他个子不是很高，但瘦长清秀，非常健谈。在大学期间，他曾经花了近一年时间到中国大陆和台湾教英语并借机学习中文，试图以此为业。但所幸的是他最终还是回到了物理学领域。因为是小字辈，会议没有安排他发言。他所从事的激光制冷领域是由他原来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导师介绍的。因为大会上的介绍比较过于抽象，康奈尔在一次吃饭时间坐下来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了个简图，专门给笔者开了个小灶。

在通常情况下，热量是通过传导、对流、蒸发和辐射等手段传输。让一个物体降温便需要将其所含有的热量传输出来。当物体的温度降到一定程度，这些手段都会逐渐失去效用。对流是流体内部的热量传递，与降温关系不大。低温的物体几乎没有热辐射。蒸发虽然总是存在的，但蒸发在带走热量的同时会失去一部分已经降温的材料，因此不能作为降温的主要手段。传导更是不可能：在极低温的情况下，实验材料的温度比外围容器要低得多。传导只能导致其温度升高，因此需要避免或减小。在这样的条件下，激光制冷几乎成为唯一的途径。

激光是因为频率同一而聚集性能非常好的光束，可以将强大的能量集中在很小的地方。因此激光在工业界有很多应用途径，甚至可以制成武器摧毁敌方的导弹等目标。正因为如此，用激光来制冷似乎是南辕北辙。然而，激光制冷的原理也正在于激光传输能量的定向性和可调性——激光可以提供大量步调一致、特定频率的光子。

早先，玻尔（Niels Bohr）在构造其原子结构的经典模型时曾假设原子只能吸收和发射特定频率的光。爱因斯坦更进了一步，认为那是原子与带有特定能量的单个光子相互作用的结果，并据此奠定了量子世界中原子与光相互作用的机理——原子通过不断地吸收和发射光子与周围的电磁环境达到热平衡。但能够与原子实现相互作用的只是那些频率与原子能级跃迁共振的光子。也就是说，光子的频率必须与原子的两个状态之间能量差相同时才能被原子吸收或发射，其它频率的光子则只能与该原子“擦肩而过”。

也还是爱因斯坦首先指出，光子虽然质量为零，却仍然具有动量，其动量大小与能量一样取决于光的频率。当原子吸收光子时，除了得到光子的能量，还得到光子的动量。动量与能量不同的是它具有方向性，因此不是简单的相加。原子本身也在运动，如果光子从后面追上原子，被吸收后就像从后面推了原子一下，原子本身的速度会稍微增大一点。反之，如果同样的光子迎面撞上原子，原子受到阻碍，速度便会减低一点。因为原子的质量很大，从光子那里获得的动量几乎微不足道，所以速度的改变是微小的。然而集腋成裘，如果一个原子屡屡被光子迎面相撞而吸收，原子的速度便会逐步减小。因为速度正是其热运动的表现，速度的降低便意味着温度的下降。

不过原子本身的热运动是随机的。如果光子来自一个方向，有的原子会被迎面相撞，有点则就被从后面推上一把。这样有的被减速，有的则被加速，并不能达到整体的降温效果——除非原子只能吸收迎面来的光子而对后面追上来的光子置之不理。

恰巧的是，这也是能够做得到的。

学过中学物理的人都知道多普勒效应：如果一辆火车鸣笛开行，其到来时汽笛声会比较尖利，离去时汽笛声却会比较低沉。当然火车的汽笛本身并没有改变，但站台上的人听到的汽笛发出声音的频率却因为相对运动而改变了。光和声音一样具有波动性，也会产生多普勒效应。当原子与发光的光源有相对运动时，原子所“看到”的光子频率并不是光子的固有频率，而是因为原子与光源之间的相对运动而改变了的频率。原子“看到”的迎面而来的光子会因为原子朝向光源运动频率提高。反之，后面追来的光子频率则降低。这样，如果把作为光源的激光调整一下，使其发出的光子的频率并不与原子共振，而是比共振频率略低一些，但恰恰在与原子迎面相撞时因为多普勒效应正好与原子共振。反之，与原子同一方向运动的光子频率会因为多普勒效应更远离了共振频率。这样原子就会只吸收迎面而来的光子了。

当然，以上描述的是理想状况。实际上，原子本身的速度和光子的频率都有一定的分布，它们之间并不是绝对的是否能吸收，而是吸收的可能性大小不同。通过微调激光的频率，可以做到原子吸收迎面而来的光子的几率远大于吸收后面追来的光子的几率。这样，原子每吸收光子一次，便因为撞击而减速一次。长期积累，其速度越来越小，也就是温度越来越低。

原子吸收光子后会自发或受激发射出光子回到基态，这样才可能再度吸收光子。原子发射光子时会因为动量守恒而反弹，也会改变速度。如果发射的光子方向与原子运动方向一致，反弹的效果也是减速。反之则会令原子加速（变热）。因为发射光子时方向是随机的，其效果平均下来相互抵消，并不影响整体的降温效果。

在1990年代初期，激光制冷的技术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历史。那时物理学家不仅能使用激光把原子的速度降得很低，还能“锁定”单个原子，用激光束控制它的运动，随心所欲地牵着其鼻子转悠。但在稀薄气体状态同时降温大量的原子令其发生波爱凝聚还是一个新课题。

康奈尔当时正在设计这样的一个装置。他准备用电磁场将大量铷原子以稀薄气体状态悬浮在空中，不与任何容器接触。然后用多束激光同时以计算好的角度照射，在各个方向都有光子去撞击中间的原子。这样，一个个原子的热运动速度被逐渐减慢。他的设计还可以在最后时刻“打开盖子”，让比较热的原子蒸发出去，这样剩下的原子便都是极低温的气体，正是实现玻爱凝聚的理想材料。

会议的最后一天是自由发言，与会者济济一堂，争先谈论会议中提出的一些热门话题。笔者注意到旁边的康奈尔坐立不安。他一会儿在纸上写着画着，一会儿低头默默地念念有词，跃跃欲试地想举手发言。但最后还是放弃了。通过激光制冷原子气体来达到波爱凝聚的想法也没有人在那会上认真提及。

人生变故

那次会议过去几年之后，笔者已经告别了学界开始IT打工生涯，与物理学渐行渐远了。1995年，康奈尔的大名上了新闻，他设计的实验获得了巨大成功，把铷原子冷却到了170纳度以下。那是人类所知的世界里从来没有达到过的低温，距离绝对零度只有1.7/10000000度的距离。在那个温度以下，他们观测到处于零动量附近的铷原子数目突然大幅增加，形成一个醒目的团体——正是人们等待了70来年的波爱凝聚体。当时，康奈尔年仅33岁，正值新婚燕尔。

这一成就是如此辉煌，仅仅6年以后，康奈尔和他的合作者卡尔·威曼（Carl Wieman）以及另一位同期实现了波爱凝聚的物理学家就荣获了2001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在这之前，朱棣文（Steven Chu）和另外两位物理学家已经于1997年因为在激光制冷技术上的贡献获得了诺贝尔奖。）

