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unday, April 22, 2018

捕捉引力波背后的故事(之十):惊心动魄的外争内斗

1990年,苏联的铁幕开始松动。布拉金斯基第一次被允许携夫人出国访问,两人在加州理工学院待了整整一个夏天,无比喜爱这里的环境。如果不是在莫斯科大学还有教学任务,他们也许会逗留更久。

然而,布拉金斯基也并不完全开心。短短的三个月里,他目睹了两位科学家辞职离开引力波项目。德瑞福的随性、沃格特的专横在激化着小团队的内部矛盾,人人“要脱一层皮”的经历似乎正在上演。

德瑞福热衷于自己埋头不断地、反复地改进、发明实验技巧。对他来说,这是一个永远不可能完成的过程。沃格特则正相反,他认定工程进度的要求不允许没完没了地纠缠于技术细节。于是,德瑞福认为沃格特是外行瞎指挥,沃格特指控德瑞福不具备踏实的科学态度,只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瞎蒙(他倒也不得不承认德瑞福经常会蒙对)。为了更有效地管理,沃格特指定惠特科姆担任他的副主任,撇开了韦斯、索恩和德瑞福。

惠特科姆此前因为受不了德瑞福的专横跋扈已经辞职离开了,这时又被沃格特召回。他的主要任务似乎就是协调沃格特与三驾马车的关系,也就是新的婚姻调解员。为了顾全大局,索恩和韦斯都选择了低调,只是倔犟的德瑞福发现自己的处境很不妙。他与沃格特的分歧越来越公开化,发展到在每周例会上吵得不可开交。后来,沃格特开会时不再邀请德瑞福。会议进行时如果德瑞福自己来了,他立刻便起身离去。两人的明争暗斗不仅令团队、基金会头疼,而且逐渐被科技媒体获悉而公开报道,成为不得不解决的重大问题。

1992年7月,加州理工学院作为管理方出面宣布德瑞福不再是引力波项目的成员。如同被解雇的职员,他被禁止进入实验室重地,只能在有人监护下才能去取回自己的私物。紧接着,借着装修的机会,德瑞福办公室门锁被更换、通道被新砌的墙完全堵死。德瑞福眼睁睁地被自己最心爱的事业抛弃,身心俱焚。然而团队内部也鲜有同情他的同事。索恩后悔没能更多地理解他的个性。旁观的韦斯和布拉金斯基则有一致的判断:他自认为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式的天才,却只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独奏家,不可能指挥一个乐队。

从此,引力波项目不再有三驾马车。


那几年沃格特焦头烂额,还不只是因为德瑞福。作为项目主任,他的首要任务是赢得国会的拨款。于是他成为职业游说家,几乎每星期都飞往首都华盛顿,在国会求爷爷告奶奶地逐个拜访议员办公室寻求支持。1991年,国会组织了一场听证会,邀请贝尔实验室的物理学家泰森(Tony Tyson)作为项目外的主要证人之一。

泰森也不是外人。他就是当年自制了韦伯棒然后与韦伯直接交换、核对探测数据的合作者之一。当时他为了校准自己的仪器有意注入了一些人为的虚假信号,却赫然发现韦伯把它们当作了他们同时测到引力波的证据。(泰森自己倒是测到过一个真实的信号:在阿拉斯加州进行的一次地下核试验把他的韦伯棒当作地震仪鸣响了。)

已经离开了引力波领域的泰森对干涉仪基本上抱支持态度,只是对高达2亿美元的投资能否得到相应的回报非常怀疑。他在作证时指出该资助申请“过度地高估”了能捕捉到引力波的可能性。为了帮助不懂科学的政客和公众体会到这个机会之渺茫,他形象地描述道:

想象一下绕地球走一千亿圈的距离。当一个很强的引力波到来时,不过是会把这个距离改变不到一根头发丝厚度的程度。我们大概只有零点几秒的时间能测量到这个变化。而我们还没法知道这个短暂、细微的变化是会发生在下个月、明年,还是三十年之后。

此外,泰森还有一个更现实的数据:他咨询了200来位天文学家,其中近170人反对投资这个项目。

当晚,泰森就接到了索恩的电话,他能听出后者很受伤。索恩又给泰森写了一封很详尽的信,引用这些年理论、模拟的结果证明他们并没有“过度高估”测量引力波的可能性。沃格特找到泰森,当面冲他发了火。泰森的电子邮件信箱也被项目内同行的来信挤爆。

三天后,压力山大的泰森向国会提交了一个补充证词,把他原来的话改成一句没有实际意义的“许多人觉得引力波的强度和发生频率在过去曾被高估过”。同时他明确表达了自己支持偶尔用大投资进行高风险科学探索的态度。

无论是1972年的原始论文还是1983年的蓝皮书,韦斯一直把他的干涉仪叫做“引力天线”,意思是这个仪器可以接收到引力波信号。在他们走向大科学之际,他意识到要有一个更引人注目的名称。在英文世界里,好的名字往往只需要有一个朗朗上口的缩写,并不在乎背后的全名。

凑来凑去,韦斯最后决定把他的天线改称为挺绕口的“激光干涉仪引力波天文台”(Laser Interferometer Gravitational-Wave Observatory),因为它有一个响亮的缩写:“LIGO”。
1989年提交的资金申请书封面,题目是《激光干涉仪引力波天文台的建造、运行和相关的研究开发》。

当泰森看到他要去国会为一个“天文台”作证时,自然就想到应该去找天文学家做一个民意测验。

相比于阵容庞大的物理学界,天文学界只是一个小团伙。因为天文观测需要建造、共享大型望远镜和数据,他们内部保持着非常紧密的协作关系,善于抱团取暖。每十年,他们组织专家对本行业未来十年的前景、目标进行全面的审视(Decadal Survey),为各种投资项目、仪器设备进行优先排序,然后井井有条地申请、分配国家科学基金会为他们提供的资金。

在过去二十来年里,尽管引力波曾经是重大新闻,天文学界一直没有把它放在心上。跟着韦伯、韦斯折腾的都是与天文不搭界的物理学家。激光干涉仪在他们的十年规划中从来没有过位置。它最多只在讨论时偶尔被提起过,但随即就因为不现实被否决。

当天文学家们从泰森的调查中知道居然有人在向国会申请2亿美元巨款建造一个他们不知情的“天文台”时都震惊了,绝大多数人自然地投了反对票。曾经与索恩打赌不可能在20世纪内测到引力波的奥斯特里克尤其愤怒。他本来就与泰森一样对索恩依据的数据持很强的怀疑态度,这时更公开谴责他的朋友这一不守规矩、破坏既有程序的不当行为。

当然这些天文学家们更担心的还是资金问题。在这一个项目上集中的大投资即使不把他们自己的小金库掏空,也会严重影响他们将来可能的拨款。如果国会、基金会有这笔大钱,他们的十年规划中还有很多更值得投资的项目可以提前实施,轮不到物理学家越俎代庖。

索恩和沃格特对来自天文界同行的反对和指责觉得很委屈。他们指出这只是“天文台”名字闯的祸:他们的干涉仪与天文学其实没什么关系,是一个“纯物理”项目。他们一再解释在此之前基金会对他们的资助完全都是从物理科目中支出,从来没有动过天文学的那块奶酪。如果国会通过这项拨款,也不会影响此后的天文学资助,因为这是单独的立项——为物理学的立项。

沃格特很清楚,听证会只是一个公关平台,天文学界的意见更不是决定因素,争取议员的关键在于诉诸利益。建造“天文台”有一个可以利用的诱饵是它的选址,无论建在哪里,当地都会因为这笔巨大投资受惠,是议员攫取政绩的好机会。他们先列举了几十个可选择的地点,遍布美国各地,吸引议员的注意、支持。

沃格特最注重的是东北部的缅因州,那里的民主党籍参议员米切尔(George Mitchell)是参议院多数党领袖,一言九鼎。他对这个自己州能受益又深具科学意义的项目非常支持,鼓动缅因州政府发行债券协助,并在国会积极推动议案。1991年底,国会通过了第一年的初期拨款。

可是,当基金会1992年初正式宣布选址结果时,缅因州却榜上无名。虽然基金会坚持其选择完全出自科学上的考量,沃格特却判断这是占据白宫的共和党人暗地里给米切尔使了绊子。无奈,他只好又费尽周折找到选址之一的路易斯安娜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约翰斯顿(J.Bennett Johnston),在他办公室地板上铺开设计图,画起时空线,两人席地而坐出乎意料地畅谈了两个多小时。约翰斯顿被他天花乱坠的图景彻底折服,成为LIGO在国会新的吹鼓手。

1992年,国会有惊无险地通过了LIGO拨款法案。这时正是韦斯原始论文发表的二十年后。

国会议员们也不只是对LIGO斤斤计较,他们同时还面临着更严峻的抉择。

早先已经获得批准的能源部的那个“超导超级对撞机”项目的预算这时已经从原先的40亿美元暴涨到超过110亿,引起轩然大波。国会一再举行听证会,许多物理学家,包括声名显赫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公开作证反对继续投资对撞机。他们的理由与反对干涉仪的天文学家不谋而合:投资太大、时机太早、可能的受益太小;如果把钱砸在这一个高能物理项目上面,其余所有物理学家的资助前景堪忧……

航天局的国际空间站项目也遇到同样的麻烦。他们的预算与对撞机差不多大小,不同的是这时他们已经成功地游说日本、欧洲等参与、分担费用,成为真正的国际项目。对撞机也做了这方面的努力(日本、中国都曾一度同意加入),却效果甚微。

美国这时已经进入严重的经济萧条,捉襟见肘,不再有1980年代那样的雄心勃勃。国会认为这两个大项目最多只能供得起一个。1993年,上任不久的克林顿(Bill Clinton)总统签署议案,撤销了已经花费了20亿美元的超级对撞机项目。一时间,美国高能物理学界风声鹤唳,众多物理学家不得不临时更改科研方向,甚至另谋出路。

当2012年欧洲核子中心宣告成功地探测到希格斯玻色子时,美国人只能仰天长叹。他们当年的梦想这时只剩下在得克萨斯州荒郊野地里挖下的一条巨大的地下深沟和几幢废弃的大楼。
德克萨斯州地下废弃的为超级对撞机挖掘的巨型地道。

