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1月5日，爱因斯坦还在洛杉矶过新年时，爱丁顿在英国数学学会年会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世界的终结》（The End of World）的主题演讲。他指出，如果宇宙一直膨胀下去，星系、星球之间的距离越拉越长，终将失去彼此之间的引力关联。这样，每个星球各自孤立，像热力学中所谓的“理想气体”中的原子一样自由运动，最后会趋向一个完全随机、无序的死寂世界。
这是物理学界从18世纪开始就推测过的“热寂”（heat death）。热力学中的孤立系统会自然地从有序走向无序，而浩瀚的宇宙从总体上看也正是这么一个孤立系统。宇宙的膨胀使得这样的一个世界末日变得更为现实、具体。
但这却并不是最让爱丁顿心烦的。毕竟世界无论何时、如何终结都还只是太遥远的未来。他更操心的是过去，也就是已经发生过的事情：我们今天看到的宇宙是膨胀的结果。在这之前，宇宙会比较小，星系之间会更密集。他充满戏剧性地描述道：如果像看电影“倒带”那样往回放，我们就会看到宇宙越来越小，星星之间越来越近。最终我们会看到这么一个时刻，宇宙的所有星星、星系、原子、分子、光子等等全都压缩到一个点上。然后……
然后就没法再继续倒带了——因为我们终于倒到了尽头。
爱丁顿表示这个想法让他不寒而栗。因为这意味着宇宙、时间都不是永恒的，有着一个的起始点。他抱怨道，“从哲学意义上来说，说我们所处的自然世界会有一个确定的起点，我觉得无法接受。”
爱丁顿这个演讲在那年3月初的《自然》杂志上发表。不久，杂志便收到了来自爱丁顿当年爱徒的回应。勒梅特也在思考同一个问题，便顺手写了一篇笔记，题目针锋相对地叫作《世界的开端——量子理论的观点》（The Beginning of the World from the Point of View of Quantum Theory）。这篇文章简短得不到500个英文词，没有一个数学方程式，内容却是石破天惊。
勒梅特旗帜鲜明地指出宇宙的确有一个开端，对这么一个概念也没必要像爱丁顿所感觉的那么难以想象、接受。
20世纪初物理学的一个重大发现是放射性。及至1931年，人们已经知道越大、越重的原子越不稳定，会自发地发生衰变。勒梅特觉得最初始的宇宙就是一个特别的原子——他把它称做“原始原子”（The Primeval Atom）。这个原子的尺寸是无穷小，但质量却是现在宇宙所有物质质量的总和——也就是说这个原子的“原子序数”（atomic number）是宇宙中所有质子数的总和（当时中子尚未被发现，原子质量便是其中的质子数目）。拥有如此巨大原子序数的原子自然会很不稳定，便会自发地衰变，逐次分裂成越来越小的粒子（当时，原子核“裂变”（fission）的概念尚未出现。），由此便逐渐演化出了宇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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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勒梅特1950年出版的宇宙起源专著《原始原子》（英文版）。 |
其实，在勒梅特之前，宇宙大小变化的真正始作俑者弗里德曼就考虑过同样的问题。弗里德曼发现的广义相对论的解中，宇宙大小既可以膨胀也可以塌缩。他最感兴趣的是宇宙是否可能在不停地来回“振荡”：膨胀到一定程度的宇宙会达到某个极限，然后反着收缩回来，直到极小，然后又开始膨胀……我们现在的宇宙有可能只是这个周期之中的一个。
身在苏联信息不通的弗里德曼对西方天文学家光谱红移的测量结果几乎没有了解，因此不可能把他的理论与实际沟通，只是围绕着场方程做数学游戏。在论文中，他只能提醒读者现时的实验数据尚不足于帮助我们确定宇宙真正的演变方式。
