捕捉引力波背后的故事（之九）：较真的加文和专断的沃格特

1974年在麻省理工学院举行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当面指责韦伯出示的引力波数据存在学术不端行为，以至于两人差点动手打架的那位科学家是在国际商业机器（IBM）公司服务的加文（Richard Garwin）。加文是一个物理全才，也更是一位神话级的人物。他大学毕业后只用了两年就获得博士学位，导师是大名鼎鼎的费米（Enrico Fermi）。阅人无数的费米对加文的评价直截了当：他是自己一辈子遇见过的唯一的真天才。

博士毕业后，加文每年夏天跟着费米到核武器实验室游荡，那时才23岁的他顺手就帮泰勒（Edward Teller）设计了人类第一枚氢弹。从此他与美国政府、军界结下不解之缘，参与过多个绝密项目，包括最早的间谍卫星和针对苏联攻击的预警、防御体系。IBM对他尤其青睐，费尽心机将他招到旗下担任科技总管，还在合同中写明他作为公司雇员可以用三分之一时间为政府提供无偿咨询服务。加文因此得以自由地穿梭于政界、学界和商界之间，还多次担任总统科学顾问。

在IBM，加文随心所欲地涉足了多个物理基础研究领域，还顺带发明了一系列数据存储硬盘、激光打印机、触摸屏幕等实用设备，可惜公司管理层识人不识货，没能积极推广这些高技术的应用。加文后来也颇为后悔自己当时没有足够的魄力跳出来创业，也许可以改写近代计算机行业的历史。

韦伯宣布探测到引力波后，加文立即在IBM试图重复，当然没有成果。他没有简单地放弃，而是孜孜不倦地展开调查，终于发现了韦伯隐瞒他与合作者核对数据中发生的乌龙事件。他当众与韦伯对质，其后更不依不饶、穷追猛打。这不仅对韦伯个人伤害很大，也给了当时的引力波热潮最致命的一击。

1972年的加文（左）与他的同事James Levine和他们在IBM自制的韦伯棒。

年轻时的加文没有去亲眼观看自己设计的氢弹成功试爆，后来他更走向推动裁减、消灭核武器的立场，一辈子都在做这方面的努力。1980年代，他正忙于带领一个叫做“忧思科学家联盟”（The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的组织在抵制、阻止里根总统发起的、绰号为“星球大战”的太空战略防御计划，反对太空武器化。

当他无意中听到引力波探测的项目居然又死灰复燃时不禁大吃一惊，立即找到国家科学基金会要求了解内情。他觉得探测引力波应该还只是一个很遥远的梦想，如果政府准备花费纳税人的上亿美元在这上面豪赌一把，那不能只是少数几个人说了算，至少应该要有更多的科学家了解、参与这个决策。

艾萨克森对加文的多管闲事正是求之不得。


德瑞福全职在加州理工学院上班后并没有改变他的行事方式，依然我行我素。更严重的是，他与韦斯在干涉仪的设计上有了原则性的分歧。

德瑞福坚持干涉仪中激光束经过的那两条长臂必须做成他已经研究很久的超大型法布里—佩罗谐振腔，这样才能保证激光频率的稳定和有足够的光强测量干涉条纹。他在这个基础上又发明了一个怪招：在探测仪前端增添一面镜子，把探测时不需要的光再度反射回那个谐振腔，大大增加了光强。

韦斯对这个奇妙的设计却一直提不起兴趣。谐振腔需要固定光源和反射镜之间的距离，使其恒定是激光波长的整数倍才有效。这样也就不能让反射镜随引力波振动，与迈克尔逊测量两个光路时间差异的原始设计相违。如果采取德瑞福这个设计，韦斯自己十来年依据迈克尔逊经典设计所积累的大批经验便失去了价值。而韦斯的设计也有长处，可以大大降低对激光光源性能的要求。

两人各持己见，不相上下。作为这场被迫的婚姻的职业调解员，索恩显然是非常地不称职。他试图在两人之间斡旋，却既没有足够的实验知识服人，也没有权威一锤定音，只好不了了之。愤怒的德瑞福经常呛索恩，指出当初索恩到苏格兰请他时曾许诺是由他完全主事的，却成了一个言而无信的骗局。索恩无言以对，只能苦笑。

韦斯意识到他们已经完全无法共事，每次讨论都有演变成吵架的危险。他选择了退避三舍，带着自己的队伍躲在麻省理工学院把那个1.5米长的干涉仪扩展到5米，用它来研制一些大型干涉仪所需要的部件。

转眼间两年过去了，三驾马车所承载的引力波项目基本上毫无实质进展。基金会暂停了资助的延续，不得已的艾萨克森已经在认真考虑是否放弃、撤销整个项目。加文的不请自到无异于雪中送炭。他立即请加文组织专家队伍，作为第三方对项目进行全面、彻底的同行审议，以资决策。

1986年秋天，加文邀请了物理学界一批大师级的人物，从诺贝尔奖获得者到各方面专家以及负责过大科学项目的能人等，把他们关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个会议中心整整一个星期，对引力波探测项目进行了全方位的审理。他布置了三大课题：第一，引力波是否存在？第二，引力波能不能被人类测到、激光干涉仪的设计是否可行、是否值得基金会的投资？第三，现有的团队是否能胜任这一任务？

