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与《赫芬顿邮报》，谁更自以为是？

本届美国总统大选因为出现了川普这么个口无遮拦、百无禁忌的候选人引起诸多轰动，新闻价值徒增，各类媒体争先恐后地追踪他的每一个集会、演讲和辩论，多方品头论足。但与此同时，他那四处点火、八面攻击的言论也让一些以社会精英自居的媒体人颇为头疼，引发出“二阶”争议。

《赫芬顿邮报》的编辑们已经为了如何报道川普的竞选发了半年的囧。

《赫芬顿邮报》不是一家传统的报刊，而是十来年前随着互联网大潮兴起的纯电子版的网站。其创始人阿丽亚娜·赫芬顿是来自希腊的移民，早期曾经辅助前夫作为共和党候选人在加利福尼亚州竞选联邦参议员而崭露头角。随着她在政界和媒体中地位的提高，她的思想倾向也逐渐从右转为左。虽然《赫芬顿邮报》自我标榜中立，但还是被公认为是美国左派的喉舌。该网站经营有方，包含对政治、时事和娱乐界等读者关心的实时报道，为诸多公共人物提供个人博客空间，并且利用网络优势通过各种留言板、讨论区促进作者和读者之间的交流和互动，因此成为有一定影响力的新兴媒体。

今年大选拉开序幕后，《赫芬顿邮报》与其它媒体一样广泛报道。六月中，川普投入竞选，更是如同给媒体打了一针兴奋剂，一时间有关川普的新闻和轶事铺天盖地，几乎垄断了全部头版新闻。起初，《赫芬顿邮报》也没有例外，虽然她的报道都带有一定的左派视角。

但也就维持了一个月。随着川普不按常理出牌，自行其是无所顾忌地四处攻击行为的加剧，该报的编辑坐不住了。两名编辑联名发表了一个声明，认为川普的竞选“只是一场闹剧，我们不再上钩”（“Trump's campaign is a sideshow. We won't take the bait.”）他们决定不再在该报的政治时事版——也就是头版——刊登任何有关川普竞选的新闻，而把这些新闻挪到娱乐版，仅供人茶余饭后消遣之乐。

《赫芬顿邮报》的这一做法没有获得其它媒体的认同。美国作为一个言论、出版自由的国家，媒体公司对自己的报道内容和方式有完全的自主权。但作为严肃的媒体，对新闻的采选应该按照其新闻价值做选择，而非媒体本身的喜好。川普的竞选方式虽然引起很多人反感，但他在共和党初选的民调中一直处于领先地位，说明他与其他候选人相比有最强的选民基础，因此其新闻价值是无可争议的。所谓“闹剧”，只是该报编辑的主观看法。而把编辑态度引入内容的编排和取舍，是新闻报道的大忌。

尤为讽刺的是，认为川普竞选不严肃的编辑们在回答同行质疑时自己表现出很不严肃的态度，坚持他们的做法是正义的。当被问到他们在什么条件下会恢复对川普的实质性报道时，他们轻佻地答道：“等他真的当上总统再说吧。”意即绝无可能。他们觉得川普是一时的心血来潮，其支持者也不过是起哄架秧子，狂热一阵子就会消散了。热潮过后，川普便会逐渐偃旗息鼓，没人注意了。当然，那时候持这一看法的远远不限于他们。

然而，该报的编辑过于自信了。川普的竞选超出了几乎所有人的预料。夏天过去了，秋天也过去了，川普非但没有消失，其阵营反而越来越强大，民调不断攀升，一度遥遥领先。《赫芬顿邮报》自己的记者因为辛苦采写的新闻被埋没到娱乐版无人问津而公开抱怨。网站的人气也逐渐下降，面临失去自身存在价值的威胁。到12月初，他们终于再次坐不住了，不得已把川普的新闻恢复到政治时事版——也就是头版。为了给自己下台阶，赫芬顿亲自发表声明指出他们之改变主意，是因为川普言论的丑恶和危险，必须在媒体上暴露。