但是，如果宇宙是从一个大小为零的初始态膨胀到今天，作为虔诚教徒的他便自然地把这个过程叫做“创世纪以来的时间”（the time since the creation of the world）。也就是说，时间有一个开端，那便是圣经中的创世纪。
只是他的这些推测当时只有爱因斯坦等寥寥无几的理论学家有些许了解，直到勒梅特、哈勃的突破之后才开始为人所广知。
与弗里德曼不同的是，勒梅特在解释他的宇宙起源理论时有点战战兢兢。他小心翼翼地避免任何与宗教发生纠葛的可能，从来不像弗里德曼那样用“创世”（creation）这样的字眼，只是说“开端”（beginning）。
尽管如此，他的牧师身份——加上他的这个“宇宙蛋”实在太像圣经的创世纪——使得大多数物理学家不得不怀疑他是在挂羊头卖狗肉，打着科学的旗号贩卖宗教的私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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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在讲解宇宙理论的勒梅特牧师。 |
这就是所谓的“第一推动力”（first cause）。
在众多呈涡旋形状的星云被发现后，太阳系中行星绕太阳的公转不再需要什么第一推动：太阳系只是银河的一部分，而银河这个星云本身就有旋转运动。当然，星云从何而来，又是怎样旋转起来的，依然是一个谜。也就是说，第一推动——如果有的话——也是会发生在太阳系之外，更远更早的时候。
勒梅特的“宇宙蛋”则干脆把“第一推动”的可能性置放在最早的时刻：宇宙的诞生、时间的零点。
从哥白尼、伽利略以降，无数探索科学的先驱曾经饱受宗教威权的压力、惩罚，付出过相当的代价。20世纪的勒梅特则幸运得多，他的最接近“创世纪”的探索不仅没有被教会看作异端邪说，反而被认定为圣经的科学证明，因此对他大为赞赏。
已经处于科学和宗教夹缝中的勒梅特对来自教会的支持大不以为然。与他的牧师身份相比，他更是一位受过系统、严格学术训练的科学家，坚持“宗教的归宗教、科学的归科学”。他一再声明他的宇宙起源学说完全出自广义相对论的数学方程，没有任何先验成分。（他那篇《自然》论文的底稿上原来有个结尾，感叹物理学之奇妙，为上帝提供了一层面纱。在送交之前，他明智地删去了这句可能引发歧义的话。）
勒梅特在1936年教皇科学院（Pontifical Academy of Sciences）设立之初便是成员之一。当教皇（Pope Pius XII）在1951年正式宣布勒梅特的理论是对天主教的科学证明时，勒梅特公开表示了异议，再次指出他的理论与宗教无关。他和教皇的科学顾问一起成功地劝说教皇不再公开谈论神创论，更不再评论宇宙学。
牛顿的“第一推动力”背后，其实暗藏着经典物理学的一个辉煌成就。法国学者拉普拉斯（Pierre-Simon Laplace）曾经总结道：如果我们能够完全掌握世界在某一个时刻的全部信息——所有的作用力、所有原子所在的位置和速度——我们就可以通过物理定律完全、准确地预测将来任何时刻世界的状态。也就是说，一旦初始状态确定，我们便可以完全预知未来，既不需要有上帝来操纵，也不再有任何随机、非自然因素干扰。
如果说拉普拉斯所描绘的前提需要太多的信息量、超越人类的知觉能力的话，勒梅特把它“简化”成为一个极其简单的初始条件：原始原子。这个原子处于最理想化的有序状态（用热力学的语言便是它的“熵”是零），其中却蕴含着整个宇宙的所有信息。它其后的膨胀，什么时候在哪里会形成什么样的星云，什么时候在哪里会有什么样的太阳、地球，什么时候在哪里的原子、分子会组合成一个叫做“人”的生物，会如何行动、“思考”……
也就是说，按照拉普拉斯的决定论，所谓人的自主意识并不可能存在。所有一切的一切，都在大约100多亿年前那颗宇宙蛋中命中注定了。