在那场震撼之时,没有人注意到在夹缝中存活的只值2亿美元的LIGO。


在成功赢得资助后,沃格特终于觉得自己是LIGO项目的真正主人。骨子里对上级权威的无比憎恨促使他想方设法让基金会靠边站,由他全权管理。在他眼里,基金会只要担负起从国会转账付钱的角色就可以了。为了便于管理,他没有立即扩大团队规模,依然维持着当初十来条枪的小队伍,其中大部分是听话的年轻职员和博士后。他希望这个精悍的团队能够完全服从他一个人的指挥,加班加点、艰苦奋战地完成巨大的使命。

因为德瑞福事件已经开始对沃格特的管理不放心的基金会无法理解他为什么迟迟没有组织起能够管理上亿美金预算的专业办公室,为什么还一直按兵不动,没有及时展开场地建设。他们开始质疑他的领导能力,要求他提交具体的工作方案、定期汇报进展。基金会又一再邀请专家进行评议,他们有些指出沃格特不是合适的领导人,有些更直截了当地提议撤销整个项目。

沃格特这时也已经与刚上任时判若两人。他对基金会的插手深恶痛绝,一再拒绝合作。在一次多方参与的讨论会上,他在基金会一位年轻成员提问时突然勃然大怒,面红耳赤地当堂咆哮。在场的韦斯和惠特科姆不得不全力将他硬拽出会场,他们知道已经无法继续袒护沃格特离谱的行为方式。

1993年底,忧虑重重的基金会冻结了LIGO基建方面的拨款。1994年1月,国会将LIGO的年度预算削减了8百万,项目又一次陷入绝境。加州理工学院再一次没有选择,决定撤销沃格特项目主任的职务。至此他只任职了五年多。

四分之一世纪之后,果真在沃格特手下经历了一场脱胎换骨但还“幸存”的索恩、韦斯不约而同地感叹,真正的奇迹不是我们终于找到了引力波,而在于我们当初居然没把这事彻底搞砸。


(待续)



Sunday, April 15, 2018

捕捉引力波背后的故事(之九):较真的加文和专断的沃格特

197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当面指责韦伯出示的引力波数据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以至于两人差点动手打架的那位科学家是在国际商业机器(IBM)公司服务的加文(Richard Garwin)。加文是一个物理全才,也更是一位神话级的人物。他大学毕业后只用了两年就获得博士学位,导师是大名鼎鼎的费米(Enrico Fermi)。阅人无数的费米对加文的评价直截了当:他是自己一辈子遇见过的唯一的真天才。

博士毕业后,加文每年夏天跟着费米到核武器实验室游荡,那时才23岁的他顺手就帮泰勒(Edward Teller)设计了人类第一枚氢弹。从此他与美国政府、军界结下不解之缘,参与过多个绝密项目,包括最早的间谍卫星和针对苏联攻击的预警、防御体系。IBM对他尤其青睐,费尽心机将他招到旗下担任科技总管,还在合同中写明他作为公司雇员可以用三分之一时间为政府提供无偿咨询服务。加文因此得以自由地穿梭于政界、学界和商界之间,还多次担任总统科学顾问。

在IBM,加文随心所欲地涉足了多个物理基础研究领域,还顺带发明了一系列数据存储硬盘、激光打印机、触摸屏幕等实用设备,可惜公司管理层识人不识货,没能积极推广这些高技术的应用。加文后来也颇为后悔自己当时没有足够的魄力跳出来创业,也许可以改写近代计算机行业的历史。

韦伯宣布探测到引力波后,加文立即在IBM试图重复,当然没有成果。他没有简单地放弃,而是孜孜不倦地展开调查,终于发现了韦伯隐瞒他与合作者核对数据中发生的乌龙事件。他当众与韦伯对质,其后更不依不饶、穷追猛打。这不仅对韦伯个人伤害很大,也给了当时的引力波热潮最致命的一击。
1972年的加文(左)与他的同事James Levine和他们在IBM自制的韦伯棒。

年轻时的加文没有去亲眼观看自己设计的氢弹成功试爆,后来他更走向推动裁减、消灭核武器的立场,一辈子都在做这方面的努力。1980年代,他正忙于带领一个叫做“忧思科学家联盟”(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的组织在抵制、阻止里根总统发起的、绰号为“星球大战”的太空战略防御计划,反对太空武器化。

当他无意中听到引力波探测的项目居然又死灰复燃时不禁大吃一惊,立即找到国家科学基金会要求了解内情。他觉得探测引力波应该还只是一个很遥远的梦想,如果政府准备花费纳税人的上亿美元在这上面豪赌一把,那不能只是少数几个人说了算,至少应该要有更多的科学家了解、参与这个决策。

艾萨克森对加文的多管闲事正是求之不得。


德瑞福全职在加州理工学院上班后并没有改变他的行事方式,依然我行我素。更严重的是,他与韦斯在干涉仪的设计上有了原则性的分歧。

德瑞福坚持干涉仪中激光束经过的那两条长臂必须做成他已经研究很久的超大型法布里—佩罗谐振腔,这样才能保证激光频率的稳定和有足够的光强测量干涉条纹。他在这个基础上又发明了一个怪招:在探测仪前端增添一面镜子,把探测时不需要的光再度反射回那个谐振腔,大大增加了光强。

韦斯对这个奇妙的设计却一直提不起兴趣。谐振腔需要固定光源和反射镜之间的距离,使其恒定是激光波长的整数倍才有效。这样也就不能让反射镜随引力波振动,与迈克尔逊测量两个光路时间差异的原始设计相违。如果采取德瑞福这个设计,韦斯自己十来年依据迈克尔逊经典设计所积累的大批经验便失去了价值。而韦斯的设计也有长处,可以大大降低对激光光源性能的要求。

两人各持己见,不相上下。作为这场被迫的婚姻的职业调解员,索恩显然是非常地不称职。他试图在两人之间斡旋,却既没有足够的实验知识服人,也没有权威一锤定音,只好不了了之。愤怒的德瑞福经常呛索恩,指出当初索恩到苏格兰请他时曾许诺是由他完全主事的,却成了一个言而无信的骗局。索恩无言以对,只能苦笑。

韦斯意识到他们已经完全无法共事,每次讨论都有演变成吵架的危险。他选择了退避三舍,带着自己的队伍躲在麻省理工学院把那个1.5米长的干涉仪扩展到5米,用它来研制一些大型干涉仪所需要的部件。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三驾马车所承载的引力波项目基本上毫无实质进展。基金会暂停了资助的延续,不得已的艾萨克森已经在认真考虑是否放弃、撤销整个项目。加文的不请自到无异于雪中送炭。他立即请加文组织专家队伍,作为第三方对项目进行全面、彻底的同行审议,以资决策。

1986年秋天,加文邀请了物理学界一批大师级的人物,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到各方面专家以及负责过大科学项目的能人等,把他们关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会议中心整整一个星期,对引力波探测项目进行了全方位的审理。他布置了三大课题:第一,引力波是否存在?第二,引力波能不能被人类测到、激光干涉仪的设计是否可行、是否值得基金会的投资?第三,现有的团队是否能胜任这一任务?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在精确测量到双中子星轨道衰减之后,已经没有什么物理学家还在怀疑引力波的存在。加文自己对第二个问题抱着很强的怀疑态度,但他惊讶地看到专家们也一致地对用激光干涉仪探测到引力波充满了信心,对基金会的计划没有异议。

然而,专家们对现有团队的评价也惊人的一致:不及格。他们看出韦斯、索恩和德瑞福完全没有管理大项目的经验和能力,还只是在以小作坊的方式各行其是。这样下去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他们建议基金会在完全注入资金之前,再给他们两三年时间整顿、考察的机会。当务之急则是要设立一个专门的项目负责人,担负起球队教练、乐队指挥的责任,将这些散漫的物理天才们整合成一支步调统一的队伍。

也就是说,要给三驾马车找一个车夫。

艾萨克森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专家评议的结论不仅提供了他继续支持引力波项目的后盾,也同时递给他下一步需要的尚方宝剑。他立刻又举起了手里的枪,这次不是直接对准韦斯、索恩或德瑞福,而是负责项目管理的加州理工学院:如果你们不能很快地找到一个称职的负责人重整这个项目,就不要再想得到资助。

几乎同时,加州理工学院主管学术的副校长沃格特(Rochus Vogt)被迫辞职了。


沃格特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度过的。1945年德国投降时他才15岁,却已经被征了兵,旋即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战俘。这个经历让他痛恨极权政府,也因之鄙视所有权威,渴望能自己独来独往。

战后,他回到被战争摧毁了的农庄,进入炼钢厂打工。因为对机械的兴趣,他考入当地的一所技术学院进修工程师课程。在学校里他却发现更感兴趣的是物理课和国际象棋。他花了一年的时间逃课去街上与人赌赛象棋,赢了不少钱来维持生计和学业。只是教授不乐意了,给他最后通牒:要么放弃象棋,要么放弃物理。他从那时起再没有下过一盘棋,只是一直热衷于收藏棋子和棋谱。

集中精力研习物理后,他进入著名的海德堡大学并在毕业时获得去美国留学的奖学金。那是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在二战之后主持设立的一个促进美国和其它国家交换学生、学者的项目。沃格特刚到美国就结识了一位项目中一起接受培训的法国姑娘。这两个来自战争仇敌国度的年轻人结婚时,引用了富布赖特阐述国际学术交流的一句话:“他们也许有可能发现不再需要兵戎相见而解决他们国家之间冲突的新途径。”

沃格特用奖学金到芝加哥大学研究天文物理,还参与了南极宇宙射线测量项目。1962年,他受聘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校园,扎下了根。因为厌恶官僚手续的麻烦,他没有立刻加入美国国籍,但已经全身心地成为美国人。

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实验室,沃格特主持了美国航天局资助、目标是走出太阳系的“旅行者”(Voyager)飞船上测量宇宙射线的项目,也负责过大型毫米波段天文望远镜的建造。在这过程中,他逐渐完成了从科学家到科研管理的角色转变,相继在实验室、系、院各层次担任过主要领导职位。1984年,就在旅行者飞船开始向地球传回大量激动人心的数据时,他忍痛离开了心爱的项目,专心担任起加州理工学院副校长。

蔑视自己头顶权威的沃格特在这个过程中却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独断专行的管理风格。虽然他在副校长位置上为学校做出了不俗的贡献,他与校长谷德伯格却一直合不来。两个性格倔犟的物理学家围绕政策方针人事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冲突。1987年2月,沃格特不得不在谷德伯格的压力下辞职。

失意的沃格特回到物理系,只在地下室厕所边拥有一间小办公室。他不愿意再回到旅行者项目中去抢过去同事的风头,却也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科研方向。楼上的索恩注意到这位赋闲中的“大领导”,觉得他可能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车夫。