不过，他们还是没有甘心。今年1月底，他们又想起一个新招，宣布今后他们凡是提及川普的新闻报道的后面都将附上一个简短的编者的话：“读者注意：唐纳德·川普是连环骗子、猖獗的排外分子、种族主义者、仇视妇女者、质疑奥巴马出生地的人和欺负人的霸凌，他曾多次保证要禁止所有的穆斯林——一个宗教的全部16亿成员——进入美国。”

这又是一个美国严肃媒体历史上几乎史无前例的举动。虽然作为附录的编者笔记不是报道的一部分，没有完全突破新闻报道（客观）和社论观点（主观）之间的界线，但作为一个标榜中立的媒体在对竞选的新闻报道中如此区别对待一位个别候选人，将编辑主观看法强加于读者的做法还是很令人惊诧的。

本届大选刚刚开始，今年还会有很多跌宕起伏。川普是否能保持其势头赢得共和党候选人资格还是未知数。而如果他成功，在与民主党候选人单独对决时，《赫芬顿邮报》是否还能够继续如此明目张胆地站偏台，也是会颇引人注意的。


而这届大选给媒介出难题的也不局限于川普的大嘴。纽约前市长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前不久放出风声他可能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加入大选。布隆伯格的个人财产比川普还富有多倍，其出马自然不可忽视。他本人作风稳健，不会引发像川普那样的争议。但布隆伯格本人便是媒体起家，拥有巨大的布隆伯格（彭博）新闻实业集团。他可能参与竞选的消息刚发出，其公司的驻华盛顿特区新闻主管便立刻宣布辞职——该主管认为她作为布隆伯格的下属的职位和她作为新闻记者的职责存在不可逾越的利益冲突，不可能公平地报道老板的竞选活动。

布隆伯格是否参选亦还是未知数。而他自己的媒体如何处理这一新闻事件，是否会引发出另一桩囧事，尚可拭目以待。

（2/7/2016）


米帝囧事

非法移民子女的公民资格

似乎全世界的人都知道，只要孩子出生在美国领土上，就会自动成为美国公民。从中国人的“月子中心”到墨西哥人的大举移民，不少外国家庭想方设法地把自己的孩子生在美国，为自己的下一代提供追求幸福生活的最佳条件。这个现象已经有相当长的历史，但直到本届总统大选，才有敢得罪人的川普作为候选人公开质疑其背后的法律依据。

美国的国父们最初修订宪法的时候，并没有对公民的资格下特别的功夫，宪法文本中使用公民一词时也没有专门解释。按照当时的英国普通法惯例，这是默认在美国出生的人都是美国公民（尽管当时的公民还有着“自由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区别，在选举权上存在限制）。

建国后，南方一些奴隶曾经诉诸法庭，以宪法为根据争取他们的公民权益——因为在那个时代，奴隶的后代还是奴隶，是奴隶主拥有的财产而不是自由公民，尽管他们出生在美国领土上。1857年，最高法院对这样的一个案例做出判决，确定所有被作为奴隶带进美国的非洲裔人和他们的后代不受美国宪法保护，永远不能成为美国公民。这一判决加剧了当时一触即发的南方蓄奴州和北方自由州之间的矛盾，是内战的导火索之一。


残酷的内战结束后，政府立即着手保护被解放的奴隶的法制工作。国会在1866年通过第一个民权法案，确定了所有公民的平等权利。两年以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宪法第14修正案获得通过。该修正案内容覆盖面很广，是对公民平等权益的一个综合。她更开宗明义地第一次为公民权作出定义：“所有在美国出生或归化——并接受美国管辖——的人，都是美国以及其所在的州的公民”（All persons born or naturaliz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ubject to the jurisdiction thereof, are citizen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of the State wherein they reside.）。

和几乎所有法律条文一样，这个定义也不是无懈可击的。尤其是插在中间的那个“并接受美国管辖”限定词，其含义便比较模糊。之所以加进这个句子，是为了排除两类在美国出生的人：生存在美国领土上但拒绝美国政府管辖的印第安人和外国政府派遣的外交使节或者入侵军队。后者显然不受美国政府管辖，美国也绝不能把战争期间入侵美国的官兵在美国出生的孩子都当作美国公民来看待、保护。按照这个理解，外国人进入美国，无论是访问还是工作，只要不是官派的外交官，其在美国出生的孩子都自动获得美国国籍。