康奈尔获得诺贝尔奖时才刚刚人到中年，正是春风得意之时。但他不久却厄运临头。

三年后——也就是他在万米竞赛中跑出最好成绩的2004年——的一天，康奈尔突然觉得左肩膀疼痛难忍，不得不去医务室检查。那里的医生没发现什么问题，给了他一点止痛药和一个吊带，让他自己挂起胳膊、冰敷了事。第二天他痛得晕了过去，被送进急救室。找不到病因的医生不得不紧急实施手术切开他的肩膀，意外地发现里面大片的肌肉已经死亡。那是一种非常罕见的食肉细菌的杰作。对这种细菌的侵蚀没有治疗手段，唯一的办法是切除已经感染的部分以阻止进一步恶化。医生切除了他的左手臂，又进一步切除了肩关节，然后是切除锁骨和肩胛骨，才看见健康的肌肉。最后，他们还不得不从腿上切下健康的皮肤来缝合失去了整个肩膀的巨大伤口。但幸运的是，他的命保住了。

康奈尔手术后两个半星期才从昏迷中醒来。他几乎无法自主呼吸，不得不施行气管切开术。更不能自己坐起来。但他保持了乐观和坚强的精神，一步一步艰难地走上康复的道路。

虽则九死一生，康奈尔还是很快就回到了他的实验室，继续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他的左臂不见了，整个身体失去了平衡而不得不很别扭地向右倾斜。但他还是没有忘记他的梦想。手术后才七个月，他便再一次出现在“大胆伯德”的跑步者行列里。只是他没能真的跑，而是陪同他当时8岁的女儿一起走下了那一万米的征途。他们总共花了2个小时。

三年之后，已经46岁的他又跑出了53分35秒的好成绩。下一年——2009年——他进步到52分43秒，又一次看到了实现梦想的希望。

但希望并不一定意味着成功。也许因为他的跑步姿势过于怪异——他说，如果我跑步的样子把别人吓着，那就让他们见鬼去吧——他的膝盖和脚跟陆续出现伤痛，成绩开始下降。2010年他的成绩是1小时5分51秒。

然而，2011年，49岁的他跑出了50分5秒，超越了过去的最好成绩。2012年，50岁的康奈尔成绩是49分41秒，一举实现了年轻时的目标。

他也没有就此满足。今年，2013年5月27日，51岁的他再次跑出49分47秒的成绩。


同时，物理学界对波爱凝聚的研究也在不断地取得进展。凝聚体不再局限于康奈尔的那少得可怜的铷原子气体。科学家们陆续用多种不同的原子气体实现了波爱凝聚。1999年，光子的波爱凝聚——玻色最初研究的粒子——也被观察到。2003年又实现了分子气体的波爱凝聚。其后不久，在由费米子构成的气体里也观测到了（通过“配对”机制实现的）波爱凝聚。这一历史悠久的理论预测已经成为物理世界的普遍现实。

(2011年7月24日初稿、2013年5月28日修改、补充）


科普、人物

探求薛定谔之猫而得到的诺贝尔奖

近一个世纪以前，物理学家开始探索神奇的微观量子世界，相继发现了一些匪夷所思的现象。其中之一是波粒二相性，即微观粒子同时呈现粒子和波动的特性：它们可以同时在不同的地点出现，或同时占据不同的能量态。因为这样的行为与我们日常所熟悉的经典世界格格不入，这两个世界之间是否存在确定的分界线，又是如何相互影响的便成为一个难题。

为了解释这些新现象，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Niels Bohr）等人在1920年代中期逐步发展出一套系统的理论：在纯粹量子世界中，粒子的状态完全由其波函数描述，波函数的平方值决定该粒子在某处出现的几率。我们对这个微观世界的观察和测量是通过经典世界的仪器进行的，只能测量到经典意义上的性质，而无法直接观测波函数及其演变。只有在对大量的重复实验结果做统计分析才能得到量子世界原有的几率发布。这便是量子力学的“哥本哈根诠释”。

比如一个具备放射性的原子会在某个时刻自发地放射出某种粒子而衰变成其它原子。我们在对大量同种原子的衰变过程观测后可以知道其衰变的速度（半衰期）。但对任何一个单个原子，我们只能知道它有一定几率会发生衰变，却无法确知它是否会在一个特定的时刻衰变。在量子理论中，这个原子处于一种“既衰变又没有衰变”的状态——其波函数是衰变态和未衰变态的叠加。两个态的相对比重决定其在该时刻发生（或不发生）衰变的几率。

而我们用经典世界的仪器观测这个原子时，在任何时刻都只能看到它或者尚未发生衰变，或者已经衰变了，无法看到所谓“既衰变又未衰变”的状态。在哥本哈根诠释中，这样的结果是经典世界和量子世界接触时的必然结果。量子世界的原子的波函数在被经典世界仪器观察时发生了“塌缩”：从原来的叠加态变成了其中的某一个态。而这个塌缩是瞬间完成的，其过程本身亦无法观测。

这个理论从一开始便引起许多著名物理学家的怀疑和挑战。1935年，说过“上帝不掷骰子”名言的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便与同行一起设想了一个在这个诠释中可能出现超光速而破坏因果关系的假想实验（即EPR悖论）。其后不久，薛定谔（Erwin Schrodinger）在与爱因斯坦讨论后提出了一个更为简明的假想实验，也就是著名的“薛定谔之猫”：设想在一个封闭的箱子里有一只猫和一个放射性原子，原子衰变时放射出的粒子可以将箱子里的一个毒气瓶打开，将猫毒死。这样，原子是否衰变与猫的生死变得息息相关，成为统一状态。我们打开箱子时，猫可能死了（原子衰变了）也可能活着（原子尚未衰变）。然而无论是死是活都只是打开箱子观察的那一瞬间猫和原子波函数塌缩的结果。在那之前，猫与原子一起却是处于“既死又活”的状态中。

薛定谔这一假想实验的意义在于把量子世界的原子与经典世界的猫直接地栓到了一起，或者说两个世界的状态发生了耦合或“纠缠”。这使得哥本哈根诠释的前提——两个世界有着泾渭分明的行为——变得模糊可疑。如果说人们对量子世界中的奇特现象比较容易接受的话，没有人会认可经典世界的猫也能处于一种既死又活的荒唐状态。


当然，物理不是哲学的思辨。几十年来，物理学家在对此问题百思不得其解的同时更加致力于将这个假想实验付诸实施，在一些不同的领域实现了与薛定谔之猫等价的物理真实。这些努力中的两个突出例子便是2012年诺贝尔物理学奖的获奖工作。

诚然，我们现在还没法在一个箱子里存放单个的反射性原子并让其放射出的粒子打开一个有毒气的瓶子。（更何况那会激怒所有的爱猫人士和动物保护者。）所谓经典世界与量子世界的耦合或纠缠还只能在很小的尺度，也就是介于微观和宏观之间的“介观世界”（mesoscopic）中实现。

美国科罗拉多（Colorado）大学和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的大卫·维因兰德（David Wineland）教授的研究组采用的是带正电的铍离子。他们通过激光制冷等手段把单个的铍离子“锁定”在一个电场势阱里，只允许它在势阱里做轻微的振动。由于铍原子质量相对较大，这样的振动基本上不具量子特征，相对于经典世界的“猫”。同时,铍离子中的电子在激光的激发下可以在两个邻近的能级之间跃迁，或被调制为处于同时具备两个能级的叠加态上，这便相当于量子世界的放射性原子。他们用一连串不同频率的激光“操纵”这个离子，先让它进入量子的叠加态，然后将这个叠加态与离子本身的振动耦合起来，便实现了经典和量子两个世界的“纠缠”。