索恩并不了解沃格特,便去找人打探。一个为沃格特工作过的同事告诉他,沃格特主持的项目可以说不会有失败的可能。只是谁跟着他干都会落得伤痕累累,不过也会很值得。索恩当时只听到前半截话,那对他来说就足够了。韦斯也得到了同样的情报。有人警告他在沃格特手下走一趟,绝对会脱胎换骨,不再会是今天的自己。同样地,韦斯没有太放在心上,他关心的只是沃格特能带领项目走向成功。

德瑞福没有在意具体的人选。他曾几次自己飞到首都华盛顿与艾萨克森单独谈话,试图说服他改变另找负责人的决定。艾萨克森冷静但坚决地回绝了他。虽然已经在加州理工学院干了很多年,德瑞福一直觉得自己还是个外人。他没有想到去打听一下沃格特的性格特点,更没有人警告过他会有被扒一层皮的危险。

经过一番劝诱,沃格特在1988年夏天同意担任引力波项目的主任,三驾马车有了他们的车夫。他果然雷厉风行,上任伊始便拍板采纳德瑞福的法布里—佩罗谐振腔设计方案,指令无论是加州理工学院还是麻省理工学院,都必须全心全意地为这个设计努力。同时,他制订了目标明确的科研计划,将实验室日常工作纳入了按部就班的正轨,不再允许科研人员被德瑞福一日一变的新主意支使得团团乱转。没多久,整个团队的面貌便焕然一新。
1990年索恩、德瑞福和沃格特(从左到右)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激光干涉仪前合影。

1989年,沃格特完成了他新官上任最迫切的任务:将韦斯的蓝皮书具体化为资助申请书,提交国家科学基金会。

他们在申请书的导语页上引用了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513年所著的《君主论》中的句子来描述这个项目的风险、意义和决心:

天下再没有更难的事可以着手
需冒着更大的险恶
或者更无法确定能否成功,
可以相比于走在前头
去引入一个全新的秩序。
沃格特等1989年提交的资金申请书导语页。

他们这时提议的干涉仪已经加长到4千米,预算也增至将近2亿美元。如此之大手笔,其目的——申请书指出——不仅在验证广义相对论,更是要为人类“打开一扇在本质上不同于过去电磁和粒子手段的观察宇宙的全新的窗口”。

基金会对沃格特的工作极为满意。1990年,他们正式批准了干涉仪计划。

不过基金会的批准只具备象征意义,因为他们的常规预算中并没有这一笔钱。的确,基金会年度预算中天文领域的全部资金也不到1亿美元。从其诞生到现在,基金会还从来没有接触过如此规模的项目。为了打开这个“全新的窗口”,他们还必须向国会申请专项拨款。

进入1990年代,现实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强劲的美国此时也疲态频现,经济危机正在降临。


(待续)



Wednesday, April 4, 2018

捕捉引力波背后的故事(之八):枪口下的强迫婚姻

物理学家深信自己的领域是在探索自然的终极真理,其它如化学、生物,只是物理在更复杂系统中的应用。工科则不过是在用已有的知识解决一些现实问题。他们常常会对某课题不屑一顾道:“这不是物理,只是工程”。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寻找引力波的课题在1980年代逐渐离开了作为科学的物理领域,转化为一个修建大型激光干涉仪的工程问题。这样的一个项目能否成功,关键已经不再取决于韦斯的远见、索恩的理论或德瑞福的奇技淫巧,而基本上决定于一个字:钱。如何获取、使用及管理所需要的巨额资金,是这几个物理书呆子从来没有预料过、准备过的另类挑战。

1969年通过的曼斯菲尔德修正案禁止了军方对民用科技的资助后,美国政府在物理类科研的投资主要通过三个部门进行:能源部(DOE)、航天局(NASA)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能源部下辖二战中研制原子弹和雷达技术所延续下来的几个大型国家实验室。战后,以大型加速器、对撞机为代表的高能基本粒子实验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也是所谓“大科学”的鼻祖,在物理类投资中,能源部包揽了将近一半的金额。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引发美国上下一片“我们落后了”的危机感,给战后的基础科学研究打了一针强心剂。美国旋即成立了航天局,与苏联展开太空竞赛。自然地,航天局也逐渐担负起利用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等工具进行天体物理测量、研究的课题资助,比如韦斯负责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项目。

相对而言,1950年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就差远了。创办这个基金会的初衷是要统一管理生物医学之外的基础科学研究(生物医学已经另有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主持),但这个目标在各方利益博弈的联邦政府中没能实现。基金会开始只是资助大学教授各自为战的“零售”科研,后来才以建造、管理一些诸如天文望远镜的设施方式开始有了自己的“大项目”。与能源部、航天局相比,却还是小巫见大巫。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会标和口号:“发现从这里开始。”
1980年代也是美国的一个黄金时代。逐渐摆脱了1960年代社会混乱、1970年代经济滞涨的美国进入一个高速发展阶段。在乐观的形势下,科学家们也都跃跃欲试,希望政府能更大规模地投资于基础研究,在科研上做出划时代的突破。

1983年,美国高能物理领域提出要建造名为“超导超级对撞机”(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的粒子加速器,目标是达到足够的能量,寻获众望所归的“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当时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正连续地发现电磁和弱相互作用统一理论中关键的几个“中间玻色子(intermediate vector bosons)”,在高能物理独领风骚。发现自己落后了的美国的物理学家希望通过能源部的这个大手笔一举夺回领先地位。

航天局也在积极准备他们的下一个大动作。1984年初,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说中提出要在十年内开始建造在地球轨道上运行的大型永久空间站,亦即后来的“国际空间站”(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也是在1983年10月,韦斯终于完成了他花三年时间的激光干涉仪前期可行性研究,向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交了一份题为《一项关于长基线的引力波天线系统的研究》的报告。与他十一年前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的论文不同,这篇报告内容不是科学上的设计,而是属于工程范畴的规划。为此,韦斯专门聘请了两家精于承包诸如加速器建设的商业公司来评估建造大型干涉仪所需的材料、施工、管理等各方面开支。这份全面、详尽的报告后来被称为干涉仪项目的“蓝皮书”。它建议在美国境内选取两个不同的地点分别建造两个臂长一千米以上的干涉仪,初步估计需要至少七千万美元。
韦斯1983年10月提交给国家基金会的“蓝皮书”报告封面。
显然,这个规模的预算远远超出一两个学校所能负担的极限,只能期望政府出资。

幸运的是美国科学基金会内部天体物理方向的主管艾萨克森(Richard Isaacson)对韦斯的提议情有独钟。他自己就是惠勒学生、教科书《引力论》作者之一米斯纳的学生,正是引力波领域的内行。在1940年代胡宁曾经参与过的那场双星系统中引力波是会引起轨道衰减还是膨胀的“盲目”争论之后,艾萨克森在1968年发表了引力波辐射会造成双星轨道衰减、塌陷的论文,是该课题中第一个真正令人信服的理论推导。

自然,他一直热情地关注着这个领域的动向。他与韦斯是很好的朋友,两人经常碰面,习惯于一起在湖边散步、交谈。加州理工学院建造40米长干涉仪的行动更触发了他的迫切感:他敏锐地看到这是在开创一个全新的物理领域,会有广阔的前景。财大气粗的能源部和航天局似乎都无缘涉足,正是他的基金会可以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在他的撮合下,基金会开始资助加州和麻省两个理工学院的引力波研究,包括韦斯主持的蓝皮书。


1983年的德瑞福已经在加州理工学院半职上任了五年。在这期间,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在美国和苏格兰之间来回奔波。因为他有一半时间不在岗位,索恩又聘请了惠特科姆(Stanley Whitcomb)负责实验室的工作。格拉斯哥大学的实验室则有德瑞福原来的助手休夫替他照应。这样德瑞福可以更自在地做空中飞人。这个安排看起来很不错,却很快就陷入了僵局。
德瑞福(右)和惠特科姆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引力波干涉仪上的工作照,左右那两根管子便是各40米的两根“长臂”。
刚愎自用的德瑞福自认是这两个实验室的太上皇,完全不把惠特科姆、休夫以及他们各自团队成员当作平等的合作者,而只是给自己打下手的伙计。他主意又多又快,每天早上一到实验室就拿出晚上想到的新点子让人去尝试,却很少还记得自己前一天刚刚发过的指令。于是那些伙计们每天都像无头苍蝇一样忙乎,无法按部就班地进行系统的科研。

德瑞福高高在上,知道大家对他不满也不以为意,视之理所当然。他尤其喜欢在空中那近乎与世隔绝的十来个小时,可以一个人静静地思考。无论在大西洋的哪一边,一下飞机他便拿出又一个新颖的想法交给当地的伙计去尝试。

格拉斯哥那边是他的自己人,也因为文化传统一直对大教授容忍、客气。美国这边则怨声载道,经常出现德瑞福来之前就担忧过的顶撞、冲突。加州理工学院对他这脚踏两只船的心态失去了耐心,给他发出最后通牒:要他在两个学校中自己选一个定居下来,希望这样能改善同事关系。

德瑞福非常纠结。虽然他更喜欢家乡的环境,但终究还是放不下美国这边财力的诱惑。他终于辞去了格拉斯哥大学的位置,成为加州理工学院的全职教授。


韦斯的蓝皮书是他的麻省理工学院团队与他聘请的两个商业公司的合作结果。作者名单中除了他们几个人之外,也包括了加州理工学院的惠特科姆,却没有索恩或德瑞福。

德瑞福是在韦斯已经定稿,准备向基金会提交之前才知道有这么回事的。那年夏天,他们在意大利的广义相对论会议(“GR10”)上聚到了一起。晚上,韦斯在旅馆房间里同索恩和德瑞福分享了蓝皮书的内容,说明他们必须合作才有可能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德瑞福一听就炸了,当着韦斯十来岁的儿子大发雷霆,强调他之所以决定全职到加州理工学院,就是为了自己能主持引力波探测。他不需要韦斯来横插一杆子,更没有与韦斯合作的必要。韦斯当时还没与德瑞福直接打过多少交道,不禁目瞪口呆。无奈的索恩也只能竭尽全力试图让他平静下来。

的确,德瑞福对韦斯背着他的自作主张极其恼火。他也从根本上反对蓝皮书中“一步到位”、马上建造长达一千米的干涉仪的建议。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完善现有的40米模型,然后以取得的经验逐步加长、扩大,循序渐进直到成功捕捉到引力波。而且,他心底下还觉得,凭着他的心灵手巧,通过技术、仪器上的不断改进,可能并不需要很长的干涉仪就应该能成功地探测的引力波,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地浪费钱财。毕竟,他更心仪土法上马、因陋就简的实验方式。

