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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August 20, 2019

宇宙膨胀背后的故事(十六):于最细微处见浩瀚宇宙

1977年,温伯格在美国出版了一本面向大众的科普书《最初三分钟》(The First Three Minutes),主要介绍宇宙在大爆炸后随即发生的一系列场景。这个引人入胜的标题——书中内容其实并不仅限于那“三分钟”——和新奇、详实的科学内涵吸引了大量读者,成为影响广泛的畅销书。

温伯格所著《最初三分钟》封面设计。

宇宙微波背景的发现又过去了12年。大爆炸这个奇葩的想法不仅在科学界得到广泛认可,成为作为该书副标题的“宇宙起源的现代观点”(A Modern View of the Origin of the Universe),而且也不再是一个简单抽象的猜想,已经发展为坚实的物理理论,并能够在现实世界中得到验证。

作为“外行”的彭齐亚斯和威尔逊发表他们的微波测量结果时,还曾小心翼翼地避免解释他们数据的含义,把这个不讨好的任务交给同时发表诠释性论文的狄克小组。狄克他们也没有提“大爆炸”,而是采用了普林斯顿同事惠勒(John Wheeler)提议的“原始火球”(primordial fireball)的说法。还是《纽约时报》报道时直截了当,大标题为:“信号暗示一个‘大爆炸’宇宙”。(“Signals Imply a ‘Big Bang’ Universe”)。一年后,皮布尔斯开始采用“大爆炸”这个字眼,意味着他们也终于“归顺”了伽莫夫、阿尔弗的宇宙起源理论。

在类星体上遭受重创的稳定态模型本已在苟延残喘,霍伊尔还是竭尽全力负隅顽抗。直到2000年,他(去世前一年)还出版了一本专著维护稳定态宇宙,批驳天文学界随大流接受大爆炸理论的行径。但他已经沦为孤独的绝响:即使是他的老朋友古尔德、邦德都已经接受了大爆炸学说。(1983年,霍伊尔的合作者、美国天文学家福勒(William Fowler)因发现恒星内部产生重元素的过程获得诺贝尔奖。包括福勒自己在内的很多人认为霍伊尔更应该得这个奖,因为该项工作实属霍伊尔首创。对霍伊尔未能获奖的原因有诸多猜测,是诺贝尔奖争议案例之一。)

微波背景辐射的发现是稳定态模型破产、大爆炸理论胜出的决定性事件。数学家埃尔德什(Paul Erdos)曾感叹:上帝犯了两个错误:一是他用大爆炸的方式创造了宇宙;二是他还留下了微波辐射的证据。


温伯格既不是天文学家也不是宇宙学家,而是一个研究基本粒子的理论物理学家。他探索的对象因此是物理学中最微观的世界。由他来描述、解释最宏观的宇宙似乎有点风马牛不相及。然而,这也正是1970年代物理学所特有的一道亮丽风景。

因为,在那最初的“三分钟”里,宇宙其实就是一个基本粒子实验室,高能物理学家的乐园。

伽莫夫年仅24岁时用量子力学的隧道效应解释原子核衰变,随后又推算把粒子加速到一定的动能,就可以突破原子核的壁垒。为此,他协助考克饶夫和沃尔顿发明了第一个粒子加速器。从那个加速器犹如健身房器械的管子里出来的质子成功地打开了锂、铍等原子核。

在我们这个适合人类生存的世界里,实验室里产生的粒子不具备太高的速度,因此需要加速才能击碎原子核。如果换一个环境,比如太阳等恒星的内部,因为温度、压力非常高,那里的粒子本身便带有非常大的动能,不需要人为加速就可以持续核反应。加速器便可以在人类世界中模拟恒星内部的环境。

如果把膨胀、冷却的宇宙回溯到最初,那会是一个即使太阳中心也相形见绌的最极端世界,其中的粒子会具备极高的能量。原子核——或任何有内部结构的粒子——都会在不断的碰撞中解体,回归为最原始的“基本粒子”。于是,伽莫夫按照他当时的认识设想最初的“伊伦”只能由中子组成。

考克饶夫和沃尔顿的在剑桥修建的加速器把质子加速到了具备几万“电子伏”的动能(电子伏是一个高能物理常用的能量单位,是一个电子在一个伏特的电压中加速所获得的动能。)。从动能来看,这些质子相当于来自一个温度高达10亿度的世界,远高于太阳的中心,大体相当于大爆炸之后200秒时的宇宙。