法国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赛尔日·阿罗什（Serge Haroche）教授则反其道而行之。他们将少量的光子引入两面金属铌制成的镜子之间。在极低的温度下，光子与周围环境几乎没有作用，镜子因为成为超导体能够完全反射光子。这样，光子可以在两个镜子之间来回反射达100多微秒的时间不被吸收。它们在这相距大约3厘米的两个镜子之间的运动成为这个实验设计中的经典世界部分（猫）。同时，阿罗什让一个处于高激发态的铷原子穿过光子的路径。因为频率的差异，铷原子无法吸收该光子，但能在与光子的碰撞过程中与光子所处的态实现耦合或纠缠。当铷原子被调制成处于两个高激发态的叠加态时，光子与其纠缠后便成了薛定谔之猫。

这两个实验不仅能够制备出相当于薛定谔之猫的“经典”与量子世界的纠缠态，还可以对这种态进行动态的测量。测量的方式与制备本身相同。美国的实验用激光再次照射处于纠缠态的离子，而法国的实验则将另一个相同的铷原子送入光子的路径，获取纠缠态的数据。

阿罗什在法国的实验中还发现，他们那些处于纠缠态的光子并不稳定。因为镜子表面不是理想的反射面，某些光子会因为散射逃出。而即使有一个光子逃逸，都会令剩下的光子失去纠缠。在宏观世界中，一只真正的猫由无数的原子分子组成，几乎没有可能让它们保持在同一纠缠态上。因此，现实的薛定谔之猫大概是无法实现的。

但在这些实验中，阿罗什却发现通过改变制备和观测的两个铷原子进入光场的时间差，他们可以测量到光子失去纠缠的经过。在他们的实验中，叠加态的塌缩并不是哥本哈根诠释中所描述的“瞬时”作用，而是有一个明确的衰减过程。这种衰减在物理上叫做“去相关”过程，与瞬时的塌缩概念相对。类似的衰减过程也在维因兰德的离子实验中观测到。


维因兰德和阿罗什的实验都打破了原始的哥本哈根诠释为量子测量规定的条条框框。他们不仅在原子和光子作用的领域实现了等价于薛定谔之猫的场景，并通过对这些原子和光子的操纵得以直接研究这一状态的演化过程。因此，诺贝尔奖委员会认为他们做到了在此之前被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打开了实验量子物理的一个崭新时代的大门。

（2012年10月16日）

科普

美国的选票长什么样？

经常有人好奇地询问美国的选票长什么样。其实这个问题没有标准的答案，因为美国的选举是由地方自主、分别举办的：联邦、州、郡以及学区、商业区等等各级政府的官员、议题都集中在一张选票上，因此每个选区的选票都有不同的内容。选票的形式也因地而异，采用不同的设计和技术手段。

2000年大选时因为布什（George W. Bush）和戈尔（Al Gore）的总统选举结果有争议，在佛罗里达（Florida）州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人工查票，让全世界见识了一次当时美国选票设计上的落后和混乱，成为众人取笑对象。在那之后，全国各地都曾投资改进投票系统，技术上有了一定的标准化，但地方差距仍然很明显。

笔者所在的科罗拉多（Colorado）州今年是大选年第一次采取完全通讯投票制度。所有登记的选民都会提前通过邮局收到正式选票，自己在家填写好后在选举日之前到指定的投票点递交或者通过邮局寄达，不再采用现场投票机。这里就给大家看看笔者收到的选票所长的样子。

选票由笔者所在的道格拉斯郡寄来，其中的选票便是当地选区的选举内容。选票类似学校里的多项选择测验卷，选民在自己的选择项里将方框用笔涂黑。今年的选票有正反两面，一面是各级政府官员选举，另一面则是公投法案。

选票本身是无记名的。但邮寄（或投递）选票的信封背面有选民名字并要求投票人签名，以便统计、核查。收集到的选票用机器扫描计数汇总。选票本身会妥善存档，以备必要时人工复查。

选票正面第一部分是联邦（Federal）政府选举。

首先是总统选举人（Presidential Electors）的抉择，这是大选年的重头戏。美国总统是间接选举，选民推选选举人，然后他们投票选举总统。但现在选票上已经不再列举实际的选举人，而是直接以总统、副总统候选人的名字和他们所属的党派列出，以上次州长选举时所属党派的得票数目多少为序。

这次大选科罗拉多州一共有22对各党派及无党派候选人获得了上选票的资格。除了大家熟悉的民主党、共和党，以及自由主义党和绿党以外，还有一大堆五花八门的政党在参与。中国的读者可能会特别注意到其中包括“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社会主义和解放党”（Socialism and Liberation）和“美国社会主义党”（Socialist USA）等等。候选人名单的最后还有一栏供选民填写自己中意但不在名单上的候选人名字（Write-in）。

其次是联邦参议员（United States Senator）选择。今年科州的两位参议员只有一位面临选举（参议员任期六年，不是每次都选）。候选人中有一位中国成都市长大的华裔移民唐蓉（Lily Tang Williams）作为自由主义党候选人在挑战这个位置。

接着是联邦众议员（District 6 Representative to the 115th United States Congress）选择。每个选区只有一名众议员，任期两年，所以每次都会在选票上出现。


联邦选举之后，是州（State）政府官员的选举。科州州长任期是四年，但选举期与总统错开了。现任州长是两年前当选的，今年便没有州长选举。同样，今年笔者的选区也正好没有州议会参议员的选举。

今年有选举的是州教育委员会成员（State Board of Education Member）、科州大学董事会成员（Regent of the University of Colorado）、州议会众议员（State Representative）以及本区的检察官（District Attorney）。最后这个检察官只有一位候选人，没有挑战者。

州之下还有一个地方性的交通区（Regional Transportation District）官员选举。美国很多地方在需要修建地铁、轻轨、收费公路等等时往往设立这种特殊的地方组织，它们独立于政府，由涉及到利益的地区内公民选举出官员独立管理。

此后是郡（County）级政府。这次选票上有两个郡委员（相当于议员）选举项目。

最后是一系列法官选举。联邦政府的大法官是终身制，不由选民决定。但州一级的法官是需要定期经过选民认可的。从州最高法院（Colorado Supreme Court Justice）、高级法院（Colorado Court of Appeals Judge）到地方法院（District Court Judge），任期满了的法官需要得到大多数选民认可方可继续上任。他们不是互相竞选，而是各自由选民投赞成或反对票。


官员选举完了，选票的反面是全州范围的公投法案。今年格外地丰富，共有6项州宪法修正案和3项公投项目。宪法修正案和普通公投之间只有一些技术性的差别，实质效果相同，只要有多数选民同意便获得通过。美国联邦宪法很简要，只涉及联邦政府的组成和权限，极难修改，修正案很少也不常见。但州宪法往往杂乱无章，几乎每次选举都会有各种政策上的公投以宪法修正案的形式出现，这次科州的选举自然也不例外。

科罗拉多的公投项目既可以由州议会提出，也可以由公民组织征集签名。今年州议会提出了两项修正案，用英文字母标识：

修正案T是修改州宪法中的一处措词。当年内战之后联邦政府通过宪法第14修正案废除奴隶制，各州的宪法也都包含了类似的禁止奴役的条款。科州宪法规定“除了作为对依法判定的犯罪行为的惩罚，科州境内不允许任何奴隶或非志愿服务的存在”。现在州议会觉得前面这个前提不顺眼，有支持奴隶制的嫌疑，要通过这个修正案删除那前半句话。

修正案U则是对征税的一个小修改，允许某种租借国有土地赢利的小额合同免除州税。

公民自己提出的修正案和公投则以数字标识：

第69号修正案要在科州建立一个州营、统一的全民医疗保险系统，如果通过将是美国第一个全州范围内实行加拿大、欧洲式的医疗保险，取代联邦政府的“奥巴马保险”体系。（此前，佛蒙特（Vermont）州曾经通过类似法案，但因财政原因未能实行。）