德瑞福自己是看到韦斯的设计才进入干涉仪领域的。他对韦斯的早期工作非常佩服,认为韦斯独自开创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但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在德瑞福的眼里,韦斯这十年一事无成,只是抱残守缺,在他1.5米长的螺蛳壳中做道场。干涉仪的一系列技术突破都是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和格拉斯哥的成就,他已经完全拿下了这根接力棒。(韦斯则对德瑞福的“法布里—帕罗腔”深表怀疑,这时更看重的是德国比令实验室的一些贡献。)在他看来,韦斯这时来插足,不过是试图到他这里分一杯羹,甚或取而代之。

谁都明白,成功地探测到引力波会是科学史上的重大突破。而主持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会自然而然地成为诺贝尔奖的不二人选。在德瑞福和韦斯围绕战略、战术激烈争论的背后,已经开始有了为将来搏取上位的阴影。在韦斯提交了蓝皮书之后,他们三人陆续不断地跑基金会游说,各展其才:索恩勾画出美妙的天文图像、德瑞福表演五花八门的实验技巧、韦斯提供具体的工业化数据……他们都很令人信服,唯一缺乏的是一个共同、和谐的计划。基金会人员从每一个人那里听到的是“我们能做到”的信心,却无法弄明白他们准备如何去做。

艾萨克森终于失去了耐心,他决定在现有的40米长模型之后建造的下一个干涉仪必须是足够能探测到引力波的实用仪器,而不是又一个更大一点的模型。显然,这个决定更倾向于韦斯的眼光。要实现这一点,基金会不能再继续分别资助两个学校,而必须把劲往一处使。于是,他利用手上掌握的财权下令:要想得到基金会的资助,他们不能再互相拆台竞争,必须协调合作,组成一支统一的队伍。他“建议”由韦斯、索恩、德瑞福三人组成联合领导小组,按照俄罗斯传统把他们叫做“三驾马车”(troika)。

德瑞福非常不爽。他舍弃了格拉斯哥大学中说一不二的地位来到美国,便是要利用这里的条件继续他的随心所欲,绝没有与他人平起平坐的打算。但在基金会卡断钱源的威胁下,他却也不得不屈就。韦斯从一开始就知道要实现他的计划,双方必须走合作的道路。虽然他这时已经无法看好与德瑞福共事的前景,也只好抱着走一步瞧一步的态度。

索恩后来回忆说,基金会在那一刻端起了上膛的枪,强逼着德瑞福和韦斯结合,而他自己则不幸夹在中间沦为这个没有爱情的婚姻的调解师。

1984年,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签订备忘录,正式合并两校的引力波项目,由三驾马车共同领导。韦斯内心很有些失落,这本来是他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首创,但他那些短视的校领导迄今依然对引力波无动于衷,甚至巴不得尽快地甩掉这块烫手山芋。合并后的总部自然而然地设立在加州理工学院校,主要的实验工作继续围绕着已有的40米干涉仪模型进行,争取基金会为大型干涉仪谋得需要的资金。

这场包办婚姻只维持了不到三年。


(待续)


科普

Wednesday, March 21, 2018

捕捉引力波背后的故事(之七):随心所欲的德瑞福

贝尔成为剑桥大学的研究生之前是苏格兰的老牌学校格拉斯哥大学的学生。入学时,每个本科生都随机地安排有一位导师,贝尔便摊到了德瑞福。德瑞福自己那时也不过三十出头,刚刚博士毕业,留校当了教师。

很快,贝尔发现德瑞福的心思从来没有放在指导他们几个学生上,对他们的选课、考试等等提不起半点兴趣。他只爱唠叨一些自己脑子里正在琢磨着的、听起来云山雾罩的物理问题。贝尔深感失望。

德瑞福出生于格拉斯哥附近的一个小村。他父亲是乡村医生。母亲生他时遭遇难产,是父亲协助另一个医生用产钳硬把他拽进这个世界的。当地人相信这样出生的孩子大脑可能受到损害,会异常倔犟不听话。德瑞福果然印证从小就性格孤僻,很不合群地自以为是。但他也显示出与众不同的动手能力,最喜欢做的是帮父亲的病人修理收音机、钟表等小玩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来来往往的军队在当地留下了大量废旧电子元件,成了他收集的宝贝。他用这些“垃圾”组装了村里的第一台电视机,让乡民们有幸瞻仰1953年英国女王的加冕盛典。

穷困的出身赋予了德瑞福俭朴、抠门的习惯。即使是做了大学教授,他也总是在收集各种别人丢弃的小物品,想方设法让它们发挥出新的用途。他的孤僻也没有多少改进。大学毕业时他曾有机会去剑桥大学深造,但家人一致反对,担心以他的性格离家远将无法生存。于是他就留在了格拉斯哥大学。(贝尔大学毕业时希望去苏格兰天文台工作,却因为是女性被婉拒。德瑞福推荐她去了剑桥,然后我们就知道了脉冲星的存在。)

大学本科生贝尔那时无法听懂的是德瑞福正在筹划一个非常新颖的实验。

质量是一个非常基本的物理概念。牛顿力学的第二定律说物体受到外力时会加速,加速度大小与受力成正比,比例便由物体的质量决定。牛顿的万有引力则说两个物体之间有引力,引力大小与物体的质量成正比。这两个定律看起来简单,却隐含了一个蹊跷:质量是一个物体本身特有的属性(通俗来说就是物体自己有多少货),也许可以决定它产生的引力大小,那怎么同时又决定了自己受外力作用的反应呢?从牛顿开始,物理学家就猜想也许其实有两个不同的质量,分别叫做“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我们只是看不到它们之间的区别而误以为那是同一个概念。

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进了一个新的“等价原理”:一个加速中的物体与一个在相应引力场——或弯曲的空间——中的物体是无法区分的。这样的话,惯性质量和引力质量也必须完全等同,否则等价原理无法成立:通过测量两个质量的差异就可以判定物体是在加速还是处于引力场中。

如果说找出最两种质量的差异在经典物理中还只是一个有意思的结果,在广义相对论便成为对其基本原理上的本质挑战。

德瑞福知道那时物理测量精确度最高的有原子的核磁共振光谱,而这个光谱线与原子核的惯性质量息息相关。通过在不同环境下测量光谱可以发现原子核的惯性质量是否会因为环境有变化。而另一方面,原子核的引力质量是与环境无关的。如果发现这方面的差异就可以知道两者不是同一个概念。

他的设计别出心裁,就是要连续24小时测量锂原子的光谱。在这过程中,锂原子核随着地球自转“坐地日行八万里”,其所在的宇宙环境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有时正对银河系中心恒星密集的方向,有时却面对恒星相对稀疏的夜空。这个环境质量分布的变化如果能够影响原子核惯性质量,便会在光谱线的精度范围内表现出来。

比他这个设计更为奇葩的还是他的实施手段。实验需要有磁场,他没有设备,就直接利用起天然、现成的地磁场。其余的一切也都是同样地因陋就简:他从学校里借来几个教学用的简单仪器,配上以前收集的废弃汽车电池、古旧的照相机、显微镜,就在他母亲的后院菜园里测量起来。

几乎同时,美国耶鲁大学的休斯(Vernon Hughes)教授带着他的团队,使用正规的设备也独立地进行了同样的实验。他们取得了一致的结果:测量不出惯性质量有什么变化,广义相对论没有问题。

区别只在于德瑞福单枪匹马在自家后院土法上马做出的结果比耶鲁的在精度上高出了两个数量级。这个实验后来被命名为“休斯—德瑞福实验”。

德瑞福因此在学术界小有了名气。哈佛大学的庞德(Robert Pound)教授邀请他去做了一年博士后。庞德是核磁共振技术的发明人之一,也是一个被诺贝尔奖“擦肩而过”的物理学家。德瑞福第一次离开家乡,飘洋过海开了一次眼界。

1970年德瑞福回到格拉斯哥时,已经被韦伯的壮举勾了魂。他在系里创立了一个实验室,与年轻助手休夫(James Hough)一起研究如何探测引力波。他非常希望能去观摩韦伯的实验。韦伯那时却已经因为同行们的质疑而烦躁,断然拒绝了德瑞福的请求。固执倔犟的德瑞福不甘心,自己飞过大西洋就直接去敲韦伯实验室的门。韦伯非常生气,依然拒绝了这个远方的不速之客。

吃了闭门羹后,德瑞福回到苏格兰与休夫一起自己研究、组装了一个韦伯棒。折腾了5年,最后下了结论:韦伯棒无法测到引力波,必须另辟蹊径。
1972年的德瑞福(右)和休夫在格拉斯哥大学实验室装配他们自制的韦伯棒。

他不记得是从哪条途径听说韦斯的干涉仪的,只记得想方设法只能找到韦斯在麻省理工学院内部发表的那篇论文的缩微胶片,放大印出后几乎无法辨认内容。他很快意识到干涉仪必需的激光器是他的最大难题。当时购买一个高质量的激光器需要花费一万英镑,远远超过他的负担能力,更不符合他勤俭持家的风格。于是,他花了近两年时间钻研如何改进激光。


韦斯的干涉仪遵循迈克尔逊和莫雷的经典设计,将一束激光分到两个方向,分别反射回来后再通过干涉条纹来测量激光所走过的距离之间的细微差别。这里的关键是非常细微的距离之差需要被放大。放大的倍数,亦即干涉仪的灵敏度,主要取决于距离的长短。也就是说,干涉仪做得越大,就越能探测到镜子微小的振动。

韦斯在麻省理工学院摆弄他那个小模型时,已经意识到如果让激光在光源和镜子之间的长臂上不只是走一个来回,而是在光源附近再加一个镜子让光束多次来回发射,可以有效地将臂长放大好多倍,大大提高灵敏度。但这样也会带来激光在这过程中互相干扰,造成频率不稳定和散射损失等问题。

德瑞福却找到了一个别出心裁的解决方法。

早在十九世纪末,法国两位物理学家法布里(Charles Fabry)和珀罗(Alfred Perot)发现,如果把两块表面镀银的玻璃置放在非常接近的距离,可以观察到清晰的干涉条纹。这是因为光线在两面玻璃之间的狭缝里多次发射后过滤选出特定频率的光。频率与狭缝宽度相合的光在狭缝中稳定增强。在没有激光的年代,这是一个广为使用的光线实验手段。