第一个问题很简单。在精确测量到双中子星轨道衰减之后，已经没有什么物理学家还在怀疑引力波的存在。加文自己对第二个问题抱着很强的怀疑态度，但他惊讶地看到专家们也一致地对用激光干涉仪探测到引力波充满了信心，对基金会的计划没有异议。

然而，专家们对现有团队的评价也惊人的一致：不及格。他们看出韦斯、索恩和德瑞福完全没有管理大项目的经验和能力，还只是在以小作坊的方式各行其是。这样下去不可能有成功的希望。他们建议基金会在完全注入资金之前，再给他们两三年时间整顿、考察的机会。当务之急则是要设立一个专门的项目负责人，担负起球队教练、乐队指挥的责任，将这些散漫的物理天才们整合成一支步调统一的队伍。

也就是说，要给三驾马车找一个车夫。

艾萨克森对这个结果非常满意。专家评议的结论不仅提供了他继续支持引力波项目的后盾，也同时递给他下一步需要的尚方宝剑。他立刻又举起了手里的枪，这次不是直接对准韦斯、索恩或德瑞福，而是负责项目管理的加州理工学院：如果你们不能很快地找到一个称职的负责人重整这个项目，就不要再想得到资助。

几乎同时，加州理工学院主管学术的副校长沃格特（Rochus Vogt）被迫辞职了。


沃格特的青少年时代是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度过的。1945年德国投降时他才15岁，却已经被征了兵，旋即成为反法西斯同盟国的战俘。这个经历让他痛恨极权政府，也因之鄙视所有权威，渴望能自己独来独往。

战后，他回到被战争摧毁了的农庄，进入炼钢厂打工。因为对机械的兴趣，他考入当地的一所技术学院进修工程师课程。在学校里他却发现更感兴趣的是物理课和国际象棋。他花了一年的时间逃课去街上与人赌赛象棋，赢了不少钱来维持生计和学业。只是教授不乐意了，给他最后通牒：要么放弃象棋，要么放弃物理。他从那时起再没有下过一盘棋，只是一直热衷于收藏棋子和棋谱。

集中精力研习物理后，他进入著名的海德堡大学并在毕业时获得去美国留学的奖学金。那是美国参议员富布赖特（J. William Fulbright）在二战之后主持设立的一个促进美国和其它国家交换学生、学者的项目。沃格特刚到美国就结识了一位项目中一起接受培训的法国姑娘。这两个来自战争仇敌国度的年轻人结婚时，引用了富布赖特阐述国际学术交流的一句话：“他们也许有可能发现不再需要兵戎相见而解决他们国家之间冲突的新途径。”

沃格特用奖学金到芝加哥大学研究天文物理，还参与了南极宇宙射线测量项目。1962年，他受聘来到加州理工学院，深深地爱上了这个校园，扎下了根。因为厌恶官僚手续的麻烦，他没有立刻加入美国国籍，但已经全身心地成为美国人。

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喷气推进实验室，沃格特主持了美国航天局资助、目标是走出太阳系的“旅行者”（Voyager）飞船上测量宇宙射线的项目，也负责过大型毫米波段天文望远镜的建造。在这过程中，他逐渐完成了从科学家到科研管理的角色转变，相继在实验室、系、院各层次担任过主要领导职位。1984年，就在旅行者飞船开始向地球传回大量激动人心的数据时，他忍痛离开了心爱的项目，专心担任起加州理工学院副校长。

蔑视自己头顶权威的沃格特在这个过程中却也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自己独断专行的管理风格。虽然他在副校长位置上为学校做出了不俗的贡献，他与校长谷德伯格却一直合不来。两个性格倔犟的物理学家围绕政策方针人事等方面发生了一系列冲突。1987年2月，沃格特不得不在谷德伯格的压力下辞职。

失意的沃格特回到物理系，只在地下室厕所边拥有一间小办公室。他不愿意再回到旅行者项目中去抢过去同事的风头，却也一时半会儿找不到合适的科研方向。楼上的索恩注意到这位赋闲中的“大领导”，觉得他可能正是他们所需要的车夫。

索恩并不了解沃格特，便去找人打探。一个为沃格特工作过的同事告诉他，沃格特主持的项目可以说不会有失败的可能。只是谁跟着他干都会落得伤痕累累，不过也会很值得。索恩当时只听到前半截话，那对他来说就足够了。韦斯也得到了同样的情报。有人警告他在沃格特手下走一趟，绝对会脱胎换骨，不再会是今天的自己。同样地，韦斯没有太放在心上，他关心的只是沃格特能带领项目走向成功。

德瑞福没有在意具体的人选。他曾几次自己飞到首都华盛顿与艾萨克森单独谈话，试图说服他改变另找负责人的决定。艾萨克森冷静但坚决地回绝了他。虽然已经在加州理工学院干了很多年，德瑞福一直觉得自己还是个外人。他没有想到去打听一下沃格特的性格特点，更没有人警告过他会有被扒一层皮的危险。