第70号修正案试图增加科州的最低工资额。科州现行的最低工资是每小时8.31美元（联邦政府全国性最低工资是7.25美元，各州可以自定高于联邦的最低工资额）。这项公投如果通过，最低工资将逐年提高，在2020年时达到12美元。

71号修正案则是针对州宪法修正案本身的。州宪法规定任何议案只要能征集到一定数目的选民签名支持，就能上选票公投。这个新的修正案把规则改为必须在州内每个选区中分别征集到一定签名才能上选票。这样可以避免这个程序被城市周围选民集中的领域所垄断，增加修改宪法的难度以保护宪法的“纯洁性”。

72号修正案则是一项经济立案：要增加香烟销售税。目前每盒香烟（20颗）的售价里包括联邦销售税1.01美元，科州销售税0.84美元。这项修正案要把科州的税提高到2.59美元，多收的税款用于医疗研究、教育等公益项目。


在这些修正案之后还有三项独立的公投项目。

106号公投是要将“安乐死”合法化，允许绝症病人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合法地获得药品结束自己的生命。

107、108号两项公投都是为了改变科罗拉多州总统初选的制度。科州采取党团会议（caucus）形式，今年年初，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初选都出现了混乱，令很多选民不满，要求改革。这两个方案稍微不同，但都要求将初选改成选民投票制度（primary），并允许非党派选民临时决定参加某个党的初选。


最后，丹佛市附近地区还有一项公投（4B）决定是否继续征收特定的销售税以支持当地的科学和文化类公益活动。


以上，便是笔者选区今年大选所需决定的所有人选和法案。简简单单的一张选票，却隐含着不寻常的份量。


（10/26/2016）


米帝囧事

丹佛：唯一曾经对奥运会说不的城市

当然，对奥运会说不的城市还有，毕竟只有少数城市正式申请过举办权。但美国的丹佛（Denver）市却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曾经获得了举办权又放弃的城市，而这个奇葩的过程是一次民意表达和民主程序的实践。

丹佛是科罗拉多州（Colorado）的首府，位于美国中西部高原。市中心的海拔正好1英里（1.6公里），因此号称“里高之城”（Mile High City）。市区西边不远就是纵贯南北的落基山脉（Rocky Mountain），美国东西方向交通的最大天然屏障，铁路和公路都依靠无数隧道和桥梁才得以通行。

中国一定年龄层的的读者可能知道美国的一位乡村歌手约翰·丹佛（John Denver）。他这个姓是自己改的，就是因为被这里的自然风景所折服，不但决定在此定居，而且干脆将地名用作了自己的大名。他创作、演唱了很多歌颂科罗拉多的歌曲，其中之一“落基山之嗨”（Rocky Mountain High）还曾被选作州歌。

丹佛的大山里只有少数农牧业，加上一些淘金年代留下的采矿小镇古董般的存活到现在。二战初期，美军组建了一支特别的“第十山地师”（10th Mountain Division），将他们派驻到磅礴的落基山里训练。这些军人自制、改进了各种滑雪工具，在大山里驰骋，成为雪地雄师。从1944年开始，他们进军欧洲，沿着阿尔卑斯山在意大利、德国、奥地利的诸多险峰上立下赫赫战功。

二战胜利后，第十山地师一度被取消番号，解甲归田。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已经爱上了雄伟的落基山，相约回到这里，利用自己训练时掌握的技能在荒山上修建起一片又一片滑雪场。十几年之后，这里成为美国最著名的高山滑雪胜地，山峦中又多出了一个又一个度假村镇。


那时候滑雪旅游还只是富人的游戏，丹佛依然地处偏僻，没有什么知名度。为了改变这个局面，这里的一些热心人觉得可以利用地理优势，通过举办冬季奥运会来向全世界展现自己的风貌。从五十年代开始，他们就开始争取奥运会举办权。经过几次尝试后，他们把目标锁定在1976年的冬季奥运会。

美国是在1776年7月4日宣布独立的，那天便是合众国的生日。整整一个世纪之后，科罗拉多州在1876年正式加入美利坚，荣获“百年之州”（Centennial State）的昵称。因此，1976年是国家和州双喜之年，举办奥运会不啻为锦上添花，为这两个百年大庆喜上加喜。

这时候的科罗拉多也正在“崛起”之中。整个六十年代州长都致力于“推销科罗拉多”（Sell Colorado）行动，试图吸引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的游客前来访问。约翰·丹佛的歌声也召唤了大批的年轻人来到这里。在那十年里，科罗拉多的人口急剧增长，几乎翻倍，也体现了这个州的蓬勃朝气。

丹佛申请举办权的努力是由州、市政府和民间人士协力合作的。1966年，州长召集了一些当地的银行家、企业主及名望人士组成了一个委员会。他们研究后发现，如果勤俭节约，充分利用现成设施，可以只花费1千6百万美元就能办一次冬季奥运会，而门票和电视转播等大约能带来近1千万的收入。这样，即使最差的情况也不过要求联邦和州两级政府出资不到1千万美元。美国奥委会批准了这个计划。（当时的1美元大致相当于今天7.4美元。）

随后，委员会制作了一本精美的宣传画册，拍摄了宣传电影，满世界奔波游说各级官员。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花费了大约1百万美元之后，他们获得了国际奥委会的注意。经过三轮投票，丹佛最终战胜了瑞士的一个小城市，在1970年5月14日赢得1976年的冬季奥运会主办权。

不过，科罗拉多的人们很快就发现奥委会和他们自己都被忽悠了。

丹佛的滑雪场虽说不远，但那些高山离城市也有一些距离，开车需要两个多小时。而且只有一两条道路可通，冬季交通非常不便。（现在州际公路上的两个大隧道当时尚未开通。）丹佛的申请者知道奥委会不愿意运动员和观众有那么多的麻烦，他们许诺高山滑雪将在一座离丹佛很近的山上进行。那本宣传画册上有那座山的照片，山头上白雪皑皑。其实那雪景是照片洗印时画上去的——因为风大，那座山平时基本上没有积雪。真要在那里滑雪需要临时人工造雪，更不要说再专门修建索道、停车场等各种设施。

冬季奥运会还有一些不需要高山的项目，比如越野滑雪。丹佛一个郊区的居民看到设计图才发现其线路会穿过他们的后院，而一个射击项目会在紧挨着一所小学的空场上进行。更要命的是，当地也没有停车场，需要大量砍伐树木修建才能满足观众需求。组织者居然从来没有跟居民通过气，更别说征求他们的同意了。

预算很快也成了问题。为了省钱，他们计划把接待运动员的奥运村设在丹佛大学校园内，利用已有的学生宿舍。他们却没有预想到冬奥会期间并不是大学的假期，临时遣散大学生也需要一笔费用。那时候的奥运会还没有“商业化”，影响不大。尤其是冬季奥运会，参加的国家只有30多个，并没有太多人关心。电视台不仅没有打算付钱买转播权，反而要求主办方出1千万美元来资助他们的转播。


科罗拉多当时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州议员兰姆（Dick Lamm）。他作为民主党人在这个共和党占绝对多数的州里很不得志。在参与州预算审计时他发现了问题，很快意识到以前举办奥运会的城市的预算都不靠谱，结果亏损很大。但更严重的是他觉得举办奥运会不仅会劳民伤财，而且将是破坏环境的大灾难。