德瑞福异想天开,将这个原本是狭小缝隙中的技巧用在几十米的干涉仪长臂上,把光源和镜子设计成一个超长的“法布里—珀罗谐振腔”。只要调整好臂的长度,使其固定为激光波长的整数倍,就可以有效地避免散射损失。为了保持这个谐振腔里激光的稳定性,他还借用了庞德早先在微波实验中稳定波频的一个技巧,与霍尔(John Hall)合作设计出一个负反馈电路,能够长期保证这个大型谐振腔中激光的稳定性。(霍尔后来因另外的精密光学技术获得2005年诺贝尔奖。)

这个叫做“庞德—德瑞福—霍尔”的技术不仅是探测引力波的激光干涉仪中最关键的技术突破之一,而且在整个光学领域获得了广泛的应用。
德瑞福与他的光学仪器。

难怪,当索恩准备在加州理工学院开张引力波探测时,韦斯、布拉金斯基等人都毫无保留地推荐了德瑞福。


1978年,索恩正式向德瑞福发出了加盟加州理工学院的邀请,却没有收到热情的回应。尽管加州的阳光海滩相对多雨的苏格兰有相当的优势,除了在哈佛呆过的那一年还从没有离开过家乡的德瑞福对走向新大陆缺乏信心。也许是因为有过与韦伯的不愉快,他对美国人的合作态度有很深的疑虑和不信任。

德瑞福这时候在格拉斯哥正得心应手,在自己的实验室里可以随心所欲,享有说一不二的特权。他深信这是他能够快速取得科研进展的原因和必需的前提条件。但加州理工学院也有吸引他的地方,那就是他在苏格兰绝对不可能想象的科研资金。最好的可能当然是鱼与熊掌兼得。于是德瑞福开出条件:他到加州后也必须是那里的绝对负责人,一切由他说了算。

索恩自己性格随和,没有多大异议。他们达成了一个临时的协议。在“试用期”中,德瑞福同时担任两个学校的职位,定期在两个校园之间穿梭,各服务一半时间。看看双方是否能彼此适应。

德瑞福抵达加州理工学院后果然不含糊,立刻就做出他第一个重大决定。索恩本来还对韦伯棒满怀希望,计划按照他与布拉金斯基研究出的改进方式继续尝试。德瑞福却不屑一顾,他已经在韦伯棒上浪费了5年的宝贵光阴,到加州来就是因为这里有钱可以玩大型的干涉仪。索恩不得不让步,放弃了韦伯棒。

这时已经是1980年代之初,世界各地的几个物理实验室在引力波干涉仪上开始了一场小小的“军备竞赛”。修建长距离的干涉仪,需要大功率的激光光源,需要维护更大的真空体积(为了减少环境干扰和空气对激光束的散射,整个光源、镜子、测量仪器以及它们之间激光束经过的路径都要密封在抽成真空的容器中),这些都需要相当的投资。而且,实验室还需要有足够大的地盘。

德瑞福在格拉斯哥大学只能勉强建造一个臂长10米的干涉仪。德国的比令资金多一点,他们在慕尼黑的普朗克天文研究所中找到一个挺大的花园,就在那上面建起一个30米长的干涉仪。加州理工学院财大气粗,有着自己学校提供的三百万美元。他们在校园东北角发现有一间很大的简易库房正好在闲置中,那里面可以容纳一个臂长40米的干涉仪。

莫斯科的布拉金斯基只能袖手旁观。苏联的经济已经开始捉襟见肘,即使有举国体制,也已经无法支持他加入这场游戏。他依然坚信自己的改进版韦伯棒,希望能尽快在那上面有所突破。同时,他和索恩在两个超级大国之间保持着经常互访的紧密联系,科研上可以互通有无。

被排挤到观众席上的还有韦斯。1973年他第一次向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申请资助被拒。因为材料和设计被“泄露”给欧洲同行,他后来一直在找基金会申诉,要求补偿。基金会在逐渐取消对韦伯的资助后也开始关注干涉仪,出于同情象征性地给了韦斯一点资助,也就只够他继续维护他那个臂长只有1.5米的桌上型“玩具”。

不过韦斯的眼光已经投向更遥远的未来。经过这么些年的积累,他已经看出,即使这些臂长有几十米的实验也不过是研制、调试各种仪器的排练场。要想测量到引力波,必须建造臂长达到几千米的真正“大家伙”。

而建造几千米长的干涉仪已经不是大学实验室里各自为战的“小作坊”方式所能胜任。尽管韦斯自己对高能物理领域正如火如荼的粒子加速器“大科学”模式深恶痛绝,他也知道那将是探测引力波不得不要走上的唯一通道。他成功地说服基金会专门拨了一笔款,资助他对几千米长的干涉仪进行技术和预算上的先期可行性考察。

于此同时,终于落实了他所需要的实验领军人物的索恩却异常地乐观。1981年5月6日,他与普林斯顿大学天文物理学家奥斯特里克(Jeremiah Ostriker)打了一个赌:人类会在2000年1月1日——新世纪来临——之前探测到引力波。那时候他还没意识到他会在这种有时间限制的赌约上伤痕累累。


(待续)



Monday, March 5, 2018

捕捉引力波背后的故事(之六):“外星人”来电中的引力波

1960年代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癫狂时代。英国的披头士(Beatles)乐队风靡半个地球,美国的嬉皮一代在反战、吸毒、摇滚乐中颓废,法国大学生走上街头,中国红卫兵掀开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在英国的剑桥大学,24岁的研究生贝尔(Jocelyn Bell)却把她的青春赋予埋电杆、拉电线。

麦克斯韦尔通过他的方程组揭示出光只是一定频率段的电磁波后,一直在仰“望”星空的天文学家意识到我们不仅可以用眼睛看星星,应该也能接收到来自外星球的其它频率的电磁波。不过,这些电磁波绝大部分被地球的大气层吸收,不能抵达地面。(对人类来说这不是遗憾而是幸运,否则我们会因为辐射而得各种疾病,有性命之忧。)在人造卫星之前,除了少量高空气球试验,地面上能接收的电磁波只是处于无线电波段的一部分。利用这部分电磁信号的研究叫做“射电天文学”。

1960年代初,天文学家用射电望远镜发现了“类星体”(quasar)——有很强无线电辐射的一种未知星体。贝尔的导师休伊什(Antony Hewish)希望做这方面的研究,却没有多少资金。他只好找学生在一片将近两万平方米的空地上竖起一千根电杆,拉上总长近二百公里的电线,成为自己山寨的射电望远镜。
24岁的贝尔和她用来测量宇宙射电的天线阵

包括贝尔在内的五六个学生花了两年时间才完成这个工程。1967年夏天,她整天把头埋在没完没了的记录纸中,察看纸上记录的那些晾衣绳一般的天线上接收到的电波,辨认着来自类星体的信号。几个星期后,她突然注意到一个不寻常:有一连串的电脉冲非常有规律地每隔1.33秒出现。她连续跟踪了几天,发现它总是在天线阵对着天空同一方位时出现。很快,她们确定了该信号来自太阳系之外,不是地球人的作为。这么规律、高频的信号在天文观测中还从来没有过先例,最可能的……莫非是有外星人在给地球发电报?
贝尔在记录纸上电波图中找到的第一个脉冲星信号系列

他们依据科幻艺术中惯常的形象把这个信号命名为“小绿人”(Little Green Men)。

贝尔很懊恼。她一门心思只在尽快收集到足够类星体的数据好完成博士论文,小绿人来捣这么个乱纯粹是节外生枝。休伊什召集了一些专家开会,商议如果证实发现外星人如何知会政府、告知公众。贝尔则回到她的小屋子,再度埋头于记录纸堆。功夫不负有心人,她在过去的纸卷中又找出了另外三组类似的脉冲系列,分别来自完全不同的太空方位。她长舒一口气:这不会是天外文明,因为彼此相距几亿光年的四拨小绿人不可能不约而同地采用同样的方式来找地球人联络。

通过对太阳和其它恒星的光谱观测,结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发展的核物理知识,科学家这时已经知道恒星内部基本上全是氢。这些巨大的“氢气球”在自身引力的重压下内部形成极高温而发生持续的热核反应:氢聚变成氦并释放出光和热。核反应产生的能量抵挡了重力,形成动态平衡。所以恒星看起来非常稳定,夜复一夜地发光。但氢燃料总会有耗尽的一天。一旦热核反应终止,整个恒星便会在重力压迫下急剧塌缩。越大、也就越重的星塌缩得越剧烈。我们太阳一般大小的恒星会塌缩成“白矮星”、再大一些的塌缩成“中子星”、而更为巨大的恒星就会塌缩成“黑洞”。

贝尔发现的,就是中子星。

当星球塌缩的压力足够摧毁原子的结构时,电子会被挤进原子核与质子合并成为中子。于是整个星球变得完全由中子组成。作为燃料耗尽“死亡”了的星球,中子星基本上不再发光,无法用光学天文望远镜观察到。但有些中子星还会有很强的磁场,转动时会发射电磁波。与地球类似,中子星磁场的南北极不一定与其自转轴的南北极重合,会有一个偏角。当电磁波顺着磁极方向往外发射时,这个无线电波束随星体自转便在宇宙中转圈扫描,有如旋转灯塔里发出的探照灯光束。如果地球恰巧被这个波束扫中,就会接收到一个电脉冲。贝尔发现的第一组信号就是这样的一颗中子星,它每四秒钟就自转三圈,于是贝尔的纸带上每1.33秒出现一个脉冲记录。
脉冲星示意图。垂直的绿线是脉冲星自转轴,白色曲线是磁力线,蓝色的“光束”是脉冲信号发射方向。随着星体的自转,“光束”像探照灯般转圈扫描。

我们地球自转周期是24小时,基本上很稳定。这是因为宇宙空间没有摩擦力,自转不会自己变快变慢。只是地球的自转会受到月球、其它行星还有自身地震等因素影响,不是完全一成不变。中子星很孤独,它们的高速自转除了发射无线电波损失能量和自身偶尔的“地震”这些可忽略的影响外,完全没有干扰。因此它们的信号周期异常地稳定,精确度高于地球上当时最准确的钟表。

休伊什把它叫做“脉动中的星”,并生造了一个英文词“pulsar”(脉冲星)来命名。这个词很快被用作美国第一款电子表的牌子,以彰显该表的精度。直到今天,它还作为汽车、摩托车的品牌出现在大众视野。