1930年代考克饶夫和沃尔顿设计的粒子加速器。

当爱丁顿绘声绘色地描述他如何在想象中将宇宙的演化“倒带”回放到时间的起点时,他没有想到就在他眼皮底下的几个年轻人所鼓捣着的简陋家伙便在实现这个操作,并且已经接近了宇宙爆炸后的“最初三分钟”。

考克饶夫和沃尔顿的设计很快被美国的劳伦斯(Ernest Lawrence)发明的“回旋加速器”(cyclotron)超越。劳伦斯因此在1939年——比考克饶夫和沃尔顿还早12年——获得诺贝尔奖。回旋加速器具备不需要太大的场地、能源便能够持续加速粒子的优势,在其后几十年中有了飞速的发展。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在1950年代的回旋加速器就已经可以把粒子加速到30亿电子伏的高能。那相当于是大爆炸之后0.000000003秒、温度为35万亿度的宇宙。

1950年代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的回旋加速器(Cosmotron)。

越来越大、能量越来越高的加速器揭示出一个崭新、神秘而丰富多彩的微观世界。五花八门的粒子在不同的能量档次上出现、分解,表现出不同的碰撞、反应机理。这些在最小尺度上的知识、数据的积累正好为大尺度的早期宇宙提供了实在的线索:在某个时期的宇宙中翻天覆地的就应该是某个相应能量的加速器中所看到的粒子和它们的反应过程。

1968年,也就是伽莫夫逝世的那一年,斯坦福大学的直线加速器用高能的电子轰击氢原子核,证实质子并不是原来想象的基本粒子,而是由更基本的“夸克”(quark)组成。中子亦然,因此不可能是能存在于“伊伦”中的原始粒子。

1970年代,包括华裔物理学家丁肇中(Samuel Ting)在内的众多高能物理学家利用大型加速器一层层地揭开了微观世界的奥秘,逐渐形成基本粒子的“标准模型”(Standard Model)。正是在这个模型的基础上,温伯格得以“越界”总结、描述宇宙的早期膨胀、演化过程。


勒梅特曾经把他的宇宙蛋所在的时间叫做“没有昨天的那一天”(The Day without Yesterday)。在那一刻,爱丁顿的录像带已经倒到了头,不再有更早的过去。我们不知道——也不可能知道——那时的宇宙确切会是什么样子。因为广义相对论在那一刻出现了数学上的“奇点”(singularity),不再具有物理意义。最多,我们只能泛泛地描述宇宙那时没有空间尺寸,处于时间的零点,而温度、压力、密度都是无穷大。

“原始火球”爆炸后,一个有真实物理意义的世界才开始展开。温伯格在他的书中将爱丁顿倒好的录像带一幕一幕地重放:

大爆炸发生0.01秒后,宇宙的温度高达一千亿度。在那样的“炼狱”中,基本上只存在没有或几乎没有质量的光子、中微子、电子以及它们相应的“反粒子”:反中微子和正电子。这时候的宇宙是一个和睦相处的大家庭,所有粒子胶合成一团,不分彼此,处于完全的热平衡状态。也有极少量(十亿分之一)的质子和中子混在其中,它们不停地被众多的轻子轰击而来回互变,中子甚至没机会自己衰变成质子。

0.12秒时,宇宙的温度随着膨胀冷却到约三百亿度。那些可怜的极少数质子、中子被轰击的程度稍微缓和,部分中子得以衰变成质子。原来数目相同的质子、中子数开始出现差异。质子占62%而中子只有38%。

1.1秒时,温度冷却到一百亿度。和睦的大家庭第一次出现分裂:不爱与他人掺和的中微子退了群(decouple)。这些中微子自顾自地弥漫于宇宙空间,不再与其它粒子交往,形成所谓的“宇宙中微子背景”(cosmic neutrino background),延续至今。(遗憾的是,这一背景的存在还只是理论预测。因为中微子几乎完全不与其它物质发生反应,异乎寻常地难以探测。宇宙中微子背景的能量非常低,更是难上加难,至今依然无法找到这个可以验证大爆炸理论的证据。)

13.83秒时,温度冷却到三十亿度。宇宙中的电子和正电子开始大规模互相碰撞而湮灭,转化为光子。也是在这个时候,伽莫夫描述的“中子俘获”的元素制造过程才得以开始,宇宙中第一次出现氢、氦原子核以及它们的几种同位素。