土生土长的科罗拉多人习惯了地广人稀的世外桃源式生活，他们并不希望奥运会吸引更多外来者迁入。而已经被约翰·丹佛的歌声吸引来的年轻一代理想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也与他们取得了共识。他们都钟爱着这里的自然环境，不愿意看到更多的森林因为建设而被毁坏。于是，抗议的呼声此起彼伏。

丹佛的组织者焦头烂额，疲于应付。他们一再改变计划，把高山滑雪迁移到远处的高山，把越野赛迁移到另外的小镇。但这样的结果是赛场距离越来越远，花费急剧膨胀。原先准备的1千6百万美元预算先翻番到3千5百万，然后又再次翻番到7千7百万。反对方抓住这个数字大做文章，将其与奥运会年份联系在一起，谴责这是为了1976年花费76百万美元的挥霍。

组织者也没有退路，毕竟好不容易争取到的举办权无法放弃，那将是史无前例的。政府官员和当地的商人、名望联合起来形成了铁杆“体制派”，极力维护奥运会计划。兰姆则召集起一批与他一样三十来岁的年轻人组成民间抗议团队，向体制宣战。他们派人闯进国际奥委会的会议上递交几万人联署的请愿书，又在州议会里提交法案，千方百计地试图阻止奥运会的举行。这些努力都没能达到目的，他们不得不祭出杀手锏：诉诸于直接民主。

美国各州都有选民公投机制，只要能征集到一定数量的联署，就可以进行全民投票。1972年秋天，兰姆成功地征集到7万多签名，要求公投一项州宪法修正案：禁止州政府将任何纳税人的钱用于支持举办1976年奥运会。面临这一威胁，体制派很快筹集起17万美元试图挫败公投，只有区区2万多美元的草根组织则依赖大量的志愿人员拉选票。

1972年11月7日，大选投票。尼克松总统大举击败民主党挑战者获得连任。而科罗拉多市民更为欢欣鼓舞的是60%的选民投票通过了修正案，以压倒优势拒绝州政府用纳税人血汗举办奥运会。超过四分之三的科罗拉多选民投了票，创了投票率的历史记录。同时，丹佛市内的投票也断绝了市政府出资的可能。而美国联邦政府支持奥运会的款项是以州政府拨款为条件的。如果州政府不出钱，联邦政府也不能资助。

于是，丹佛奥运会一夜之间失去了纳税人所有可能的公款资助。

一星期以后，丹佛市不得不正式通知国际奥委会放弃举办权，成为历史上唯一一个对奥运会说不的城市。气急败坏的国际奥委会拒绝了丹佛邻近城市盐湖城（Salt Lake City）代办的请求，将举办权授予奥地利的一个小城市。那地方12年前刚刚举办过冬奥会，已有的设备可以重新启用。


伴随着丹佛的“背叛”，奥运会在1970年代走向低潮，进入危机期。举办城市花费巨大、债台高筑：1976年的加拿大蒙特利尔（Montreal）夏季奥运会总花费141亿加拿大元，亏损近10亿、1980年苏联莫斯科夏季奥运会花费135亿美元，亏损12亿、1980年美国普莱西德湖（Lake Placid）冬季奥运会花费1.7亿美元，亏损850万。蒙特利尔市成为奥运会的黑典型，该市后来花了整整30年时间才还清那时欠的债。相比之下，丹佛人民所斤斤计较的几千万预算实在是不足为道。

如此昂贵的财务负担终于令世界上各城市望而却步。加上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遭到西方国家出于政治原因的抵制，1984年的夏季奥运会不再有城市争相要求举办，只剩下美国的洛杉矶市（Los Angeles）不战而胜。洛杉矶的组委会负责人尤伯罗斯（Peter Ueberroth）乘机实施深度改革，全面利用已有设施，拒绝大兴土木。他在出卖电视转播权的同时还拉拢了大规模的企业赞助，开辟了奥运会商业化的新思路。结果，洛杉矶奥运会虽然遭到了苏联及少数东欧国家的报复性抵制，仍然获得了巨大成功。中华人民共和国也在抵制了莫斯科奥运会之后第一次出现在奥运赛场。但最具历史意义的还是，洛杉矶奥运会彻底扭转了亏损，在花费4亿美元后竟盈利2.5亿美元。

奥运会本身也因为洛杉矶的成功重获新生，随着电视转播的扩张真正地成为一个举世瞩目的体育项目。依靠赞助商的后盾，后来的主办城市大多不再亏损而有盈余。奥运会举办权于是再度成为世界各地竞相争夺的特权。

科罗拉多的公民虽然成功地阻止了一届极可能让他们背上沉重债务的奥运会，但他们并没能实现保护自己一方世外桃源的梦想。在随后的几十年里，越来越多的人仍然持续不断涌入这个州，与1972年相比，今天的人口再次翻了一番，超过了5百万。高山上的滑雪营地不断增多、扩张。大批的森林地貌还是被新开辟的居民区所取代。尽管公路系统不断扩展，交通堵塞还是成了家常便饭。

新来的人口也改变了科罗拉多州的政治风貌，从铁杆的保守共和党票仓逐渐变“蓝”。在抵制奥运会中崭露头角的兰姆很快当选州长，当时他还不到四十岁。兰姆在州长位置上连任了三届，此后这个位置几乎完全被民主党人所垄断。

丹佛也不再籍籍无名，而是发展成有相当影响的大都市。尤其是在体育上，丹佛拥有所有项目的职业球队，冰球和橄榄球队均赢得过“世界”冠军。近年来，丹佛也举行了诸如滑雪世界杯等多项大型体育赛事。科罗拉多历来都会被评为美国最健康、最乐于运动的州。

至少一部分丹佛人从来没有放弃奥运会，他们维持着一个民间团体，每四年派代表团到奥运会观摩取经，时刻策划着再次申请举办权。但时过境迁，丹佛所面临的挑战不再是可能的亏损，而是其它更为财大气粗城市的竞争。今天的奥运会已经成为国际性的大商业运作：上一届冬季奥运会，俄国的索契市便动用了五百亿美元的预算，数倍于伦敦夏季奥运会。

仅仅是申请举办权，也需要大约2千5百万美元的投资。

虽然不一定会亏损，这样的大规模投资也不是一个城市的选民可以随意接受的。去年，美国东北部传统大都市波士顿（Boston）终于获得美国奥委会的认可，申办2024年夏季奥运会，但当地人效法丹佛组织起来反对，威胁要公投禁止政府拨款。民意测验发现举办奥运会的支持率一路下降到半数以下。他们不得不于2015年7月宣布放弃争取举办权。目前，洛杉矶市取代波士顿代表美国申请，试图第三次在该市举办奥运会。

而作为唯一拒绝过奥运会的丹佛，依然在观望中。

（8/29/2016）

米帝囧事

结婚蛋糕上和厕所门口的政治角斗

在传统的西方婚礼上，蛋糕是一个必备的中心。新人筹备婚礼时会在这个蛋糕的味道、大小、装饰等方面绞尽脑汁。正因为如此，各地都有很多糕点商店，店主会按照顾客的要求设计制作独特的蛋糕，为婚礼增添喜庆色彩，也不失为一次艺术创作。

2012年7月份的一天，两个小伙子来到丹佛附近的一家糕饼店订购一个蛋糕。他们解释说马上要结婚。当时科罗拉多州还不允许同性婚姻，他们准备到马萨诸塞州登记，然后回到这里举行婚礼。不料，店主菲利普斯拒绝了这桩生意，声明他是虔诚的基督徒，笃信圣经所言同性恋是罪恶，因此不能参与、合作他们的婚礼。