排除外星人的干扰后,贝尔终于完成了她的博士论文。论文主题是类星体,脉冲星只在最后的附录中提到。但她的这个近乎偶然的发现却开创了天文学一个崭新的领域。1974年,休伊什荣获诺贝尔奖。评委们却没有考虑过贝尔是否也应该分享这份荣耀。


脉冲星发现的论文发表后,立刻引起了美国一位年轻人的注意。26岁的泰勒(Joseph Taylor)刚刚从哈佛获得博士学位,立刻决定改变研究方向,一头扎进寻找脉冲星的热潮中。

当时恰好美国领地波多黎各岛上的阿雷西博(Arecibo)射电望远镜落成。这是一个超大型的射电望远镜,顺着山势建设,其抛物型天线口径达305米。它在建成后半个世纪中一直保持世界之最,直到2016年被中国贵州的500米口径望远镜(FAST)超越。暂时还未能被取代的是它的电影明星地位:1995年邦德(James Bond)谍战片《黄金眼》(GoldenEye)中,007与叛变的006便是在阿雷西博望远镜上决斗。

阿雷西博望远镜主要由美国康奈尔大学主持设计管理,初衷是研究地球高空电离层物理,但脉冲星的发现改变了她的使命。1970年代初,岛上聚集了一群康奈尔大学天文学研究生,发挥各种技能研究脉冲星。其中有泰勒的研究生赫尔斯(Russel Hulse)。

他们有这个强大的望远镜,可以探测到非常微弱的信号。他们更不再需要像贝尔那样肉眼寻找纸带上的蛛丝马迹,而是用计算机程序做自动分析。这样,赫尔斯平均每十天就能发现一颗新的脉冲星。原来整个宇宙都遍布着一直在给我们发电报的“小绿人”。而还有更多的中子星我们观测不到,因为它们或者没有强磁场或者他们发出的电波束没有扫描到地球。

最引起赫尔斯注意的是1974年夏天他发现的一颗星。这颗星自转极快,周期是0.059秒,也就是一秒钟内它就转了17圈!更奇的是它这个自转周期并不像其它脉冲星那么精确,过两星期后再测时发现有接近万分之一秒的改变。赫尔斯没有对这微小的偏差掉以轻心,而是持续跟踪测量,终于发现这个偏差本身也有自己的周期性:似乎那颗星的自转会慢慢地变慢,然后又慢慢地恢复,然后慢慢地变快,然后慢慢恢复……如此循环往复。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形呢?

赫尔斯恍然大悟:不是这颗星的自转周期在变化,而是它自己在相对地球作周期性的运动。因为物理学中熟知的“多普勒效应”,相对运动中物体发出的信号频率会有变化。如果该星在朝向地球而来,它后来发出的信号走的路要比先前发的稍微短一些,这样测到的脉冲周期就显得在变短;反之,它离开地球远去时,我们测得的脉冲周期就越来越长。

那么,这颗星为什么会自己这么来回运动呢?其实,它是在绕着另一颗星公转。那颗星恰好我们在地球上观测不到。

赫尔斯发现了第一个双中子星系统。

虽然他们手上的数据极其有限:一颗星看不见,一无所知;一颗只能收到它自转的脉冲信号,但泰勒和赫尔斯凭借这点线索便能推算出很多名堂:从周期变慢和周期变快的时间差他们知道轨道不是圆形,而是很长很扁的椭圆。这个椭圆轨道自身也在“进动”。根据多普勒效应,从信号的微小变化又可以计算出轨道速度。从这些轨道参数又可以推算出中子星的质量,包括那颗看不见的中子星的质量。

经过这一系列的推演,他们发现这两颗星的质量差不多,都接近于一个半太阳。半径则只有10公里左右(可见其塌缩的程度)。它们之间的距离最远时有三百多万公里,最近时约75万公里(这个距离差不多是我们太阳的半径)。而它们公转的轨道速度异常快,达到光速的千分之一。如此的质量密度,如此相近的距离,如此之快的速度,它们是检验爱因斯坦相对论的天然实验室。泰勒和赫尔斯发现理论的预测与他们的测量结果符合的相当完美。赫尔斯以此工作顺利地获取了博士学位。

赫尔斯离开后,泰勒与新来的博士后韦斯伯格(Joel Weisberg)继续研究这个少见的双子星。他们再度脑洞大开:这不也是一个检验引力波的现成实验室吗?


1911年,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Ernest Rutherford)通过散射实验发现原子是由原子核和电子组成时,他提出了新的原子模型:电子在原子核的外围轨道上围绕原子核旋转,就像行星围绕太阳公转一样。这个图像后来被广泛引用于各种与原子或电有关的标志中。

可是这个模型有一个致命的缺陷:电子的运动会产生电磁波,造成能量损失。因此电子的速度会越来越慢,轨道越来越小,最终湮没于原子核中。因此这个模型不稳定,不可能实际存在。这个困难直到量子力学的建立,将经典的电子轨道改成量子的电子态才得以解决。

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波与电磁波类似。行星围绕恒星的运动也会因为发射引力波而失去能量,行星轨道也应该随之萎缩。好在我们生存的地球质量小、速度低,其轨道运动所发出的引力波微乎极微,无法察觉。(地球因为引力波的耗散而失去轨道稳定的过程至少需要1014亿年。我们不必为此操心,因为宇宙的年龄也不过100多亿年,而我们在地球上赖以生存的太阳本身的寿命也只还剩下50亿年。)

有意思的是,早在1930年代,当物理学家还在争论引力波是否存在、能否传递能量时,理想化的双星系统也是他们研究的焦点之一。因为广义相对论方程的复杂性,专家们计算出完全不同的结果:有人说双星会释放引力波耗能而发生轨道衰减;有人则完全相反,说它们其实会从外界吸收引力波能量,轨道反而会扩张。正如费曼所评论的那样,没有实验数据做参照时,理论家只能莫衷一是。

中国理论物理学家胡宁也是那场争论中的一员。1947年,胡宁在爱尔兰做博士后时研究了双星引力波问题。他最先在都柏林王家学院宣读论文时说引力波会导致轨道衰减,但在正式发表论文时又附加了一个更正,表示原来计算有错,符号反了——双星系统其实会吸收引力波而导致轨道扩大。直到1979年,已经是北京大学教授的胡宁在意大利的学术会议上再度发表论文,再度纠正三十多年前的结论。他解释说当初的错误在于选错了边界条件。

泰勒和韦斯伯格在1978年想到这个问题时,已经不再有理论上的争议。按照他们已知的中子星质量和轨道参数,广义相对论指出,因为引力波的能量损失,两个星星的平均距离会在一年内减小3.5米、公转周期减少76.5微秒(0.0000765秒)。虽然这些数值非常微小,却已经是可以用阿雷西博测量出来的了。果然,他们证实了广义相对论的推断。同时,物理学家终于可以确信无疑:引力波的确是存在的。

自那以后二十多年,韦斯伯格一直在跟踪测量这个双子星的轨道,可以持续看到轨道越来越明显的缩小,与广义相对论的预测惊人的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颗星将越来越快地加速接近,直到最后直接碰撞而合并。
双中子星因为引力波辐射的轨道衰减的测量结果(数据点)和广义相对论的理论预测(曲线)的比较。

1993年,泰勒和赫尔斯因为他们的发现获得了诺贝尔奖。韦斯伯格榜上无名。


爱因斯坦在1915年提出广义相对论时,就已经通过了光线弯曲和水星近日点进动两大检验。在那之后,这个理论相继在引力钟慢、引力红移、中子双星轨道等实验中完美地经受了考验。泰勒和韦斯伯格的测量,不仅是人类第一次间接地证明了引力波的存在,而且再次确立了广义相对论的不朽地位。

这一切,都起源于1967年夏天那个令贝尔颇为烦恼的小绿人给地球发来的电波。

与此同时,泰勒、赫尔斯、韦斯伯格和他们的同行们已经在我们的银河系中发现了两千多个脉冲星,其中几十个属于双星系统。在那之外还有众多我们无法观测到的中子星、双星。我们现在确定地知道这些双星的轨道运动会生成引力波,只是过于微弱,地球上现有的设备还无法直接测量出来。

但我们也更加知道,双星的轨道在衰减、在缩小。茫茫广宇中,应该有很多双中子星、甚至双黑洞正在急剧地加速接近,迟早会发生碰撞,或者已经发生了碰撞、合并。这会是异常剧烈的天文事件。它们会激发出引力波的“海啸”,奔向我们的地球,也许会携带着足够的能量可以为人类所测知。

只是,地球上期待着聆听这天籁之音的韦斯——和他的朋友索恩、布拉金斯基、德瑞福们——准备好了么?

(待续)


科普

Thursday, February 22, 2018

捕捉引力波背后的故事(之五):好赌的索恩与铁幕后的布拉金斯基

加州理工学院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对立面。她们地理距离相当遥远,在美国版图上对角相望。一个在东北的波士顿市郊,美国历史的发源地;一个在西南的洛杉矶海岸,阳光、新潮。麻省理工学院规规矩矩地以自己的英文字母缩写(MIT)做简称,加州理工学院则采用发音更响亮、意义更明确的“CalTech”。2006年,一群麻省理工的学生伪装进入加州理工学院校园,将其镇校之宝的一门大炮偷出,千里迢迢地运回自己的校园展览。那只是这两个学校学生互相促狭的恶作剧之一。

当麻省理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埋头钻研雷达技术时,加州理工的主要精力集中在协助冯·卡门(Theodore von Karman)、钱学森等人在校内创建的“喷气推进实验室”研究火箭技术。战后,这里的物理系也有着不同于麻省理工的鲜明风格。小小的校园里集中了一些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包括费曼和后来发现“夸克”模型的盖尔曼(Murray Gell-Mann)。

年轻的理论物理学家索恩(Kip Thorne)也在这里如鱼得水。

索恩的祖先是虔诚的摩门(Mormon)教徒,很早随着教会迁徙到蛮荒的西部沙漠犹他州。比较与众不同的是,他父母两人都拥有博士学位:母亲是当时稀少的经济学女博士,父亲是土壤化学专家,后来成为犹他州立大学主管科研的副校长。