经过一番劝诱，沃格特在1988年夏天同意担任引力波项目的主任，三驾马车有了他们的车夫。他果然雷厉风行，上任伊始便拍板采纳德瑞福的法布里—佩罗谐振腔设计方案，指令无论是加州理工学院还是麻省理工学院，都必须全心全意地为这个设计努力。同时，他制订了目标明确的科研计划，将实验室日常工作纳入了按部就班的正轨，不再允许科研人员被德瑞福一日一变的新主意支使得团团乱转。没多久，整个团队的面貌便焕然一新。

1990年索恩、德瑞福和沃格特（从左到右）在加州理工学院的激光干涉仪前合影。

1989年，沃格特完成了他新官上任最迫切的任务：将韦斯的蓝皮书具体化为资助申请书，提交国家科学基金会。

他们在申请书的导语页上引用了意大利学者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513年所著的《君主论》中的句子来描述这个项目的风险、意义和决心：

天下再没有更难的事可以着手
需冒着更大的险恶
或者更无法确定能否成功，
可以相比于走在前头
去引入一个全新的秩序。

沃格特等1989年提交的资金申请书导语页。

他们这时提议的干涉仪已经加长到4千米，预算也增至将近2亿美元。如此之大手笔，其目的——申请书指出——不仅在验证广义相对论，更是要为人类“打开一扇在本质上不同于过去电磁和粒子手段的观察宇宙的全新的窗口”。

基金会对沃格特的工作极为满意。1990年，他们正式批准了干涉仪计划。

不过基金会的批准只具备象征意义，因为他们的常规预算中并没有这一笔钱。的确，基金会年度预算中天文领域的全部资金也不到1亿美元。从其诞生到现在，基金会还从来没有接触过如此规模的项目。为了打开这个“全新的窗口”，他们还必须向国会申请专项拨款。

进入1990年代，现实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天翻地覆的变化。强劲的美国此时也疲态频现，经济危机正在降临。


（待续）

科普

捕捉引力波背后的故事（之八）：枪口下的强迫婚姻

物理学家深信自己的领域是在探索自然的终极真理，其它如化学、生物，只是物理在更复杂系统中的应用。工科则不过是在用已有的知识解决一些现实问题。他们常常会对某课题不屑一顾道：“这不是物理，只是工程”。

经过几十年的探索，寻找引力波的课题在1980年代逐渐离开了作为科学的物理领域，转化为一个修建大型激光干涉仪的工程问题。这样的一个项目能否成功，关键已经不再取决于韦斯的远见、索恩的理论或德瑞福的奇技淫巧，而基本上决定于一个字：钱。如何获取、使用及管理所需要的巨额资金，是这几个物理书呆子从来没有预料过、准备过的另类挑战。

1969年通过的曼斯菲尔德修正案禁止了军方对民用科技的资助后，美国政府在物理类科研的投资主要通过三个部门进行：能源部（DOE）、航天局（NASA）和国家科学基金会（NSF）。

能源部下辖二战中研制原子弹和雷达技术所延续下来的几个大型国家实验室。战后，以大型加速器、对撞机为代表的高能基本粒子实验是他们的拿手好戏，也是所谓“大科学”的鼻祖，在物理类投资中，能源部包揽了将近一半的金额。

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卫星，引发美国上下一片“我们落后了”的危机感，给战后的基础科学研究打了一针强心剂。美国旋即成立了航天局，与苏联展开太空竞赛。自然地，航天局也逐渐担负起利用人造卫星、宇宙飞船等工具进行天体物理测量、研究的课题资助，比如韦斯负责的宇宙微波背景辐射项目。

相对而言，1950年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就差远了。创办这个基金会的初衷是要统一管理生物医学之外的基础科学研究（生物医学已经另有国家卫生研究院（NIH）主持），但这个目标在各方利益博弈的联邦政府中没能实现。基金会开始只是资助大学教授各自为战的“零售”科研，后来才以建造、管理一些诸如天文望远镜的设施方式开始有了自己的“大项目”。与能源部、航天局相比，却还是小巫见大巫。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会标和口号：“发现从这里开始。”

1980年代也是美国的一个黄金时代。逐渐摆脱了1960年代社会混乱、1970年代经济滞涨的美国进入一个高速发展阶段。在乐观的形势下，科学家们也都跃跃欲试，希望政府能更大规模地投资于基础研究，在科研上做出划时代的突破。

1983年，美国高能物理领域提出要建造名为“超导超级对撞机”（Superconducting Super Collider）的粒子加速器，目标是达到足够的能量，寻获众望所归的“希格斯玻色子（Higgs boson）”。当时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正连续地发现电磁和弱相互作用统一理论中关键的几个“中间玻色子（intermediate vector bosons）”，在高能物理独领风骚。发现自己落后了的美国的物理学家希望通过能源部的这个大手笔一举夺回领先地位。

航天局也在积极准备他们的下一个大动作。1984年初，里根（Ronald Reagan）总统在国情咨文演说中提出要在十年内开始建造在地球轨道上运行的大型永久空间站，亦即后来的“国际空间站”（International Space Station）。