3分零2秒后,温度冷却到十亿度。电子和正电子湮灭后基本消失,宇宙这时充满了光子和中微子,以及越来越多的氢、氦同位素。因为不再有电子、正电子的持续轰击,还未被“俘获”的自由中子也得以大规模衰变成质子。宇宙中质子、中子的比例出现显著差异:86%的质子对14%的中子。在那之后,所有的中子都被俘获、“封闭”在氢、氦原子核中(原子核内的中子寿命非常长,基本上不会自己衰变)。


温伯格的书名叫做《最初三分钟》。这除了吸引读者眼球外,也因为他觉得宇宙的最初三分钟是最精彩的。那之后宇宙只是惯性地膨胀、冷却,“再没什么有意思的事情发生了”。这个说法也许是出于他对基本粒子物理的情有独钟,但未免夸张。

在最初的狂热过去后,宇宙依然持续地膨胀、冷却着。大爆炸之后五万年左右,宇宙中有质量的粒子开始超越光子、中微子等成为主体力量,引力也开始发挥作用。几十万年之后,宇宙终于冷却到“只有”几千度的“低温”。这时带正电的氢、氦等原子核才能够与带负电的电子持久性的结合,形成稳定、中性的原子。一直与这些带电粒子纠缠不清的光子终于也得以脱身,与那些远古的中微子一样退了群,成为另一道与世无争的宇宙背景。随着宇宙持续的膨胀,这些光子的频率不断地红移,最终会在微波频段被彭齐亚斯和威尔逊意外地发现。

但在地球和地球上的贝尔实验室出现之前,这些光子的频率会先红移到红外线波段。那时整个宇宙不再有可见光,进入所谓“黑暗时代”(Cosmic Dark Age)。(当然,可见光、黑暗这些概念都是以地球人类为主体的描述,而那时候还远远没有人类。)

黑暗时代一直持续到大爆炸二亿年后。这时氢原子在引力作用下形成第一代恒星,内部因压力点燃核聚变而发光、发热。宇宙才再度出现光明。在那之后的几亿年里,宇宙继续膨胀、冷却,恒星聚集成为类星体、星系、超星系等等。恒星内部的核聚变逐级发生后制造出碳、氧、硅、铁等较重的元素,然后在恒星“死亡”之前的超新星爆发中将这些元素抛洒出来。某些恒星坍缩成密度巨大的中子星。它们的碰撞、合并又能制造出铅、金、铂等重金属。

在大爆炸之后大约92亿年,宇宙的某个角落中出现了太阳系。最先出现的是作为恒星的太阳,随后是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然后才有水星、金星、地球和火星。又过去40多亿年后,地球上出现了人类。他们抬头仰望、低头沉思,从浪漫的想象和原始的敬畏到智慧的认识和逻辑的推理,经过几百年的努力,逐渐发现了宇宙的膨胀、理清了宇宙的来源和头绪。


温伯格等物理学家所描述的这个图景是一个精确、定量的物理过程。它不仅能预测微波背景辐射,而且还能非常准确地解释今天宇宙中各种元素的由来和比例。另一位也以热心科普著名的物理学家克劳斯(Lawrence Krauss)的裤兜里永远地放着这么一张数据卡片。当他遇到对宇宙来源于大爆炸表示怀疑的人时,便会骄傲地拿出卡片引证,说明大爆炸不是空想臆测,而是一个已经被证实的理论。

然而,也正是在1970年代末,当基本粒子和宇宙起源在物理学中趋近辉煌的顶峰时,一丝不苟的物理学家发现他们的大爆炸理论依然有着显著的缺陷,无法解释宇宙膨胀过程中的几个奇诡、顽固的谜点。


(待续)

Sunday, May 6, 2018

捕捉引力波背后的故事(之十一):起死回生的接盘侠巴里什

1994年初,LIGO面临着生死存亡危机。韦斯、德瑞福、索恩组成的三驾马车早因为德瑞福被驱逐而散架,他们的车夫沃格特这时也被抛弃。虎视眈眈的国会正在寻找各种理由削减、甚至随时可能完全砍掉项目的预算。国家科学基金会则因为项目本身的管理混乱冻结了大部拨款。这一般就是他们资助的项目被判死刑之前奏,很少能有再度复活的先例。

加州理工学院自然不甘心。他们又一次需要找到一个足以力挽狂澜的领头人,而他们也再一次有着瞌睡遇见枕头的好运气:因为国会撤销了超级对撞机项目,大批高能物理的佼佼者突然失去了职业生机,正在茫然赋闲、另找出路。他们虽然专业上与引力波不那么搭界,却都是操持大科学、大项目的行家里手。而他们之中便有自己校内的巴里什(Barry Barish)。