这两个小伙子觉得他们受到了侮辱，将菲利普斯告上了法庭。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规定居住在美国的所有人都必须得到政府的同等保护，据此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各州都通过了一系列反歧视的法律，包括不允许以性别、肤色、年龄、种族等生理特征歧视。性别取向后来也被陆续加入了这个单子，保护同性恋者。

2013年12月，科州一个法庭裁决菲利普斯的行为是性别取向歧视，他必须为同性恋者提供与异性恋者同样的服务。菲利普斯则认为这样的要求是逼迫他违反自己的宗教信念，他因此干脆完全停止了婚礼蛋糕生意，以避免“同流合污”。前几天，科州最高法院拒绝接受他的上诉，维持了地方法庭的结论。他们可能还会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

2013年，俄勒冈州的一家糕饼店也遇到了同样的麻烦。在拒绝为一对女同性恋者提供婚礼蛋糕后，店主夫妇被该州政府课以14.4万美元的重罚。他们不得不在教会支持下通过募捐交纳了罚金，但同时依然在上诉和抗争中。

通过媒体对这些案例的报道，美国各地——尤其是宗教势力强大的南部——出现大量同性恋者去信教者开办的糕饼店订购婚礼蛋糕被拒后起诉的案例。类似的还扩展到了婚礼摄影、供餐、操办以及心理咨询等个体服务业。去年六月，联邦最高法院援引宪法第14修正案将同性婚姻在全国范围合法化之后，这样的事情更有所增加，导致一些蛋糕店关门。

有些教徒也借机前往支持同性恋的糕饼店定制蛋糕，要求他们写上同性恋是罪恶的词句，被拒绝后上诉，但均被驳回。政府的理由是拒绝“仇恨语言”不构成歧视。

一时间，宗教界舆论大哗，他们认为这是同性恋对信教者发起的全面进攻，被迫为他们提供服务是对他们自己的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的侵犯，也就是对他们信教者的歧视。

是歧视还是被歧视，这也就成了个问题。


其实这也不是一个新问题，政府反歧视的政策与宗教信仰的冲突由来已久。奥巴马实行全国医疗保险时，为了消除性别歧视要求所有保险计划都必须保障堕胎、避孕的费用。这与认为堕胎是谋杀的宗教势力以及少数坚持避孕是违反上帝旨意的天主教冲突。打了好几个官司之后，最终为传统宗教组织开了个口子，允许他们的保险计划不包括这些而由第三方补充该项福利。这方面的诉讼还在进行中。

前不久，肯塔基州的一名郡政府官员以个人宗教信仰为由拒绝为同性恋者开结婚证，不惜坐牢抗争。她虽引起一时轰动，但以失败告终。

在这样的大局下，南方比较保守的一些州——北卡罗莱纳、密西西比、乔治亚等等——这两年陆续通过了一些“信仰自由法案”，在不同程度上限制反歧视法的权限，保护公民宗教信仰的自由，允许他们以信仰为理由拒绝为某一类顾客服务。（有些州的州长否决了议会通过的这类法案。）

经过近一个世纪的争斗和变迁，现代美国社会里公开、明目张胆的性别、种族歧视已经基本上销声匿迹，性取向成为新的焦点，针对的主要是在这方面不被宗教势力认同的四类人：女同性恋（Lesbian）、男同性恋（Gay）、双性恋（Bisexual）和变性人（Transgender）——他们以名字的第一个字母统称为LGBT。（变性人所带来的问题不在于性取向而是性认同。）

南方这些“信仰自由法案”所允许拒绝服务的便是LGBT，因此也被贴上“反LGBT法”的标签。他们的通过引发了一系列抗议：几个大公司宣布废止原定在那些州的发展计划；一些歌星取消去当地的演唱会；有些要在那里召开的全国性会议或体育比赛也威胁要改址……相当于对这些州实施一定程度上的经济制裁。压力之下，各个州长已经退缩，开始实施补救措施。


在这一轮争斗中，最吸引人注意的不再是蛋糕上的争执，而是上厕所的选择。

公共厕所有男女之分，这是古今中外的普适，也是每个人从孩童时代便学会的常规。然而，上公共厕所对于变性人来说，却是一个难题。因为性别认同的变化，他们要上的厕所与他们“与生俱来”的性别并不相符。北卡罗莱纳州的新法律便明确规定每个人必须按照他们出生证上标明的性别上厕所，不得自行其是。这样便剥夺了变性人的选择权，成为“反LGBT法”。该州支持者坚持说该法不是针对变性人，而是保护儿童和公共秩序，不能允许随意选择上异性厕所，让真正的坏人钻空子。

虽然变性人在总人口上是极少数，他们的厕所问题已经在很多地方出现。尤其是中小学校园里发生的案例令家长们很矛盾、不安，不愿意为了照顾极少数变性人而改变了按性别区分厕所的常规。

就在企业和社会名流纷纷抵制北卡罗莱纳州的同时，一场民间的抵制活动也正静悄悄地展开，超过一百万顾客在网上签名表示不再光顾一家全国性的连锁百货店Target。这家店正好在这个时刻公布了他们的公司政策：允许雇员和顾客按自己的选择上厕所，因此首当其冲成了真正的“靶子”（Target）。

恰逢选举年，厕所的话题自然也进入了总统竞选。一贯支持LGBT、反对教会势力的民主党毋庸殆言，保守派的共和党候选人却发生了分化。正在竭尽全力试图起死回生的克鲁兹抓住机会昭示其右派立场，拉起保护少年儿童安全的大旗捍卫厕所的性别属性。而从来就不真正右倾的川普则大而化之，声明变性人如果来到他的旅馆，想上哪个厕所就可以上哪个厕所，他不在乎。（美国的公共厕所除了男性小便池以外，便池都有单独的隔间保护隐私。真正“公共”的部分只是洗手池和化妆镜子所在。）


于是有人戏言曰，现代社会的进步，已经令人们不知道该怎样上厕所了。

（5/1/2016）

米帝囧事

焦头烂额的科罗拉多州共和党总统初选

地处中西部高原的科罗拉多州是今年3月1日那个“超级星期二”举行总统初选的十几个州之一。那天晚上，举国上下关注着各个候选人在这些州的得票结果。然而，科州只公布了其民主党初选的结果，共和党空缺，因为他们没有举行针对总统候选人的投票。

当时科州的民意调查显示共和党候选人中，川普以30%左右的支持率领先；卢比奥第二，大约22%；克鲁兹以18%左右支持率位居第三，后面还有一系列其他人选。

一个多月以后的4月9日，科州共和党终于走完了其党团程序，宣布该州37个全国大会的代表名额全部由支持克鲁兹的人员赢得，川普吃了个鸭蛋。

一时间舆论大哗。支持川普的共和党人在各个社交平台上发文控诉、抗议，指控州党部内部操纵，剥夺了党员投票支持川普的权力。川普本人除了一如既往地在他的推特上抨击之外，还专门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署名檄文，向全体美国人发问：“这样的‘体制’，对你和你的家庭有好处吗？”号召彻底地制度性改革。

那么，在科罗拉多，究竟发生了什么呢？



美国是一个“合众国”，各个州以独立身份参与联邦政治操作。尽管这样的格局在现代随着联邦权力的扩张已经萎缩，传统的痕迹依然处处可见。联邦总统虽然表面上是由全国公民投票直接选举产生，实际上却是由以州为单位所推选出的“选举人”决定。