也是在1983年10月，韦斯终于完成了他花三年时间的激光干涉仪前期可行性研究，向国家科学基金会提交了一份题为《一项关于长基线的引力波天线系统的研究》的报告。与他十一年前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的论文不同，这篇报告内容不是科学上的设计，而是属于工程范畴的规划。为此，韦斯专门聘请了两家精于承包诸如加速器建设的商业公司来评估建造大型干涉仪所需的材料、施工、管理等各方面开支。这份全面、详尽的报告后来被称为干涉仪项目的“蓝皮书”。它建议在美国境内选取两个不同的地点分别建造两个臂长一千米以上的干涉仪，初步估计需要至少七千万美元。

韦斯1983年10月提交给国家基金会的“蓝皮书”报告封面。

显然，这个规模的预算远远超出一两个学校所能负担的极限，只能期望政府出资。

幸运的是美国科学基金会内部天体物理方向的主管艾萨克森（Richard Isaacson）对韦斯的提议情有独钟。他自己就是惠勒学生、教科书《引力论》作者之一米斯纳的学生，正是引力波领域的内行。在1940年代胡宁曾经参与过的那场双星系统中引力波是会引起轨道衰减还是膨胀的“盲目”争论之后，艾萨克森在1968年发表了引力波辐射会造成双星轨道衰减、塌陷的论文，是该课题中第一个真正令人信服的理论推导。

自然，他一直热情地关注着这个领域的动向。他与韦斯是很好的朋友，两人经常碰面，习惯于一起在湖边散步、交谈。加州理工学院建造40米长干涉仪的行动更触发了他的迫切感：他敏锐地看到这是在开创一个全新的物理领域，会有广阔的前景。财大气粗的能源部和航天局似乎都无缘涉足，正是他的基金会可以大显身手的好机会。在他的撮合下，基金会开始资助加州和麻省两个理工学院的引力波研究，包括韦斯主持的蓝皮书。


1983年的德瑞福已经在加州理工学院半职上任了五年。在这期间，他一直孜孜不倦地在美国和苏格兰之间来回奔波。因为他有一半时间不在岗位，索恩又聘请了惠特科姆（Stanley Whitcomb）负责实验室的工作。格拉斯哥大学的实验室则有德瑞福原来的助手休夫替他照应。这样德瑞福可以更自在地做空中飞人。这个安排看起来很不错，却很快就陷入了僵局。

德瑞福（右）和惠特科姆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引力波干涉仪上的工作照，左右那两根管子便是各40米的两根“长臂”。

刚愎自用的德瑞福自认是这两个实验室的太上皇，完全不把惠特科姆、休夫以及他们各自团队成员当作平等的合作者，而只是给自己打下手的伙计。他主意又多又快，每天早上一到实验室就拿出晚上想到的新点子让人去尝试，却很少还记得自己前一天刚刚发过的指令。于是那些伙计们每天都像无头苍蝇一样忙乎，无法按部就班地进行系统的科研。

德瑞福高高在上，知道大家对他不满也不以为意，视之理所当然。他尤其喜欢在空中那近乎与世隔绝的十来个小时，可以一个人静静地思考。无论在大西洋的哪一边，一下飞机他便拿出又一个新颖的想法交给当地的伙计去尝试。

格拉斯哥那边是他的自己人，也因为文化传统一直对大教授容忍、客气。美国这边则怨声载道，经常出现德瑞福来之前就担忧过的顶撞、冲突。加州理工学院对他这脚踏两只船的心态失去了耐心，给他发出最后通牒：要他在两个学校中自己选一个定居下来，希望这样能改善同事关系。

德瑞福非常纠结。虽然他更喜欢家乡的环境，但终究还是放不下美国这边财力的诱惑。他终于辞去了格拉斯哥大学的位置，成为加州理工学院的全职教授。


韦斯的蓝皮书是他的麻省理工学院团队与他聘请的两个商业公司的合作结果。作者名单中除了他们几个人之外，也包括了加州理工学院的惠特科姆，却没有索恩或德瑞福。

德瑞福是在韦斯已经定稿，准备向基金会提交之前才知道有这么回事的。那年夏天，他们在意大利的广义相对论会议（“GR10”）上聚到了一起。晚上，韦斯在旅馆房间里同索恩和德瑞福分享了蓝皮书的内容，说明他们必须合作才有可能将这个计划付诸实施。德瑞福一听就炸了，当着韦斯十来岁的儿子大发雷霆，强调他之所以决定全职到加州理工学院，就是为了自己能主持引力波探测。他不需要韦斯来横插一杆子，更没有与韦斯合作的必要。韦斯当时还没与德瑞福直接打过多少交道，不禁目瞪口呆。无奈的索恩也只能竭尽全力试图让他平静下来。

的确，德瑞福对韦斯背着他的自作主张极其恼火。他也从根本上反对蓝皮书中“一步到位”、马上建造长达一千米的干涉仪的建议。他认为当务之急是完善现有的40米模型，然后以取得的经验逐步加长、扩大，循序渐进直到成功捕捉到引力波。而且，他心底下还觉得，凭着他的心灵手巧，通过技术、仪器上的不断改进，可能并不需要很长的干涉仪就应该能成功地探测的引力波，没有必要兴师动众地浪费钱财。毕竟，他更心仪土法上马、因陋就简的实验方式。