但对“接受美国管辖”的理解也不是这么直截了当。非法移民接受美国管辖吗？他们的到来并没有得到美国政府的批准，在美国也是以无身份的“黑户”方式生活，很难说他们在法律意义上接受了或能接受美国的管辖。的确，即使是那些不愿意把他们称之为“非法”的支持者也不得不把他们叫做“缺乏文件”的人。缺乏什么文件呢？自然就是接受美国管辖的文件啦。这正是川普等人得以质疑非法移民子女公民权的依据所在。他们认为现在对第14修正案的诠释过于宽松，违背了条文的原意。更有人干脆就把来自墨西哥的大规模非法移民类比为入侵美国的军队。


然而，最高法院的确曾经为此做过辩论和裁决，而其根源还是一位华人所开创的历史先河。

1882年，第14修正案通过十几年后，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不再允许华人来美国。当时已经在美国的华人也被永久禁止成为美国公民，他们一旦离开美国，便不再被允许返回。在这种情况下，在美国的华人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永久回国或者在美国坚持但不得回国探亲访问。然而，当时在美国的华人中也不尽是第一代移民（其实他们也算不上移民，来美国的主要目的是打工），也有一些是在美国当地出生的。

黄金德（Wong Kim Ark）就是这样一位年轻人。他出生于加州旧金山市，在当地唐人街做厨师。他的父母也许因为《排华法案》的影响，在1890年就回中国了。当时大约17岁的黄金德自己留在美国。那年，他还独自到中国去探望父母，然后顺利回到旧金山。1894年，他再度去中国探亲，但这次回来时却被海关拘留在天使岛，拒绝入境。加州的官员认为黄金德的父母来自中国，接受的是中国皇帝的管辖。因此，出生在加州的黄金德不符合第14修正案的条件，不是美国公民。因为《排华法案》，他不得入境。

年轻的黄金德走上了维权的道路。在华人和白人的一些律师协助下，他把官司从加州法庭一路打到了最高法院。这个案子的关键之处便是黄金德出生时他父母和本人究竟是“接受中国皇帝的管辖”还是“接受美国的管辖”，也就是第14修正案条文中留下的那个模糊之处。

最高法院的八名大法官中，六位最终站到了黄金德一边。他们具体列举了不能算作接受美国管辖的特例（印第安人、入侵军队、外国外交官以及出生在美国领海内的外国船只上的孩子），然后裁定除此以外的所有在美国的人士都应该理解为接受美国的管辖。因此黄金德拥有与生俱来的公民权，并不受《排华法案》的限制。另两位大法官（包括首席大法官）则作为少数派提出异议，然而他们的反对意见与对修正案的诠释无关。

这一裁决具有里程碑意义。黄金德不仅赢得了他自己的权益，还为他之后100多年来的所有合法和非法移民的后代确认了公民身份。1982年，最高法院在另一桩案例中援引了黄金德的案例作出判决，即使是非法移民的在美国出生的后代仍然符合“接受美国的管辖”条件，因此是美国“自然出生”的公民。

最高法院的决定一言九鼎。现在川普等人想改变对非法移民子女公民权的认定只有两条途径，一是通过打新的官司迫使最高法院作推翻过去的案例，二是修改宪法，明确规定非法移民后代不能因为出生在美国而自动获取美国国籍。在今天的美国，这两者都近乎不可能。

（1/23/2016）


米帝囧事、人物

美国总统的公民资格

最近几年，美国人突然与国籍较上真了，尤其是总统和总统候选人的国籍。说到底，这还是当年建国的那一批不朽的国父们所遗留下的囧事。

国父们在设计宪法时，对在这个新生国家实行直接民主还缺乏足够的信心。他们担心欧洲的某些权贵会迁居这里，归化为美国公民，通过大选赢得总统职位，然后身在曹营心在汉地损害美国利益。于是他们在总统资格中加上了一条“必须是自然出生的美国公民”（Natural Born Citizen）的规定，也就是说美国总统必须由出生时便具备美国公民资格的人员担任。出生时为他国公民、后来移民归化为美国公民的人因此被排除在外。（总统资格上另外还要求必须35岁以上、在美国至少有14年居住经历。）