巴里什的祖父母辈都是从东欧逃到美国的犹太人,在美国中西部内布拉斯加州定居。他的父母都在那里出生、长大、相遇。母亲中学毕业时得到内布拉斯加大学录取和奖学金,可她保守的父母坚持家族传统禁止女性上大学。她后来离家出走,早早地结婚生子。巴里什的父亲则因为自己的父亲早逝,从中学起就不得不辍学养家。因此他们俩都没能受到大学教育,因为这番经历和犹太人传统,他们一直重视子女教育,将大学梦寄托在年幼的巴里什身上。

巴里什自己从小喜欢读小说,梦想的是成为一个伟大的作家。中学时读了经典小说《白鲸记》(Moby-Dick)后,他却被其中极其详尽地描述鲸鱼生理结构的长长一章内容给镇住了。由此他幡然醒悟:既然写小说也需要掌握这么多科学知识,那还不如干脆去学理工科。

巴里什八九岁时就随家庭离开了中西部,搬到加州洛杉矶,在阳光海滩边长大。这时他最希望的是能进附近的加州理工学院。不巧的是他中学是春季毕业,加州理工学院却只在秋季招收新生入学。他只好先去了位于伯克利的加州大学,打算在那里先混半年。不料他却又很快爱上了那个校园,打消了转学的念头。

他开始上的是比较实用、有职业前途的工科专业,但发现处处不如意:上绘图课因为没有一丝不苟而被责备、上化学课因为擦洗试管不够干净被扣分、上测绘课因为扛着怪怪的测量仪器满校园跑被嘲笑……终于,他受够了,稀里糊涂地找到了物理系,一个不需要整天“刷盘子、扛大活”的清净专业。

那是1950年代,劳伦斯(Ernest Lawrence)正在伯克利发明他的粒子回旋加速器。还是大学本科的巴里什喜欢没事就溜进他的实验室观察,自己学会了操作那个古怪的新大家伙。在他自己还没有完全弄明白怎么回事时,他参与设计、操作的加速器在1955年发现了“反质子”(antiproton),后来赢得1959年诺贝尔奖。

1957年巴里什大学毕业时,伯克利还有政策不招收本校毕业生上研究生,以避免所谓的“近亲繁殖”。他申请了加州理工学院,顺利被录取。不料伯克利这时变了卦,又决定要留下包括他在内的少数几个优秀学生。于是他再度舍弃加州理工学院,留在了伯克利。

他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研究生。与本科时一样,他总是在回旋加速器实验室自己折腾,想独立做科研,甚至拒绝找教授做导师。系主任对他无可奈何,“自荐”当了他名义上的导师,签字认可他自行其是。

1962年巴里什获得了博士学位。为了不与新婚妻子分离,他继续留在伯克利做博士后,继续折腾他的加速器。加州理工学院一名年轻教授注意到他的才干,鼓动他加盟加州理工学院。巴里什对这所他两度擦肩而过的学校也依然一往情深,尤其觉得她注重于寻找年轻新人,给他们良好的环境让他们自由发展,不像东部传统名校只喜欢四处挖角、寻求已经事业有成的名人。于是他欣然应聘。到校后,他很快与那里的费曼成了非常好的朋友,两人经常在校园里一起吃午饭、神聊。从来没有什么导师的巴里什后来说费曼是对他人生、事业影响最大的人。

只是巴里什在加州理工学院校园内的时间并不太多,因为学校自己没有加速器。他只能穿梭于有加速器的国家实验室、大学之间,设计、实施自己的试验。随着加速器规模越做越大,他自然地成为与大科学同生共长的新一代物理学家。在其后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在布鲁克海文、费米、斯坦福等实验室之间游刃有余,几乎在美国所有大型加速器上都做过不同课题的试验。

1960年代末,他与几个朋友合作在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新落成的加速器上做了第一个试验。折腾了一阵后他觉得没有什么前途自己提前走人了。六个月后,剩下的三个合作者发现了质子内部的夸克结构,后来获得1990年诺贝尔奖。巴里什也因此成为他们终身的玩笑对象。

巴里什自己当然也没闲着。高能物理试验规模大、周期长。这个领域大多数物理学家倾其一生专研于某一两个课题,不断地精益求精。巴里什则有所不同。他兴趣广泛,经常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研究领域包括首次通过中微子碰撞测量到“弱中性流”(weak neutral current)、发现中微子存在质量和“振荡”的证据等等。此外,他还花了十多年时间寻找尚且不确定是否存在的“磁单极”(magnetic monopole)。