德瑞福自己是看到韦斯的设计才进入干涉仪领域的。他对韦斯的早期工作非常佩服，认为韦斯独自开创出了一条可行的道路。但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在德瑞福的眼里，韦斯这十年一事无成，只是抱残守缺，在他1.5米长的螺蛳壳中做道场。干涉仪的一系列技术突破都是他在加州理工学院和格拉斯哥的成就，他已经完全拿下了这根接力棒。（韦斯则对德瑞福的“法布里—帕罗腔”深表怀疑，这时更看重的是德国比令实验室的一些贡献。）在他看来，韦斯这时来插足，不过是试图到他这里分一杯羹，甚或取而代之。

谁都明白，成功地探测到引力波会是科学史上的重大突破。而主持该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会自然而然地成为诺贝尔奖的不二人选。在德瑞福和韦斯围绕战略、战术激烈争论的背后，已经开始有了为将来搏取上位的阴影。在韦斯提交了蓝皮书之后，他们三人陆续不断地跑基金会游说，各展其才：索恩勾画出美妙的天文图像、德瑞福表演五花八门的实验技巧、韦斯提供具体的工业化数据……他们都很令人信服，唯一缺乏的是一个共同、和谐的计划。基金会人员从每一个人那里听到的是“我们能做到”的信心，却无法弄明白他们准备如何去做。

艾萨克森终于失去了耐心，他决定在现有的40米长模型之后建造的下一个干涉仪必须是足够能探测到引力波的实用仪器，而不是又一个更大一点的模型。显然，这个决定更倾向于韦斯的眼光。要实现这一点，基金会不能再继续分别资助两个学校，而必须把劲往一处使。于是，他利用手上掌握的财权下令：要想得到基金会的资助，他们不能再互相拆台竞争，必须协调合作，组成一支统一的队伍。他“建议”由韦斯、索恩、德瑞福三人组成联合领导小组，按照俄罗斯传统把他们叫做“三驾马车”（troika）。

德瑞福非常不爽。他舍弃了格拉斯哥大学中说一不二的地位来到美国，便是要利用这里的条件继续他的随心所欲，绝没有与他人平起平坐的打算。但在基金会卡断钱源的威胁下，他却也不得不屈就。韦斯从一开始就知道要实现他的计划，双方必须走合作的道路。虽然他这时已经无法看好与德瑞福共事的前景，也只好抱着走一步瞧一步的态度。

索恩后来回忆说，基金会在那一刻端起了上膛的枪，强逼着德瑞福和韦斯结合，而他自己则不幸夹在中间沦为这个没有爱情的婚姻的调解师。

1984年，加州理工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签订备忘录，正式合并两校的引力波项目，由三驾马车共同领导。韦斯内心很有些失落，这本来是他和麻省理工学院的首创，但他那些短视的校领导迄今依然对引力波无动于衷，甚至巴不得尽快地甩掉这块烫手山芋。合并后的总部自然而然地设立在加州理工学院校，主要的实验工作继续围绕着已有的40米干涉仪模型进行，争取基金会为大型干涉仪谋得需要的资金。

这场包办婚姻只维持了不到三年。


（待续）


科普

贿赂和嫖妓中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原则

2009年，55岁的麦克唐奈尔（Bob McDonnell）当选为弗吉尼亚州州长。他出生于军人家庭，本人大学毕业后即参军入伍，在服役期间通过夜校研修了商业管理硕士学位。退伍后他选择了从政，通过选举担任了14年州议员和3年州司法部长，之后登上州长宝座。

弗吉尼亚是一个摇摆州，稍微偏向民主党。作为共和党人的麦克唐奈尔在该州的胜出被看作当年该党的一个伟大胜利。他也理所当然地成为几年后竞选总统的热门人选之一。

麦克唐奈尔兢兢业业地担任了四年州长，颇有建树。弗吉尼亚州法律规定州长不得连任，就在他准备下台后去一所大学教书，同时准备下一步的政坛前程时，局势骤变，被揭发出受贿丑闻。结果他不仅与总统无缘，而且面临牢狱之灾。而他的困境不过是自己很不小心所造成的。

麦克唐奈尔夫妇有五个孩子。他夫人是家庭妇女，自己又一直在政府工作，因此家庭条件并不富裕。他就任州长时，家里已经在信用卡上欠下了几万美元的债务。他们试图投资房地产，也陷入困境。就职在即，夫人希望能穿得体面一点，不得不求助于当地的一位富裕商人威廉姆斯（Jonnie Williams）。后者出钱为她专门定制了一件华贵的夜礼服，由此得到在典礼上作为嘉宾坐在州长旁边的待遇。后来，威廉姆斯又在麦克唐奈尔夫人的请求下为她提供了五万美元贷款，为他们的房地产投资救急。然后又为麦克唐奈尔一个女儿的婚礼买了一万五千美元的单。除此之外，威廉姆斯还送给州长本人名贵手表、高尔夫球具球衣等礼物。

威廉姆斯当然也不纯粹是在为朋友两肋插刀。他是一家推销健康补充药物和化妆品公司的老板。通过他和州长一家的关系，他得以会见州政府高级官员，接洽由州政府出钱请州立大学专家为他们公司产品做质量研究和评估等等。