在美国政府各级官员中，只有正副总统（因为随时有继位的可能，副总统资格要求与总统一致）有这个要求。归化的公民可以担任包括部长、议员、大法官等各种官职，不受此限。

宪法里有了这一条，却并没有为这个“自然出生”做一个确切的定义。那年头还没有全球化，国际旅行亦颇为罕见，没有被当作大问题看待。按照惯例，这样没有定义的词语是根据当时的英国普通法中习惯用法来诠释，然后在历年的法庭判例或修正案中加以澄清或补充。美国历史还不长，当选和竞选总统的精英阶层来历并不复杂，这样的法庭考验还未来得及进行。因此，每每有候选人在这上面有疑问，便会出现争议。他们的一些竞争对手更会有意无意地推波助澜，试图浑水摸鱼。

法学界认为那时英国普通法中的“自然出生”的公民包括在英国本土（基于土地：jus soli）出生的所有人（包括非法移民父母的孩子），以及在海外出生的英国公民的孩子（基于血缘：jus sanguinis）。但后者较前者相比还具备一定的争议性。沿用到美国，在本土出生的公民竞选总统是天经地义的，而出生在他国的人就会因为这个尚未有法律定论的漏洞遭受攻击。

美国现任总统奥巴马的母亲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父亲是肯尼亚人。两人在美国相识、结婚后在夏威夷诞下奥巴马。从他参与总统竞选开始，就有传言说他的实际出生地是在肯尼亚。如果属实的话，奥巴马便不具备基于土地的自然公民权，其担任总统的资格只能源于母亲的血缘，会大打折扣。但幸运的是，夏威夷州政府出面证实该州的确保存有奥巴马在当地出生的原始出生证，保证了其竞选资格的合法性——虽然质疑者在那之后还依然喋喋不休。

无独有偶，八年前与奥巴马对阵的共和党候选人约翰·麦凯恩也面临同样的质疑。麦凯恩出自军人世家，出生时其父亲正在巴拿马的美军基地服役。他便诞生在该基地，并非美国领土。2008年4月，麦凯恩的联邦参议院同事们出于对为国效力的军人的尊重专门通过了一项决议，认定他为自然出生的美国公民（奥巴马也投了赞成票）。但该决议只是参议院的意见表达，并不具备法律意义。同年，美国一位法官裁决麦凯恩“高度可能”是自然公民，却也留下了一个口子。如果麦凯恩在那次大选中击败奥巴马，这个官司有可能会继续打下去。

四年后，与奥巴马竞争的共和党选手米特·罗姆尼是土生土长的美国公民，本人没有这方面的争议。但有意思的是，他父亲乔治·罗姆尼在1968年竞选总统时因为出生于墨西哥也曾面临过同样的难题。“好在”他的竞选没坚持多久便在党内败给了尼克松。

即使是在美国“本土”出生的候选人有时候也会意外触雷。1964年的共和党候选人巴里·哥德华特出生于亚利桑那。可他出生时该地还不是美国的一个州，只是尚未合并的领地。而1992年与比尔·克林顿一起当选的副总统艾尔·戈尔出生于首都华盛顿特区，也不是美国的州。（华盛顿特区的居民在国会中没有代表，也没有完整的选举权。）他们的资格都有一定的可争议成分。好在美国人没有过于斤斤计较，认可了他们的基于土地资格。


那么，本届大选中争议的目标指向哪位呢？他是共和党的候选人之一，得克萨斯州的联邦参议员泰德·克鲁兹。在政坛上还属于青年才俊的克鲁兹1970年出生于加拿大。他的母亲是美国公民，父亲是古巴裔，在克鲁兹出生后才陆续成为加拿大和美国公民。因为加拿大承认双重国籍，他出生时便同时拥有加拿大和美国（源自母亲）两国国籍。克鲁兹4岁时便随母亲移居美国，在得克萨斯长大并逐渐在政坛崭露头角，直至赢得联邦参议员席位并参与竞选总统。两年前，为了避免被人质疑其忠诚，他通过法律程序正式放弃加拿大国籍，不再是加拿大公民。