1990年代初,超级对撞机事业正是风生水起。这行业的物理学家除了在国会内外为预算拨款吵得不可开交外,他们内部还一直进行着与引力波项目非常类似的龙争虎斗,甚至也有着他们自己的“德瑞福”、“沃格特”——那就是大名鼎鼎的丁肇中(Samuel Ting)。

与德瑞福相似,丁肇中工作勤奋、精于创新,但同时也自以为是、专横跋扈,在同行之间口碑不佳,不被认为是一个具备团队精神的人。不同的是他早在1976年便因为发现“J/ψ介子”获得诺贝尔奖,因此享有着相当高的地位,不像德瑞福那样依然会受制于人。

超级对撞机选定了两个大实验项目,丁肇中负责其中之一。他提出一个7亿5千万美元的预算,并一再拒绝能源部将其缩减到5亿以下的要求。靠着他的名气和组织能力,丁肇中已经在中国、苏联和欧洲几国联系到合作伙伴,自认为可以自行解决短缺的资金,反对能源部插手干预。这个矛盾在审核过程中不断激化,最终导致丁肇中与能源部以及对撞机项目总主持人彻底闹翻,不欢而散。丁肇中自己全身而退,被遗弃的团队只好寻找一个能够收拾残局、挽救实验的能手,当时被选中的众望所归者便是巴里什。
1993年的巴里什。

巴里什很快整合了队伍,从头重新设计、计划,赢得了能源部、超级对撞机领导的认可,保住了这个重头项目。他也因此成为超级对撞机的主要领军人物之一。然而,就在他雄心勃勃准备甩开膀子大干一场时,超级对撞机突然被国会撤销,所有与之相关的项目便都嘎然而止。已经58岁的巴里什迷茫彷徨,只好收拾心情,准备再继续去寻找他的磁单极。


早在1976年索恩向加州理工学院提议开展引力波探测实验时,巴里什就是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之一。在那之后,他一直作为同事远距离观望着这个项目的进展和混乱。

沃格特被基金会催促得焦头烂额时,还曾找过巴里什求教如何对付。巴里什向沃格特出示了他为自己的对撞机项目按部就班准备的各种材料和报告给沃格特做范本。不料沃格特只是扫了一遍后便嗤之以鼻,反过来教训巴里什不应该如此顺从官僚管理,浪费时间精力做这种没有意义的纸面文章。巴里什只得苦笑。

直到沃格特与基金会彻底闹翻后,加州理工学院临时组建了一个监督委员会处理后事。作为委员会成员,巴里什看到了基金会内部的同行评议报告,才开始深度了解这个项目内部的麻烦。这些报告的主调便是项目已经病入膏肓、无可救药,只能撤销了事。而这时,委员会也几乎一致地推荐、鼓动“赋闲”中的巴里什再一次扮演接盘侠,出马拯救LIGO。

巴里什对探测引力波这个课题本身很是憧憬。他知道,虽然在德瑞福、索恩、韦斯这些引力波领域的人看来,建造激光干涉仪极其复杂、工程浩大,在他这个习惯于在高能粒子试验中修建超大型设备、设计各种精准探测器的行家来说却还只是小巫见大巫,比超级对撞机的规模已经差了一大截子。如果召集起因为超级对撞机而“失业”的团队,他有把握承担这个项目,但问题在于他是否能够收拾起眼前已有的烂摊子。

稳重的巴里什提出给他一个月的时间做一个深度调查。他必须在确信自己能够促使项目成功的条件下才会同意接手。

可是,接下来的一个月里,他却是越来越郁闷。LIGO的问题比他想象的还更严重得多。因为沃格特对官僚的厌恶,他们几乎在1989年提交给基金会的那份申请后就再没有什么系统的文字材料。那之后的五年里,除了在国会争取到拨款,很难知道他们在技术上取得了什么进步。了解内情的是具体的工作人员。他们在经过了德瑞福、沃格特两次大动荡之后噤若寒蝉,各自将资料牢牢地锁在自己的文件柜里,对公开合作十分抵触。

一个月很快过去了,巴里什没能说服自己他能保证项目成功。但他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斟酌、彷徨,而同时探测引力波的魅力也越来越令他无力自拔。他只好退而求其次,说服自己也“没法证明这个项目就不可能成功”。于是,带着一丝盲目的乐观,他决定走马上任。

1994年2月,LIGO又有了新的主要负责人。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