索恩八岁时母亲带他去参加了一次天文学讲座,从此爱上了这门科学。他和妈妈一起在市中心画了一个与自己差不多大的太阳,然后沿着人行道按实际大小、距离比例画出各个行星,到最后他们已经走到了郊外,而要画的冥王星不过小指甲一般大。这样一粒小小的石子在围绕着整个小城转圈,是他第一个天文尺度上栩栩如生的图像。从那时起,他热衷于读阿西莫夫(Isaac Asimov)、盖莫夫等人写的科普读物和科幻小说。高中时,他为参加著名的西屋科学人才竞赛撰写了一篇七页纸的《四维几何》论文,获得州内头等奖。他妈妈很怀疑评委中是否有人真的读懂了论文内容(他妈妈自己读懂了前两页,他爸爸也只读懂前四页)。
1958年,17岁的索恩因为获得犹他州西屋科学天才竞赛奖而上了当地的报纸。

1962年,索恩从加州理工学院大学毕业,到普林斯顿做研究生。他师从惠勒,只用了三年就获得了博士学位。经过两年的博士后,他跳过助理教授一级,直接成为加州理工学院的副教授,又三年后成为正教授。这时他正好30岁,是该校历史上最年轻的正教授之一。在1970年代的加州,他披着长发,留着满脸胡子,一只耳朵挂着耳环,穿着大喇叭裤,两脚踏着拖鞋。与其说是大学教授,不如说是一个十足的嬉皮青年。
1970年代的索恩在黑板上讲解引力场。

放荡不羁的索恩还酷爱打赌。他的办公室墙上贴着很多打赌的字据,对手从像霍金(Stephen Hawking)那样的著名科学家到自己的学生应有尽有。每个字据都严格地写出所赌的内容、赌注及胜负标准等等,双方均郑重地签名(残疾的霍金无法自己签名,也按下了拇指印),有些还有第三方证人。霍金输了一个1974年关于黑洞的赌后,“被迫”赔给索恩一年的《阁楼》色情杂志,曾一时成为大新闻。
索恩打赌的字据三例。左:1974年与霍金;中:1991年与霍金,下面绿字是索恩自己写的“霍金认输了!”;右:1960年代与自己的研究生伯克(Bill Burke)。

据索恩自己总结,他打的赌中如果没有设定时间期限,他都赢了;反之,他大都输了。这说明他对物理现象很有把握,但在对科技进步的速度预测上又总是过于乐观。而霍金打赌总是输。他自我辩解是采取“对冲”策略,赌的都是自己相信的反面。这样如果万一自己错了,至少还能赢得一个赌注。


与二十年前惠勒召集到教堂山的那一代理论物理学家不同的是,索恩成长在广义相对论研究的黄金时代。他们不再争论引力波能否存在,而是运用崭新的数学工具,结合新兴的计算机数值模拟技术,将理论研究推进到爱因斯坦可能也未曾想象的境地。1973年,索恩与师兄米斯纳(Charles Misner)和他们的导师惠勒一起合著了一本教科书《引力论》(Gravitation),洋洋1300页,集当时硕果之大成。在美国大凡接触过这个领域的物理、天文研究生人人都啃过这块大砖头。他们提起它来不用书名,而是直接用三位作者姓氏的缩写称之为“MTW”。
“MTW”三位作者米斯纳、惠勒、索恩(从左到右)与中文版的《引力论》合影。

尽管硕果累累,索恩却总觉得有些失落。也许是受到办公室邻居费曼的影响,他对这些没有实验证据支撑的纯数学式科研逐渐感到厌倦。韦伯掀起的旋风竟然把他这个理论家也卷了进去。这时他准备以自己的职业前途下一个大赌注,投身于引力波探测这一是非之地。(特蕾波尔对他的想法却有另类解读:她在加州理工学院读研究生时,与年轻的索恩副教授曾有过一段浪漫史。她觉得索恩这时候之所以要探测引力波,是为了报韦伯的“夺妻之恨”。)

索恩对实验却也不完全是一窍不通。作为自由派知识分子,他对冷战中处于铁幕之后的苏联怀有相当的兴趣。从1968年开始,他几乎每年去苏联访问,有时候一呆就是几个星期。在那里,他结识了比他大九岁的莫斯科大学实验物理学家布拉金斯基(Vladimir Braginsky),很快两人建立了亲如手足的友情。

布拉金斯基那时正忙于折腾韦伯棒,自然也未能重复韦伯的结果。与其他人不同的是,他没有浅尝辄止,而是更深入地探究原因。他发现韦伯棒的设计有个本质性的缺陷:虽然它体积庞大,在引力波共振的敏感度上却会受到量子力学中“测不准原理”的限制,无法像韦伯所宣称的那样探测到引力波。

索恩的出现正是时候。两人你教我实验上的种种技巧,我教你理论中的点点奥妙,乐在其中。他们一起找出了克服韦伯棒设计缺陷的可能途径。在那之后的几年里,布拉金斯基的莫斯科大学和索恩的加州理工学院开始了长期的密切合作,试图在改进的韦伯棒上取得突破。他们对这个方向怀有极大的信心,反而对韦斯的干涉仪设计不屑一顾。

布拉金斯基还告诉索恩他的两个好朋友早于韦斯十年前就提出了用激光干涉仪测量引力波的设想(那时激光才刚刚发明了两年)。只是他们的论文发表在苏联的刊物上,不为西方所知。那两位也都是理论物理学家,没有提出具体的实验设计,只是估计了干涉仪可能达到的敏感度会比韦伯棒高几个量级。

韦斯开始干涉仪的试验时不仅不知道那两位苏联人的论文,他也不知道其实韦伯也早他几年尝试过干涉仪。韦斯自己一直坚持用干涉仪测量引力波不是他自己的独到发明,而是当时很多人都曾有过的想法——毕竟迈克尔逊和莫雷的干涉仪实验是物理学历史上的经典,用它来测引力波引起的距离变化是很自然的。韦斯与那两位苏联人以及韦伯不同的是他提出了非常具体、踏实的设计,尤其是系统地研究了各种可能的环境噪音影响和对付方法。因此,韦斯那篇发表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内部报告依然被认作引力波干涉仪实验的开山之作。


MTW在1973年出版的那本《引力论》中有一章的篇幅专门讲述引力波探测的原理和方法,做了颇为详细的探讨。涉及干涉仪的却只有末尾一小段,不过是提醒读者章末有一道习题可以演示出干涉仪的敏感度会很差,不值一哂。
《引力论》教科书中涉及用激光干涉仪测量引力波的部分。

韦斯看到后很不以为然。1975年的夏天,他邀请索恩到首都华盛顿参加航天局主办的一次学术会议。索恩刚出机场便被韦斯“劫持”,直接开车到旅馆。两人关上门促膝长谈直至凌晨五点。那一夜,42岁的韦斯和35岁的索恩全面地审视了当时广义相对论领域的状态和发展前景,以及探测引力波的各种可能途径。最后,韦斯成功地扭转了索恩的偏见,接受了用干涉仪测量引力波的优越性。

被鼓起了干劲的索恩回家后便决定孤注一掷。与韦斯在麻省理工学院的遭遇正相反,加州理工学院自己有钱,也愿意投资于广义相对论研究。更巧的是,索恩在普林斯顿时的教授谷德伯格(Marvin Goldberger)这时候也来到加州理工学院出任校长。索恩近水楼台,游说赢得校方拨款三百万美元组建一个全新的实验室。中心任务是搭建一个相当大的干涉仪样机,实际地研究其可行性和所需的技术攻关。

有了资金做后盾,索恩最需要的是一个领军人物。布拉金斯基自然是他的第一人选。

布拉金斯基是苏联共产党员,却并不排斥西方的意识形态。他年轻时的理想是在苏联实现人性化的社会主义,结果很快就因为“犯错误”受到几次处分。有一次在欧洲的学术会议上,西方学者发言抨击苏联政府对以色列科学家拒发签证的政策,导致苏联科学家集体退席。索恩私下找到布拉金斯基,居然把他一个人拉回了会场。布拉金斯基那次回国后很久不再被允许出国。

索恩也注意到布拉金斯基出国访问从来没有带过自己的妻子同行。即便如此,他每次都不是一个人,总会有人陪伴。索恩怀疑随行的是负有监视任务的克格勃官员。同样的,美国的联邦调查局(FBI)也注意到他们的频繁来往。一次布拉金斯基访问加州理工学院时,联邦调查局人员来找索恩了解情况。爱促狭的索恩直接把来人带到布拉金斯基面前互相介绍,让他们自己“直接交流”。双方均大骇,甚是尴尬。其后索恩请求布拉金斯基在他访问莫斯科时如法炮制,好有个见识克格勃的经历。布拉金斯基却从来没敢如此造次。

布拉金斯基坦率地告诉索恩:“如果我应聘,我会被认定为叛逃者。我自动地就会与家人分离。他们会采取惩罚行动,以警告其他人不要学我的榜样。我可能不得不与家人分离十年、十五年。”索恩理解他朋友的处境。他也知道布拉金斯基责任感很强,不会轻易遗弃在莫斯科大学的团队自己跳槽到加州理工学院。

索恩也向韦斯索取了简历,收到后哑然失笑,回信调侃道:“你这里面肯定是缺了好几页吧?”韦斯对自己几乎从不发表论文的记录有自知之明,便向索恩推荐了苏格兰的德瑞福(Ronald Drever)。布拉金斯基也附议,他认为德瑞福与韦斯一样,都是完全可以独当一面的实验天才。


正当索恩在加州理工学院紧锣密鼓地开张他的人生豪赌时,从天文界意外地传来一个好消息:人类接到了天外来电,告知引力波确实是存在的。


(待续)


科普

Tuesday, February 6, 2018

捕捉引力波背后的故事(之四):聆听天籁之音的韦斯

当韦伯探测引力波的冲击波传到麻省理工学院(MIT)时,那里的物理教授们发现他们有点麻烦。

麻省理工学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专注于雷达技术,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因此持续地获得来自美国军方的大量科研资助。二战之后,物理以及与物理有关的系科急剧膨胀,欣欣向荣。这时候,他们突然意识到,系里却没有一个研究广义相对论的教授。他们只好矮子里拔将军,指派年轻的助理教授韦斯(Rainer Weiss)开一门广义相对论的研究生课程。

韦斯1932年出生于德国。父亲是一个家境富足、笃信共产主义的犹太医生,母亲是演员。两人邂逅的一夜情有了韦斯,然后才不得不奉子成婚。韦斯两岁时他们因为纳粹的迫害不得不出逃,辗转几年来到美国,于1939年定居纽约市。那里正聚集着大量和他们一样刚刚“下船”的欧洲移民,捎来了对古典交响乐的一往情深。还是孩子的韦斯从他们身上既攫取了他的人生擎爱,也看到了商机。那时调频广播刚开始时兴,小小的收音机无法发挥其魅力。韦斯成为第一代音响发烧友,收集电子元件自己设计、制作电路将调频信号高保真放大,用高功率大喇叭播放。