但因为他出生于加拿大，并不具备基于土地的自然公民权。他父母只有一方是美国公民，在本来就有争议的基于血缘上也相对比较弱。共和党中民意领先的候选人唐纳德·川普便公开提出“疑问”，认为克鲁兹如果赢得党内初选，将会在这个问题上遭到来自民主党和其它势力的法律挑战。几年前，川普也正是质疑奥巴马出生地的活跃人物之一。

克鲁兹目前的民调趋势正在上涨，成为挑战川普领先地位的最强有力对手。因此也成为被他攻击的目标。在党内初选投票即将展开之际，川普在出生资格问题上的挑战是否能收到效益，还将拭目以待。八年前，也正是类似的时刻，大量质疑奥巴马出生地的电子邮件被散发到民主党选民信箱里。很多人怀疑该邮件轰炸的背后操盘手是与奥巴马竞选的希拉里·克林顿班子，民主党选民出于对克林顿夫妇做小动作的厌恶而大举转向支持奥巴马，反而成就了后者在党内的获胜。

随着全球化和人类迁徙的进展，可以预见今后会有越来越多的候选人面临这一扑朔迷离的难题。也许需要有一个类似乔治·罗姆尼、麦肯恩或克鲁兹这样的人当选，引发一场彻底的法庭辩论和判决，才能完全确定“自然出生”的定义。或者，也许美国社会能够同心协力，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这一过时而不公平的限制，一劳永逸地将所有公民一视同仁，在总统资格上不再过问出生地。

毕竟，有相当一部分美国人认为像出任过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电影明星阿诺德·施瓦辛格应该有资格担任美国总统。施瓦辛格是出生于奥地利、归化为美国公民的移民。

（1/19/2016）


米帝囧事

大数据时代的美国竞选——桑德斯和克林顿之间的数据囧事

这届美国大选，共和党一方因为商界大亨川普（Donald J Trump）出战并意外地领先群雄而吸引了绝大部分眼球。民主党这边稍逊风骚。虽然他们也有异军突起的参议员桑德斯（Bernie Sanders）高举起社会主义大旗，但其势头始终无法逼近风头稳健的主流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因此民主党的初选，无论是政见还是辩论，都未能引起广泛注意。

倒是前些天突然发生的一起数据泄露“丑闻”，才让人们醒悟到民主党内部也在进行着激烈的初选博弈。

而这起所谓的丑闻，其实不过囧事一桩。


俗话说，一个人的能力常常体现在他的通讯录上。在与人打交道的政坛和商界，通讯录便是关系网，缺之寸步难行。而在民主选举的社会里，政客的通讯录不只是身边的朋友和敌人，更扩展到广泛的选民：哪些选民有可能对哪些主张支持或反对？哪些选民有可能会在选举日去为自己投一票？更重要的是，哪些选民更有可能为自己的竞选捐款献金？这些至关重要的信息都收集在政客的广义“通讯录”里，或者用现代的语言，数据库里。

前些天的丑闻，便是桑德斯的竞选班子成员“无意间”看到了克林顿班子的“通讯录”，因而“窃取”了对方最宝贵的政治情报。


美国只有总统的选举是全国性的。联邦参议员选举在各州范围举行、众议员在州内划出的选区内进行，而州一级或以下官员的选举则在更小的选区范围进行。在小选区里，候选人及其团队对当地的选民——至少是通常积极投票的那部分选民——有一定的切身了解，比较容易建立直接的联系，说服选民为自己捐款和投票。

这样的“零售式”竞选不适用于全州或全国性的选举。竞选总统更必须学会“批发式”地联系选民。大规模地联系选民方式主要有两种，其一是通过媒体广告、演讲、电视辩论等大众传播手段让选民认同自己；其二是组建庞大的竞选机构，发动大量的代言人和志愿者在各州各地为自己联络选民。如同战场，前者通常被称为“空中作战”，而后者则是“地面作战”。为了取胜，两者不可或缺。