党的总统候选人也沿袭着这一传统：各州派出代表参加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在大会上由代表投票决定最后的候选人。各州的代表如何产生、他们如何代表本州选民意志等等由各州自行决定，党部只能做一些原则性的限制和指导。

这样每个州便各有各的高招。

有些举行选民直接投票，然后根据投票结果在各个候选人的支持者中分配代表名额，这种一般叫做“投票初选”（primary）。对选民来说，投票比较直截了当：与大选一样，选举日到指定的投票点把填好的选票投入票箱即可，大部分州还允许提前或邮寄投票，那就更方便了。但对于地方党组织来说，这样的过程未免太肤浅、不够人性化。因此很多州还延续着早期基层民主的操作方式：在指定的选举时间，选民到指定的聚会地点交流、讨论自己对政情和候选人的看法，通过辩论影响彼此的态度，试图建立共识。在这个基础上再统计结果。这种一般叫做“党团会议”（caucus）。

实行“党团会议”促进了地方党员之间的交流，更像一个党组织。但其不足之处是党员必须亲自到场开会，否则就无法行使自己的初选权利。现代社会人们工作、家庭生活繁忙，不是所有人都能够这么投入，因此实际参加者只是少数积极分子。（在一些冬天举行初选的“党团会议”州，选举结果经常与那天是否下雪存在一定关系。）

另一方面，即使有“投票初选”的方便，真正参与初选投票的党员也很少。两者相比并没有明显的优劣。而各州实行的实际选举程序往往是这两者的某种组合，千奇百怪，因此造就了许多精通于当地操作的“专家”，每四年一度成为各候选人团队争夺的资源。

当然，普通人不会去关心这里面的细节，而只关心候选人的输赢战况。无论是“投票初选”还是“党团会议”，基层投票和选举都会产生各个候选人的得票比例，并据此分配安排全国大会的代表名额。媒体也据此报道，只有今年的科州共和党是个例外。


科罗拉多州行使的是“党团会议”模式，两党的党员都在3月1日举行了基层会议，推选代表。但是科州的共和党一直不愿意根据选民对总统候选人的投票结果分配代表名额。过去的几届选举中，他们在基层会议上也举行民意测验式的选民投票（straw poll），据此可以知道选民对各个候选人的拥戴程度。但代表的名额却是通过逐级推选的方式另外产生。

去年，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颁布了一项新规定：如果州在基层选举时举行了总统候选人投票，其代表名额必须按照得票率分配。科州的党部对此很不以为然。他们最耿耿于怀的是，因为初选比较早，如果硬性按照得票率分配的话，很多代表会是支持后来已经退出竞选的候选人的人，在全国大会上成为“废票”。也就是说，如果当时的选举符合民意调查的话，科州派往全国大会的代表中除了川普和克鲁兹的支持者以为，还会有20%是支持卢比奥的，以及支持卡森的。后两者都已经退出了竞选。

于是，为了科州的代表不成为“废票”而拥有更大的影响力，科州党部的首脑们一致决定今年干脆不举行总统投票，而只通过党团会议遴选代表，代表可以在全国大会上自主投票。

科州拥有37名全国代表大会名额。州内按人口分布划分有7个联邦众议员选区，每个选区分有3个名额；此外有13个名额在全州范围选出；最后的3个名额则留给州内共和党籍的最高官员——亦即所谓的“超级代表”（Superdelegate）。

在3月1日的基层党团会议上，各个会议地点（precinct）由选民推选出参加选区会议的代表；三月底四月初，各选区分别举行会议，会上选出自己的3名全国大会代表并推选出前往州级代表会议的代表。4月9日，州代表大会隆重召开，代表们再在会上选出剩下的那13名全国大会代表。

中国的读者对这个过程应该不陌生——它与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基本一致。

多层次的间接选举制度本身并非不民主，但因为选民的投票和最后的结果经过中间的几次筛选，未免产生偏差，也给试图钻空子的人提供了多重机会。这正是这次科州初选所陷入的泥潭。


因为3月1日的“选举”不产生候选人结果，不具备新闻意义，所有的候选人都没有专门到科州来拉票。“超级星期二”之后，选举很快凝聚为川普和克鲁兹两人的争夺。因为川普的“过激言论”和政见，共和党主流派形成共识，要不惜一切全力阻击川普，喊出了“Never Trump”的口号。在代表数量上落后的克鲁兹展开“地面”攻势，在各个州投入人力物力争取每一个可争取的名额。即使是川普已经赢得的席位，他们也试图抢夺到手。这样，即使该代表按规定在全国大会上第一轮必须投川普的票，在第二轮（如果川普未能在第一轮胜出）就可以自主地投克鲁兹的票。因此，克鲁兹的团队不动声色地在科州组织支持起己方的力量。相反，川普仍然热衷于占据媒体话语权，没有在基层下功夫。

川普的竞选吸引了一大批过去不怎么参加党派活动的新积极分子，他们对错综复杂的选举制度摸不着头脑。有些代表直到4月9日的州代表大会召开时才发现自己错过了选区会议，因此不具备参加州代表大会资格。有些人参加了选区会议并当选为州代表，却没有能及时交纳登记费。更有人声称接到“官方”电话通知选区会议被延迟或取消因而错过。而支持克鲁兹的代表在其竞选团队的“护航”下井井有条，没有出现这些失误。在各个选区会议上，每个选区的3名代表名额都陆续落入克鲁兹的阵营。

4月9日的州代表大会更是热闹，八千多名代表在一个体育馆里济济一堂。候选人中只有克鲁兹亲自到场，发表了一个激情演讲。会上有六百多名代表竞争那余下的十三个名额。这些候选人在大会上走马灯式亮相，每个代表只有区区十秒钟的时间发表“竞选演讲”。选票上没有代表名字，只有一个数字号码，选民需要查对姓名和号码的对照表才能找出自己想投的号码来画圈——如果他们真的知道自己想选谁的话。媒体后来把这种选票比作赛马场的赌票。

这个时候，早有准备的克鲁兹团队显示出他们的优势，他们事先制作了大量Ｔ恤，后面印有预先选定的支持克鲁兹的代表号码。投票时，穿着这些Ｔ恤的代表在大厅里站了出来，成为人肉广告牌，供其他代表按图索骥地为支持克鲁兹的号码画圈。另一方面，支持川普的代表才发现他们措手不及。有人也准备了号码名单，但现场发现该名单有很多错误，有些代表缺席，更多的代表号码对不上，一片混乱。

除了两个团队中准备工作上的区别，这次大会的组织工作也出了不少问题。且不说六百多个候选人类似赌马的可笑竞选方式，大会为代表准备的选票和名单对照表也有不少错误，不得不临时更改，但不是每个代表都及时得到更正的版本。大部分错误偏偏又对川普支持者不利。比如选票上出现两个378号码却遗漏了379，而这个379号正是一位支持川普的代表。

选举之前，大会上的嘉宾演讲几乎一边倒地变成声讨川普的批判会。会上还有一个支持克鲁兹的团体散发一份“动议”，列举川普的种种罪恶，要求通过决议每一位科州代表被禁止在全国大会上投川普的票并宣誓不惜一切手段阻止川普成为共和党候选人。

最为荒唐的是，当选举结束，所有的代表名额均落入克鲁兹阵营之后，科罗拉多共和党的官方推特账号居然发出一份“We did it, #NeverTrump”的推特，更使人坚信该党部没有持中立立场，而是怀有打压川普的动机。（该推特后来被删，账号上发了一个说明，声称那是一个未经授权的黑客所为，正在调查云云。）