有一次,一家电影院着火,废墟中有20来个大型剧院用扬声器。韦斯把它们一个个扛回家,接上自己的电路,给朋友们播放纽约爱乐乐团的演出,效果惊人。

他没能发大财,但有了一个让更多的人更容易地听到高品质的美乐的志向。

他注意到播放虫胶唱片时总会有一点“嘶嘶”的杂音没法消除。为了解决这个难题和发展他的事业,韦斯上大学时选择了麻省理工学院。不料,大学里让他着迷的不再是电器中的音响,而是一个姑娘手指下流出的美妙钢琴声。他神魂颠倒地追随女孩去了芝加哥,可还是眼睁睁地看着她另攀了高枝。不过他也不是一无所获,从她那学会了弹钢琴。在那之后六十多年,每天晚上弹奏一小时钢琴成了韦斯一辈子的功课。

铩羽而归,他发现麻省理工学院已经将他除名。喜欢动手、捣腾的他便走向物理实验室,一间一间地打听他们是否需要帮手。扎卡瑞亚斯(Jerrold Zacharias)教授收留了他,让他打了两年小工,然后推荐他重新入学。这回韦斯老实了,不仅上完了大学,还接着一口气在扎卡瑞亚斯的指导下拿了个物理博士学位。

(韦斯后来自己当教授期间也收留过几个大学期间辍学的“坏小子”。其中两个,修梅克(David Shoemaker)和佩奇(Lyman Page),现在分别是麻省理工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杰出科学家。修梅克后来还成为探测引力波国际协作项目的官方发言人。)

他的博士课题是刚萌芽的铯原子钟技术。用这种异常精确的钟来实际测量爱因斯坦预言的引力场中的“钟慢”效应那时很时髦。他对物理实验中的精密测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许这与他当初做高保真电路时的所需要的精益求精一脉相承。

毕业后,韦斯在普林斯顿大学跟狄克(Robert Dicke)教授做了两年博士后。狄克那时一边在寻找引力波,一边正准备做探测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实验,不料却被贝尔实验室的那两位幸运儿抢了先。1964年韦斯回到麻省理工学院任职,有了自己的实验室。他也计划同时进行引力波和宇宙背景辐射方面研究。很快,韦伯“发现”了引力波,于是他就顺理成章地被抓了差,去开设广义相对论课程。


年轻的韦斯不敢坦白他其实从没接触过广义相对论,只好硬着头皮开了课,自己边学边教,现买现卖。他是擅长动手做实验的,对这理论里复杂的数学最为头疼,只好尽量地把它当作一堂实验课来讲,试图用各种模型、假想实验来直观地解释广义相对论,倒也别具风味。

1970年代的韦斯在麻省理工学院实验室里的工作照。他正在组装一个红外辐射探测器。

学生要求他讲讲韦伯的实验。韦斯不得不承认他自己对韦伯棒的机制也摸不着头脑。他在课堂上与学生一起探讨了爱因斯坦的原始论文,然后干脆布置了一个作业,设计一个与韦伯不同的测量引力波的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他有了自己的想法。

韦伯在费曼的“粘珠”假想实验中看到的是那根棍子,把它作为“琴弦”寻找引力波引发的共振。韦斯则相反,他着眼于那颗珠子,要直接测量珠子因为引力波的运动。当然,这个运动——如果有的话——幅度会极其微小,又没有共振那样的放大机制,如何测量呢?韦伯知道,可以用光干涉的方式来放大细微的距离变化。

1887年,迈克尔逊(Albert Michelson)和莫雷(Edward Morley)设计了一个干涉仪,将一束光用半透镜分成两份,分别送往垂直的两个方向,然后用镜子反射回来重新汇聚。如果二者略有差异,光的波动性会导致聚合的光产生干涉条纹,这样可以测量两个方向上的差别。

在那个试验中,两个方向的光束走着完全相同的距离。他们想找的是两个方向上光速的区别。那时候的物理学家假设光是在一种叫做“以太”的媒体中传播。因为地球也在以太中运动,经典物理推论顺着地球运动方向与垂直方向上光的速度应该有差异。这样干涉仪中两个光束返回时的时间也会略有差异。这个微小差异可以从干涉条纹中测出。

迈克尔逊和莫雷没能找到任何差异。也就是说,光的速度没有受到地球运动的影响。这个结果否定了以太的存在,确认了麦克斯韦尔方程组中光速的绝对性。迈克尔逊因此赢得1907年诺贝尔物理奖,是第一个获得科学类诺贝尔奖的美国人。

韦斯认为,既然现在已经知道光速是恒定的,同样的这个实验就可以用来寻找不同方向上微小的距离差异。干涉仪两个方向终点处把光反射回来的镜子便是费曼的珠子,它们因为引力波的细微波动会导致两条光路距离的微小差异。这个差异可以同样地出现在干涉条纹中。

上他的课的几个研究生对这个课题非常感兴趣,他们不满足于在堂上讨论,而是与韦斯在晚上碰头,加班加点继续研究。他们搭建了一个臂长1.5米的干涉仪用以研究引力波到来时如何探测的模型。这个装置比当年迈克尔逊和莫雷用的的那个大不了多少,不同的是他们现在可以用激光作光源,先进得多。晚上干活也有好处:他们实验室就在地铁线边上。一旦有车经过,他们这个简陋的设备就被震荡得一塌糊涂。只能等到末班车开过、夜深人静后才能试验。

一晃两三年就过去了。韦斯和他那些换了好几茬的小伙伴们依然乐在其中,解决了一系列如何应对环境影响的难题。系里的其他教授们则都不知道他在搞什么名堂。一位老教授好心地提醒韦斯,如果还没有论文发表,他眼看着就不可能得到终身教授职位。韦斯这时候还没有能够正式发表的成果,只好把他这几年的心得、笔记整理一下,写成一篇材料发表在学校内部的季度报告上。


韦斯1972年发表的这篇内部报告分两部分,前一半是用高空气球测量新发现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后半部是引力波干涉仪的设计和研究。他当时把它叫做“引力天线”(Gravitational Antenna)。这是他的干涉仪设计第一次面世,但因为只是一个学校内部报告,很少人知晓。

韦斯1972年中麻省理工学院内部发表的引力波干涉仪设计草图。

费曼1957年在教堂山解释“粘珠论”用的示意图【见本系列之二】中的“棍子”呈十字交叉,每个方向上各有一个“珠子”。韦斯的干涉仪设计图则可以看作是费曼那个图左上角的四分之一部分,在左边和上方各有一个弧形的镜子反射激光。这两个镜子便是费曼的珠子。镜子和图中心的激光半透镜、测量仪器等之间构成两条“长臂”,相当于费曼的棍子。当然,韦斯的长臂只是激光的路径,不是实物。他的棍子其实是悬挂镜子的支架、天花板和固定在地面的光源、半透镜、测量仪器以及与它们相连的建筑、地球等等的整体。也就是说,当除了镜子以外的所有一切都固定连接在一起时,独悬其外的镜子因为引力波的颤动便是珠子与棍子之间的相对运动。两个镜子不同的颤动使得不同方向上的两条长臂的长度产生细微不同,这个差异便可以由被反射的激光束的干涉条纹放大测量出来。

韦伯的共振棒是一根琴弦,他期待的是引力波脉冲的那一下拨动。韦斯的干涉仪则是一套高保真组合音响,他期望通过这个“天线”接收、记录、播放引力波的全套旋律。韦斯已经意识到,他这个仪器最敏感的频率范围正好与他所沉醉的钢琴的音域一致。他之所以对探测引力波着迷,正是少年时作为音响发烧友的延续。只是这时他神往的不再是调频台中的交响乐,不再是姑娘指下的钢琴曲,而是那来自遥远时空、浩瀚广宇的音阶。所谓“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然而,韦斯却不得不面对人世间的烦恼。

进入1960年代末,美国社会格局发生了巨大变化。二战之后长大的新一代走向社会,不再相信父母一辈的保守理念。美国在越南战场陷入的泥潭也促使社会对军队产生疑惑、警惕。1969年,美国国会在例行的军队拨款法案中附加了一个“曼斯菲尔德修正案”(Mansfield Amendment),明文禁止军队出钱资助与军事技术不直接相关的科研项目,以减少军队对大学、公司等民间机构的控制和影响。

麻省理工学院首当其冲,一下子失去了大量来自军队的资助。韦斯的引力干涉仪项目立刻陷入断粮的困境。他这个学校里仍然没有广义相对论专家,更没有人能理解他这个小玩意的价值。韦斯只能自谋出路。

1973年,韦斯向国家科学基金会(NSF)提交了一份详细的资助申请,希望他们能支持他继续引力波干涉仪的研究,但很快就被拒绝了。基金会那时还在全力资助韦伯的实验。

这还不是最令他伤心的。一年后韦斯接到德国同行比令(Heinz Billing)的电话,询问他这边干涉仪的进展。韦斯很纳闷比令怎么会知道有这么个干涉仪。比令很不好意思,坦白说他们收到过美国基金会寄来的韦斯申请书,邀请他们做同行评议。那时比令在慕尼黑仿照了一根韦伯棒,折腾几年一无所获,正在失落中看到了韦斯的设计很感兴趣。他顾不上科学界匿名评审的伦理要求,自己就动手开始了干涉仪的研究。比令还告诉韦斯,不仅在德国,他这个设计其实已经在欧洲流传开了。

还不只是欧洲。在美国加利福尼亚,韦伯培养的第一个博士伏华德(Robert Forward)也在休斯飞机公司的实验室里自己建造起一个干涉仪,还就近拉到当时还是研究生的特蕾波尔帮忙。(伏华德后来没有继续他的科研生涯,而是急流勇退,成为一个职业科幻小说作家。)

韦斯自己倒也没山穷水尽,他那个用高空气球探测宇宙微波背景辐射的实验取得了不俗的成绩,确保了他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职。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对这个课题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希望能把该实验扩展到卫星上,进行大气层以外的测量。1976年,韦斯被航天局聘为宇宙微波背景辐射探测委员会主席,主持这方面的科研。航天局财大气粗,他不再需要为科研经费发愁,只是不得不暂时搁置引力波,他那聆听天籁之音的梦想。
韦斯的麻省理工学院团队正在施放高空气球,测量宇宙微波背景辐射。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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