“空战”为人熟知，它的成败主要取决于候选人的知名度、媒体形象和为了支付巨额广告费用的筹款能力。“地面作战”则相对隐蔽，比较不引人注意。其实，竞选中更多的人力物力是投入在地面部队。毕竟，选战的胜利最终取决于一个个的选民被说服成为自己的支持者，并在选举时为自己投出他们手中的那一票。

全国性的选举选民数量巨大，不可能漫天撒网去争取每一个选民，即使能做到也是浪费资源。有效的地面作战是知己知彼、有的放矢的运作，即对各选区、居民区的选民诸如政治倾向、关心的问题、参与热情等等基本情况事先有充足的了解，然后遴选可争取的对象，有针对性地进行游说、动员。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收集整理、不断更新大量琐碎的选民信息，加以各种数据分析手段，使之成为有效实用的工具。这正是当前“大数据”时代的拿手好戏。

最早在竞选中运用大数据技术的是这行业中的职业操作手。他们不是政客，而是在每个选举期时选择合适的候选人，加入其竞选阵营提供民意调查和数据分析等方面的咨询服务。因为他们的贡献，候选人的多数决策不再是靠直觉或猜测，而是在以数据支持的基础上做出，即根据确实情报来调整候选人的演讲措辞、辩论策略以及日程安排——去什么地方访问、会见哪一部分选民等等。

久而久之，这些职业咨询人各自积累了大量的选民资料，拥有相当规模的“通讯录”，成为竞选中不可或缺的力量，更是候选人不惜重资聘请的专家。2004年，共和党的布什总统在不利的形势下险胜民主党凯瑞的挑战，以极其微弱的优势获得连任。这一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共和党旗下的咨询专家对选民信息的掌握和因此对竞选资源的有效分配。

痛定思痛，民主党在2005年决定建立他们自己的竞选大数据运作。与他们推崇集体协同的政治理念相符，民主党认为他们可以比共和党更高出一筹，在党内采用“民主集中制”：建立统一的选民“通讯录”，为该党所有候选人服务。每次选举开始时，每个候选人都会得到一份党部所掌握的最及时、详尽的选民信息数据库。党内初选期间，各候选人在此基础上各自进行自己的选民调查、访问、游说、动员等行动，其间所掌握的选民信息归自己所有，对其他候选人保密。一旦选举结束，所有这些信息全部上交，由党部汇总对统一的数据库进行修正和更新，形成新的版本供下一轮选举候选人使用。

这一资源共享的安排卓有成效。民主党在2008和2012两届大选中，在大数据的运用上已经超过共和党。他们党内初选结束后，所有候选人所收集到的数据均汇总提供给胜出的提名人，全党在资源上得以团结一致对外，为奥巴马两次赢得总统席位立下汗马功劳。尤其是2012年，奥巴马与罗姆尼的选战非常接近，最后结果取决于俄亥俄等一两个摇摆州，而这些州的结局又取决于其中几个摇摆选区，甚至是几个小镇。民主党的数据库精确地预测了几个关键选区在选举前夕的走向，引导奥巴马派出大批人马到那里走家访户，敦促、协助己方支持者前往投票站投票。正是这样的地面部队确保了那次选战的获胜。


民主党的这一战略决策在技术层面的具体实施上却也不是没有漏洞。为了数据共享和汇总的方便，民主党将他们的数据库外包给一家技术咨询公司，要求所有候选人自己的操作都在该公司的平台上进行。党内初选期间，各候选人在统一的数据库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数据空间，它们之间由安全系统设立“火墙”隔离，互相之间无法串访。

今年12月18日，该技术公司在更新软件系统时意外地导致安全系统失效。在一个几十分钟期间，候选人的数据之间暂时不再有隔离。桑德斯竞选班子的成员因此看到了克林顿竞选班子所收集、分析的一部分数据文件。

克林顿竞选班子的人很快获知这一消息，大骇，立即举报指控桑德斯的人使用了黑客手段偷窃他们的私密情报，大有“水门事件”再现的架势。民主党党部风声鹤唳，干脆利落地冻结了桑德斯人员在整个系统的帐号，导致他们无法存取自己的数据材料，竞选行动几近瘫痪。舆论一时大哗。