川普在科州的全军覆没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选举体制、幕后操纵还是其团队本身的失误尚在争议，但这次选举中的种种荒唐无疑暴露了其过程中的多种诟病。面对质疑，体制派官员只能以“这是已经实行了上百年的过程”的论调来辩解。反对派则气愤地指出这场选举还不如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选举专业，是美国民主的耻辱。



本届共和党初选，川普和克鲁兹本来都是以反体制的叛逆形象出场的同道。经过大半年的鏖战，体制派候选人几乎全军覆没，只剩下卡西奇在苟延残喘。党内大佬在无可奈何之下采取了不顾一切全面阻击川普的策略，不惜支持其实更为叛逆的克鲁兹。

科罗拉多的初选以及其它一些州在分配代表名额中出现的类似“不正常”现象为川普和克鲁兹的最后决战开辟了一个新的战场。克鲁兹试图抓住契机，在各州基层运作上抢先，揽括代表数额以阻击川普。但他的这一策略也使他在反体制的形象上大大失分，成为维护旧体制、与体制派同流合污的新政客。

川普虽然屡遭暗算，但他继续我行我素，借此全面抨击这些实行了几十年的旧体制。他的《华尔街日报》文章旗帜鲜明地指出他与克鲁兹的区别在于以选民的实际票数还是靠幕后操作获胜，占据了舆论和道德的制高点。

相比之下，川普和克鲁兹在政见上的区别变得无关紧要。

最新的民意调查表明，川普在共和党选民中的支持率继续回升，而克鲁兹大幅下滑。也许，川普是输掉了几个局部战役，却正在赢得整场战争。


与此同时，科罗拉多州州议会不得不开始考虑新的议案，在下一轮总统选举时改换实行“投票初选”制度。

（4/17/2016）


米帝囧事

科罗拉多州两只水桶背后的法律囧事

美国总统初选鏖战正酣，风起云涌。科罗拉多州的州议会却正纠结着一个似乎小得不能再小的难题：居民在自己家里置放一两只水桶接雨水浇地浇花园，是节约用水的好事还是非法行为？

位于美国西部的科罗拉多州地处高原，阳光充足，但常年干旱。每到用水紧张时期，电视、报纸等公共媒体出于好心都会提供一些节约用水的贴士。比较常见的就是把淋浴、洗脸、洗碗的水保存下来，可以再度利用冲刷厕所、浇花浇地。如果不怕费事，还可以找上几个大水桶放在屋檐水管下，收集偶尔来临的暴雨雨水做同样的用处。

每每此时，又会有懂行的人出来指出：且慢，你们这是在引导不明真相的群众做非法勾当！



西部的美国是广阔的沙漠，水是最宝贵的自然资源。在过去一些著名的西部片里，牛仔、恶霸等等一通厮杀，很多就是为了争夺某一河流或池塘的所有权或使用权。在那个天高皇帝远的年代，这里流传着一句谚语：“威士忌是喝的，水是要打的”（Whiskey is for Drinking; Water is for Fighting.）。经过几代人的械斗、妥协和整合，这里开始形成一个独特的水权制度：水的所有权遵循先来后到的原则，最先从某个水源汲水做正当用途的人便最优先拥有该部分水；这个人之后下一个汲水的人则拥有前一个人未用掉而被他所使用的那部分水；以此延续,直到所有水都被分配完为止。

也就是说，这里水的所有权不附属于水所在的土地拥有者。在水资源丰富的美国东部，如果拥有一个庄园，该庄园主便拥有其领地内所有的水。而在西部，庄园内的水并不一定为庄园主所有。

比如说，某甲最早从某条河里抽取了一立方水灌溉农田，他便拥有该河流的一立方水，无论他的农田是否在该河的岸边。某乙来得稍微晚些，汲取了二立方水喂养牲畜，他便有该河流的二立方水的所有权。河里的水量每年都会有变化，因此需要按照先来后到原则分配。如果某年该河流干涸，只有一立方水，那么这些水便完全属于甲，乙一无所有。如果河里有二立方水，则乙在甲之后还能得到剩余的一立方。

不过水是流动的资源，河流里的水量主要来自上游。如果那里的人先把水用完了，或者建造水库截流、挖水渠分流，则下游无论甲乙都会失去他们的水。因此，这样的水权系统必须采取全局管理的方式，如果下游的人拥有优先的水权，则上游的人只能在下游的水权得以满足之后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在下游水权拥有者得以满足之前，上游的人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领地上的水白白流下去而不得干预。



落基山下的科罗拉多州是美国大陆48州（不算地理上分离的阿拉斯加和夏威夷）中唯一一个只有流出的河而没有流进的河的州，也就是说绝对的“上游”州。这里的雨水和高山上融化的雪水汇集成七条大河，分别流向四面八方。这其中包括冲刷出著名的大峡谷的科罗拉多河，其河水养活、灌溉了六个州的人口和土地。而根据先来后到的优先原则，这些河水并不能都属于科州上游的居民所有。

科罗拉多州的法律因此明确规定，凡是在本州境内，大气层中落下来的水分都属于州政府管理，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分配所有权。该州按照七条大河的水域设置专门的州法庭负责确定每个立方的水的归属、调解判定水权纠纷。

最早来到这一带定居的当然是农牧业主，他们基本瓜分了全部水资源的所有权。后期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需要大量用水，只能以昂贵的代价从早期农场主、牧场主的后代手中购买。有的农牧场主看中了水权是这里价值最高的资源，而且将来只会更大幅度地飙升，几乎不存在回落的风险。他们因此继续经营着并不十分赢利的农场、牧场，实为维持其水权，长期待价而沽。

这里的城乡普通居民则是这条分配链上最后一环，他们不拥有任何水权，只能向供水商购买生活用水。（少数独立房屋沿袭了过去的地下水使用优先权，住户可以每年从自己的水井里抽一定数量的水自用。）即使是落在他们自己房顶或院子里的水也不属于他们，而是属于自然水流下游的用户。

所以，擅自使用水桶接雨水使用是对他人财产权的侵犯。



这样的历史陈规自然与现代人的生活格格不入，尤其是那些热衷于保护环境、提倡节约用水的人。科罗拉多州州立大学做过几次大规模定量研究，结果都表明雨水直接流失和被收集再做浇灌用对下游的水量没有实质性差别。他们的结论是居民接雨水浇地并没有真正“偷窃”下游的水。

近些年来，科罗拉多周围的几个州都陆续修改了法律，允许居民在一定限度内收集、重复使用自家内外的水。科罗拉多州议会也连续几年提出新的议案，为居民收集雨水合法化开路。但这些议案每每在州众议院通过后却在州参议院的委员会审议中搁浅，因为那里有一位共和党老参议员十分地重视维护先来后到的水权传统。

今年的议案提出允许居民在自己家里设置不超过两个55加仑的水桶盛接雨水，用作自家花园、草坪的浇灌。为了争取通过，该议案还专门指出允许设置水桶接水并不意味着居民拥有这些水的所有权，并要求州政府监督水桶的实际使用对水权的影响。在这样的前提下，那位参议员也认可了。

然而，在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州政府的水利工程师表示他们无力监督全州居民水桶的使用，更不可能测量其对水量的影响。此话一出，那位参议员立即表示无法接受该议案，将其再度搁置。

于是，在科罗拉多州，遵纪守法和节约用水之间依然存在着一个选择。

（3/26/2016）


后记：经过漫长的议会研讨，科罗拉多州终于通过了法律允许居民合法设置两个水桶接水自用。该法于2016年8月10日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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