2014年1月，就在麦克唐奈尔卸任州长十几天后，他们夫妇俩被指控总共接受了威廉姆斯价值14万美元的礼物和贷款，为威廉姆斯的商业利益提供便利，因此犯了收受贿赂等罪行。

要说麦克唐奈尔夫妇也真够窝囊的。当州政府高官这么多年，闹了个几乎家徒四壁、债台高筑的凄惨相。而当州长四年，受贿也不过十几万美元，其中大约十万还是贷款。（具体数目有不同说法，法院后来裁决礼品价值被大幅高估）。事发后，麦克唐奈尔立即退还了几乎全部赃款，并为其不当行为向州民公开道歉。然而法律依然是无情的。

这个案子审判持续了大半年，其间爆出麦克唐奈尔夫妇不和、夫人与威廉姆斯关系暧昧等花絮，引起一些小报的起哄。9月4日，夫妇俩均被判定犯有腐败罪。2015年1月6日，麦克唐奈尔被判处两年徒刑，夫人后来也被判一年徒刑。

已经身败名裂的麦克唐奈尔当庭抚面痛哭，但并不服气。美国是法制国家，即使是贪官也能有找个说法的权利和途径。他便开始了上诉。被驳回后，案子最终进入了联邦最高法院的议程。2016年6月27日，最高法院八名大法官颇为罕见地取得一致意见：并没有足够证据表明麦克唐奈尔犯了罪，下级法院的判决遂被推翻。

那说好的受贿行为呢？

法律需要惩戒罪恶，但同时也需要甚至更需要保护无辜，避免“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局面。在官员受贿上，美国的法律规定必须存在肯定无疑的交换行为。这种交换在传统的拉丁语中叫做“quid pro quo”，直译是“这个换那个”，其实就是中文里常说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只有坐实了这样的交易，才能认定政府官员是收受了贿赂。

麦克唐奈尔自认他作为政府官员收受商人的贷款、礼物确实不妥。但即使是政府官员，他也可以有私人朋友，可以与朋友有金钱上的来往。而他在政府中帮助威廉姆斯的公司的需求是州长为州民服务的本职工作，是他为每一个公民都应该做的，与那些金钱往来没有直接关系。他并没有专门为威廉姆斯做份外的事情，因此他的问题应该属于道德失误而并非触犯法律。

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们经过讨论，一致认可了他的立场。大法官们同意麦克唐奈尔的确没有在本职工作之外专门为威廉姆斯提供特别的服务。因此，如果说威廉姆斯的金钱是“quid”（“这个”）的话，麦克唐奈尔没有提供他这边的“quo”（“那个”）与之交换。也就是说，他收了钱但没有交货，因此不构成犯罪。

首席大法官罗伯兹（John Roberts）专门解释说，如果不这么严格界定，那么政府官员与朋友的任何来往都可能被看作“quid”，而同时他的任何本职工作行为都被看作“quo”，这样官员将无法在担任公职的同时仍然享有正常社交。当然他也没忘了谴责麦克唐奈尔行为之无耻，而法院能够判决的只是罪行而不是道德缺陷。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本来是在没有信用的条件下作生意的基本规则，它在涉及金钱交易的法律条文上运用很多。除了官场上的贿赂以外，比较常见的还有卖淫或嫖娼的犯罪认定。

除了内华达州的少数几个偏僻地方，在美国卖淫是非法的。但尽管各地警方经常花大力气治理，卖淫行为还是随地可见，而且基本上公开进行。这便是因为确定卖淫犯罪是很困难的，必须满足同样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条件。

卖淫被立法成为罪恶是美国现时社会道德的体现。但作为自由国家，法律不能限制太多。比如，一个人付钱给另一个人寻求陪伴、聊天等社交性服务是完全合法的，而如果在这样的聊天时“两情相悦”，“自然”地发生了性关系，那也是两个成年人之间的合法行为。在这样的情况下，付钱（quid）和性交（quo）没有构成直接的交易，不能看作卖淫。因此即使被警察抓了现行，也不能课之以罪。美国各地有很多公司或个人提供“陪伴”性服务（escort），他们公开做广告，合法做生意。即使警察对他们实际的服务项目心知肚明，却也束手无策。形形色色的“援交”、“包养”等关系也一样，可以大摇大摆地在网站上联系成交。

新闻报道中常看到中国警察扫黄时突击“淫窝”，只要看到有非婚男女衣衫不整、现场有避孕套等等就算是有了卖淫的“铁证”，可以当场拘捕。这样的执法手段在美国是行不通的。因为即使确实发生了性关系，也会有多种可能性，不能一概地认定是发生了卖淫行为——除非能够取得“quid pro quo”的证据。美国警察对付卖淫通常是采用“钓鱼”方式，即派遣便衣乔装妓女或嫖客，引人上钩。但他们也必须小心翼翼，想方设法让对方直接、明确地表达出付钱买春或收钱卖春的意愿，才能下手拘捕。老练的妓女和嫖客不会上这个当，只用隐晦、间接的语言接洽，警察便无可奈何。