勒梅特当时就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但他没有像爱丁顿那样“不寒而栗”。他进一步指出，就在几年前，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刚刚在量子力学中提出了著名的“测不准原理”（uncertainty principle，更准确地应该翻译为“不确定原理”）。在量子条件下，我们不可能完全掌握某个时刻世界的所有状态信息，任何时刻的宇宙都带有着内在的不确定性。因此，即使是从一个最简单的宇宙蛋演化出来的宇宙，也会带有很强的随机性——人类的自主意识也因此有了可能。
量子力学也是20世纪初的新科学，当时的研究对象集中于原子、电子这些尺度极其微小的粒子，似乎与尺度最大的宏观宇宙风马牛不相及。但在勒梅特的眼中，浩瀚宇宙也不过来自一颗原始原子。
更进一步，勒梅特指出这颗原子本身可能就是来自“真空”。因为在量子力学中，真空并不是一如既往的空空如也，也带有内在不确定性，会随机地发生粒子的产生和湮没。宇宙蛋也许就是这样一个“无中生有”的随机产物。
就这样，量子理论进入了宇宙学领域，实现与广义相对论的第一次握手。
爱因斯坦显然很喜欢冬天的南加州。1932年12月，他连续第三年来到加州理工学院访问。这一次，密里根也同时邀请了正在美国天主教大学里担任访问教授的勒梅特。这是爱因斯坦与勒梅特的第三次见面。勒梅特这时也已经成为一个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因为他的牧师、科学家双重身份，他在美国的科学活动经常得到好奇媒体的追逐。这两位宇宙学巨匠的交流更是当时记者趋之如鹜的新闻。
还是在师从沙普利攻读博士时，勒梅特在麻省理工学院接触到最早期的电子计算机（而不是哈佛“后宫”的人肉“计算机”）。他当时便试图使用这一新兴技术研究造父变星的周期来源。这时，他又与麻省理工学院的瓦拉塔（Manuel Vallarta）合作，用计算机模拟研究宇宙射线，通过宇宙射线强度与地球纬度的关系证明了宇宙射线由带电粒子组成，其在大气层中的轨迹受地磁场影响而集中在地球两极。
在他们的论文中，勒梅特特意指出宇宙射线的来源可能相当古老，其中也许会含有当初“宇宙蛋”爆发时的成分。那些遗留至今的辐射的波长会随着宇宙的膨胀不断地变长。
当勒梅特在洛杉矶讲解这个新成果时，曾经觉得勒梅特物理很糟糕的爱因斯坦也叹为观止，当场起立鼓掌，赞曰：这是我听到过的最漂亮、最令人满意的理论。
就在爱因斯坦与勒梅特在南加州相谈甚欢时，外面的世界在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希特勒（Adolf Hitler）在德国上任首相，整个国家很快陷入纳粹恐怖之中。作为犹太人，爱因斯坦首当其冲。在他回欧洲的旅途中，他的住所遭到纳粹党徒搜查，他被怀疑为参与走私武器的阴谋活动。爱因斯坦一到欧洲便在比利时下船滞留，终身再也没有踏足德国土地。
1933年10月17日，爱因斯坦终于来到美国定居，在新建立的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度过他的下半生。在那里，他研究了广义相对论中的引力波、量子理论的完备性等重大物理问题，但更专注于他理想中的“统一场论”，逐渐与物理学主流脱节。终其余生，他没有再回到宇宙学领域，也没有再度访问南加州。
短短几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二战）爆发。世界各地的科学家不再有自己平静的书桌，也不可能再倾心于那满天的星斗、思考宇宙的来源、意义。他们有更迫切的任务。如果不是在逃亡的话，他们以各种方式投入国防大业，现实地报效自己（各自）的祖国。
二战不仅是士兵、武器的厮杀，也是科技的较量。在雷达、弹道等军事科技上，物理学家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而最著名的莫过于以原子核物理为基础的原子弹的发明、建造和使用，加快了战争的结束。
而未曾料到的是，也正是战争中发展的核物理为宇宙学的研究带来了下一个重大突破。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