桑德斯诉诸法庭，控告民主党党部，终于迫使对方在48小时后恢复了他们对自己数据资料的使用权。同时，他也在随后的民主党候选人辩论会上当众向克林顿道歉，并解雇了在该事件中负有直接责任的三名助手。似乎很快地平息了这场纠纷。

然而在幕后，波动还在继续。桑德斯的助手坚持他们是无辜的，只是在发现系统故障后想核实情况准备向党部报告，并没有盗用克林顿资料的企图。他们认为党部不分青红皂白冻结他们的帐户的行为才是对竞选行动的最大祸害，是党部偏袒克林顿一方的又一表现。（克林顿夫妇在民主党内根深蒂固，无论是党部还是那家管理民主党数据库的咨询公司高层都有很多是他们夫妇俩的旧部。）


2015年可以说是美国的数据安全灾年，从联邦政府到商界巨头都曾因为计算机系统的疏漏或被攻击造成多起重大数据外泄事件。克林顿本人一直无法摆脱她在国务卿任期内使用私人电邮帐户处理政府事务的不当行为的阴影。相比之下，民主党内部数据库管理中出现的纰漏并不是什么大事。但也正是这么一件囧事，又一次提醒人们大数据时代的威力和风险。

（12/29/2015）


米帝囧事

美国军人的职业精神和民主政体对军队的约束

1861年，美国处于危机之中。林肯当选总统后，最南方的七个州相继宣布独立，内战迫在眉睫。南北两边都在极力组建、增强自己的军队，网罗有能力的将领。有意思的是，双方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投向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李（Robert E Lee）身上，希望李能加盟自己这方做军队统帅。

李是西点军校的高材生，毕业后在对墨西哥战争中崭露头角，是当时军队中的新星。他本人并不赞成南方的独立活动，曾表示过宁愿解放全部黑奴也不愿分裂国家。但在国家正确实地走向分裂之际，他作为军人的最终态度却是忠诚于他的弗吉尼亚州：州政府选择哪一方，他便是哪一方的军人。而弗吉尼亚州的选择由该州的人民和政客决定。

那年4月，弗吉尼亚州终于决定从联邦独立，加入南方的叛逆邦联。几乎同时，北方政府决定授予李将军军衔并委任他为保卫华盛顿市的总指挥。李婉拒，黯然独自离开了北方的首都，回到弗吉尼亚担任了那里南方军团的总指挥。在内战初期他屡屡出奇制胜、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成为南方的中流砥柱。可以说，如果他更多地按照自己的意愿成为北军的首领，南北两军的战斗力此消彼长，美国内战的旷日持久和残酷都可能大大减低。

李将军在国家分裂这样的大是大非问题上把个人的命运完全交付于州政府的态度虽然不无争议，却是军人服从文官的职业精神的集中体现。与此相应，南北两个政府均对他委以重任，丝毫不怀疑他的立场是否可靠，也是对这一职业精神最充分的信任和回报。

美国军人的职业精神传统根深蒂固。美国最早的正规部队是独立战争中的大陆军，其建军、预算和战略决策都由当时的临时议会统一号令。从总司令华盛顿以降的各级官兵虽然每每对议会的官僚牢骚满腹，但没有人会公开违抗议会，实行所谓的“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军人的职业精神要求他们必须服从代表着人民意志的议会。


当然，仅仅靠个人职业精神的约束也是不够的，因为总会存在着诞生个别野心家的土壤。美国建国的国父们几乎一致认为在和平时期维持一支常规的军队是对民主制度的一大威胁。独立战争胜利后，华盛顿坚持凯旋的大陆军官兵立即解甲归田，自己也辞去总司令职务。新的国家将只保留维持安全的极少的武装力量，只是在遇到新的危机时才临时召集成立军队应战。

这一愿望很快落空。独立后的美国在全国各地仍然处于与当地的印第安人持久的拉锯和战争状态，临时组建的乌合之众无法应付印第安人的进攻，屡遭败战，证明了国家保持正规、职业化的军队的必要。在这样的形势下，如何才能保证军队服从政府和人民的意志呢？那只能在体制上尽量削弱军人对权力的影响和独占。