最高法院对麦克唐奈尔的无罪判决引起一些下层警察、检察官“思想混乱”，抱怨说这为他们今后抓贪官设立了太大的障碍。的确，严格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很难落实，毕竟官员、商人和老练的妓女、嫖客一样，在做这些肮脏交易时不会那么直截了当。然而，为了避免伤及无辜，法律也只能认可自己的局限。

妓女通常被公认为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政客则经常被排在第二的位置。里根总统经常调侃说他发现这两个职业的工作极其相似。在收钱办事这一点上，他们所作所为的确完全相同。而在法律面前，他们是否犯了罪都遵循着同样的“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原则，或者说，享受着同样的漏洞。

（7/16/2016）


米帝囧事

罗姆尼父子相隔半个世纪的两场演讲可能昭示的共和党历史性轮回

随着共和党总统预选的白热化，更多的好戏正不断上演。几天前（3/3），上届候选人密特·罗姆尼（Mitt Romney）发表公开演讲，大举抨击今年的候选人川普（Donald Trump），号召全党发动起来，采取一切手段阻击川普的出线。

党内初选期间，候选人同室操戈、你死我活。没有参选的其他高层人物如果没有铁杆支持某候选人，往往会做高姿态置身事外，尊重选民的抉择。罗姆尼这样的讲话实属罕见，但他自有他的道理：他认为川普的胜出将是共和党的灾难。

无独有偶，半个世纪以前的1964年，密特·罗姆尼的父亲、密执安州（Michigan）州长乔治·罗姆尼（George Romney）也曾做过一个相似的讲话，重磅攻击当年本党候选人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同样是认为后者会毁了共和党。



共和党在美国代表着所谓的右派保守势力，她的基本理念是小政府、自由市场经济，以及以基督教义为主导的传统价值观。然而，共和党的这个形象其实只是近几十年的产物，历史上的共和党曾经有过多种不同的面貌。及至二战前后，民主党的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连任四届总统，推行政府大举插手经济以摆脱大萧条的“新政”，导致政府权力扩大，迫使在野的共和党走向其反面。但当时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都还没有统一的既定政治理念，而只是相对松散的政治联盟。

随着政局的演变，共和党逐渐分成两大派：东北部的自由派倾向于支持新政、认同政府的积极作用，中西部的右派则越来越趋于保守，抵触政府。相应地，民主党也在分化：罗斯福的新政导致南方黑人整体背弃了当初内战时摧毁奴隶制的共和党而转向民主党，促使南方的白人民主党势力转向保守立场。

在这个背景下，西部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戈德华特在1964年异军突起，以毫不妥协的保守立场竞争共和党的总统提名。他在党内的主要对手是纽约州长洛克菲勒（Nelson Rockfeller），正是东北部“温和自由派”的代表。洛克菲勒本来是主流派，民意领先，但选战前因为个人婚姻问题失去大量支持，为戈德华特提供了机会。

戈德华特不仅毫不留情地抨击政府开支的膨胀和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还在一些争议性很强的社会问题上毫无顾忌地大放厥词，比如支持麦肯锡主义、反对保护黑人权益的民权法案，主张可以考虑动用战术核武器结束越南战争等等，很快赢得了“种族主义者”、“战争狂人”等等大帽子。但戈德华特的强硬、不妥协态度激发了年轻一代共和党人的热情，把他的竞选推成了一场“运动”、“革命”。

共和党的精英阶层一时大哗，认为他不能代表共和党的价值观和形象。他们企图说服前副总统、上届落败于肯尼迪的尼克松（Richard Nixon）参选阻击，后者没有同意。而各种后盘操作始终无法左右选票的力量，戈德华特出乎意料地节节获胜，胜利在望。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老罗姆尼发表了他的演讲。他直言抨击戈德华特的一系列主张，包括其反对民权法案的立场，是极端右倾，与民众、共和党、国会的大多数意见不符。他并痛心地警告，戈德华特的出线将导致共和党的自杀性毁灭。

戈德华特后来如愿赢得共和党提名，但在大选中惨败于民主党的约翰逊（Lyndon B, Johnson），只赢得南方少数几个小州。共和党虽然没有因此自杀，却也是经历了一番脱胎换骨。四年以后，尼克松东山再起，实行“南方战略”，整合被戈德华特吸引来的民主党南方保守派，借助民主党因为越战和种族冲突带来的焦头烂额赢得总统席位。（在那场选举中，老罗姆尼在初选中败给尼克松。）

同样是在1964年，就在老罗姆尼抨击戈德华特之际，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的一位影视明星里根（Ronald Reagan）也出来做了个著名演讲。此前里根一直都是民主党人，领导过好莱坞演员工会。这时他受戈德华特感召“弃暗投明”，成为共和党人。他一针见血地指出选择的时候来到了：或者坚持保守信念争取最大自由，或者屈服于专制政府的控制。两年以后，里根当选为加州州长。

1980年，在共和党内屡败屡战的里根终于问鼎白宫，成为现代美国第一位真正的保守派总统。戈德华特竞选时所召集起的新一代共和党人很多成了里根团队的骨干。里根的胜利也标志着共和党在保守理念下重新组合的完成。在那场重组中，共和党彻底失去了东北部，巩固了中西部，吸纳了南方保守势力，在美国版图上占据一个大写的字母Ｌ形状。凭借这个坚实的基础，共和党不仅通过布什（Bush）父子两度赢得总统席位，更是长期在联邦议会、州长和州议会等选举中压倒了民主党。