首先，美国宪法明文规定召集和资助军队的权力属于代表民众意志的国会，而国会对军队的拨款一次不能超过两年。在美国拥有一支强大、昂贵的职业军事力量的今天，国会仍然每两年需要重新通过新的拨款法案。虽然基本上已经流于形式，这一举措的目的在于国会随时可以大幅削减甚至断绝军队的财源，用经济手段遏制军队的膨胀。

其次，宪法又对军队最举足轻重的权力做了分权安排，规定由总统——而不是职业军官——担任全军总司令，对军队拥有最后决定权。同时，作为总司令的总统却没有宣战的权力，后者属于国会。（这最后一条在近代却一直没有真正严格的实行。美国最后一次由国会正式宣战的还是二战。其后的诸多战事，包括越战，都不属于“战争”而是总统决定的“军事行动”，议会或者授权或者认可、默认。）

除了总统担任总司令以外，美国法典还规定国防部长必须由文官担任。现役军人在离开军队之后必须等待七年才有资格以文官身份担任国防部长。此外，每个军种（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海岸卫队）均由文官担任该军的部长，也是最高统帅。各军种的最高级军官以及由他们共同组成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则只担任参谋和军事助手的角色。

总统是由全体公民投票选举产生的。国防部长和各军部长则与其他行政长官一样，由总统提名、参议院通过方可上任。他们的选拔和任命过程完全独立于军队的影响，而他们的人选军队也完全无权干涉。


在这样的体制下，民选的总统以总司令之威对军队有说一不二的支配力。内战时期，没有李将军的北方军队屡战屡败，畏敌不前。林肯总统接连撤换了三名总指挥才最终得以扭转战局。被撤换的将军虽然各有怨言，但无人能挟兵自重而抗命不遵。

朝鲜战争期间，前敌总指挥麦克阿瑟认为要克敌制胜必须轰炸中国志愿军的后勤支援，包括中国东北。这与总统杜鲁门试图将战争范围控制在朝鲜半岛的战略冲突。麦克阿瑟将此分歧公之于众，以他在二战期间的战功和人气在美国社会引起轰动和对总统的不满。杜鲁门认为麦克阿瑟越界，必须撤换。在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意见时，那些麦克阿瑟的老战友们一致认为，从军队的立场出发，绝对不能在社会上造成误解，以为拥有二战胜利辉煌的美军已经不再能够接受文官政府的领导。于是，麦克阿瑟被撤职。他回到美国本土时受到凯旋般的欢迎，但很快如他在国会演说中所言——“老兵不死，他们只是逐渐褪色”——而褪入历史，美国国父们所建立的分权体制经受住了考验。

2010年，美军在阿富汗战场的前线指挥官麦克里斯托因为对政策不满在媒体公开嘲笑包括副总统在内的政府官员而立即被奥巴马总统召回，被迫辞职。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美国的总统不需要“杯酒释兵权”的谋略，他们有制度。

美国历史上很多总统年轻时服过兵役，属于行伍出身。他们都是在离开部队之后以平民身份竞选，当选后忠实地平衡着文官总统和军队总司令的双重职责。近代最为显赫的是二战时盟军总指挥艾森豪威尔。他在胜利后以国家英雄的声望竞选，顺利入主白宫。但也正是这位几乎一辈子投身兵戎、身经百战的老将军在卸任时向全世界敲响了警钟：二战之后急剧膨胀的军队和为他们服务的军工企业已经形成巨大的利益集团，他们在国会和民众中有超常的影响力，是对宪法规定的军队受代表选民利益的文官控制原则的新威胁。可以说，这是国父们当年对军队的警惕在现代的回响。

半个多世纪以来，艾森豪威尔的警示时常回响在政客的演讲、媒体的评论和民众抗议的请愿之中。这已成为美国人民——包括军队里的官兵——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必须警惕军队权力的膨胀，维护民选政府的权威，从制度上保证军队接受人民的监督。

（11/27/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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