老罗姆尼和戈德华特、里根的论争，归根到底是共和党在维持现状还是彻底创新之间的抉择。戈德华特的选战虽然失败了，但他们赢得了历史的胜利。




五十年之后，今天的共和党内不再有洛克菲勒和老罗姆尼那样的所谓温和自由派，而完全以强硬的保守派为中坚。但他们也不是铁板一块，反而再度趋于分裂。近几年兴起的茶党在共和党内部形成一个激进团体，他们集中注意力在通过减税、削减政府开支上，总在找机会发难。里根时期在党内举足轻重的宗教势力则在不断地边缘化，他们也因为其价值观不再被重视而满腹牢骚，试图东山再起。现在也有温和派，不过他们的立场要是在戈德华特时代会属于极右派。

更重要的是，多年的执政经历使得共和党高层也形成了一个利益集团，他们满足于在与民主党对抗中所能赢得的少量、局部成果而安于现状、不思进取。上两届大选中，他们支持的温和派候选人麦肯和小罗姆尼又相继败北。这次选举中，所谓的“体制派”便成为川普、克鲁兹（Ted Cruz）等“反体制”候选人的攻击目标。即便如此，川普所引发的竞选风暴还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揭示共和党内部的矛盾已经达到互不相容的程度，有如半个世纪前的巨变前夕。

的确，川普与戈德华特有很多相像之处。他们都摆出一副对外强硬、对内呼吁大变革的姿态。戈德华特竞选中挖苦过上任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Dwight Eisenhower），川普这次也直指布什曾经为伊拉克战争撒谎；戈德华特认为战争中可以用核武器，川普则坚持着反恐中需要使用近乎残酷的刑讯手段；等等等等。当然，他们又都被称之为“种族主义分子”。

然而，戈德华特是不折不扣的保守派，他反对的是当时共和党中的自由派势力。川普却正好相反。他一度是民主党人，曾经拥护国家接管医疗保险、堕胎权等左派政策，作为商人还曾长期捐款支持民主党政客，包括克林顿夫妇。虽然他这次参选时已经修正了一些立场，但他绝不是一个传统的保守派共和党人。

最近几次共和党候选人辩论中，试图绝地反扑的竞争对手卢比奥（Marco Rubio）抛弃了他温文尔雅的包装，直指川普为骗子，是披着共和党外衣的民主党人，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来劫持保守派运动。

小罗姆尼这星期的演讲也是同样的论调，在攻击川普人格的同时强调他不是一个真正的保守派、共和党人。共和党选民必须利用一切手段阻击川普，否则党将不党。

尽管川普因为移民难民问题上的言论被人视作极端，来自共和党主流派的这种攻击却正在为他塑造一个政策上的温和派形象，尤其是他屡次声明当选后他会与民主派等各方势力谈判，寻求可行方案，而不是盲目的坚持保守派立场。

如果川普能经受住共和党内部的全力阻击而出线，他的这一形象将有助于大选中争取中间派选民。与戈德华特一样，川普在竞选中吸引了大量的新生力量。今年的共和党初选投票率大幅增长，有很多过去的中间派和民主党人参与。川普虽然本人是富豪、年近七旬，却赢得了众多社会底层和年轻人的支持。现在的民意调查发现川普在东北部民主党领地纽约、新泽西、马萨诸塞、宾夕法尼亚等州有相对优势，如果他能夺取几个这样的州，突破传统的共和党L地域，那么民主党将不堪一击。

而上述这些州，恰恰正是共和党上次分裂、整合时所舍弃的地盘。

另一方面，民主党虽然表面上尚且稳定，其实也是危机四伏。今天的民主党基本上是西海岸和东北部的自由派势力与南部黑人和拉丁裔的松散组合。随着工会势力的消失，他们正在失去社会下层白人的支持。这是本届选举中社会主义者桑德斯能够在民主党内掀起波澜的缘故。他们在桑德斯（Bernie Sanders）落败以后可能会试图离开民主党，是川普的潜在支持者。

如果共和党主流实在无法容忍川普的出线，另外推出候选人以第三党或独立身份参选，或拒绝投本党候选人的赞成票，这会引发共和党内部再一次大分裂。民主党的松散联盟也可能随之瓦解，两党将与半个世纪以前那样再度重新组合，形成不同的政治势力。也许，川普版的共和党会更像五十年前的版本，完成历史的轮回。

也许，这样的变革可以催生出实质性的多党竞争，为美国政坛开辟一个崭新的局面。




有意思的是，小罗姆尼这次的讲话时从一开始就援引了里根当年支持戈德华特的演讲，却只字未提他老爸几乎同时所作的反对派演讲。他自认为是在承继里根的传统，捍卫共和党的保守价值观。但历史也许会给他开一个玩笑，揭示他真正继承的是他父亲维护一个共和党的现状，而错过新的变革的到来。

（3/5/2016）


米帝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